国内学界对文化马克思主义持有的总体看法，是认为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的传播，特别是马克思经典文本的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认识到“经济决定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的偏颇，将“文化作为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构成”视为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着眼点。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体发展的浸润，也担负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关涉的两大主题：“一是哲学理论，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解释……二是批判理论，主要是对现代性的批判。”[26]对于文化马克思主义而言，一方面，他们对第二国际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单一线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作出批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文本，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意；另一方面，他们从“文化”的视角形成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把文化批判作为剖析现代性社会深层矛盾的发端和利刃”[27]。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正是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两大主题，并进一步发展了具有自身学术特质的思想理论。

其一，文化马克思主义从文化理论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决定论的批判。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批判“经济决定论”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从文化分析模式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形成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基调。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都受到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借助社会心理学和文化社会学，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进行批判。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在对大众文化批判的基础上，以经验主义的认识论阐释“文化”的内涵，复原了文化的本真意义。在整体上，文化马克思主义通过卢卡奇的“革命的文化主义”、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科尔施的“主观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和“整体斗争方式的文化”，以及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多元文化研究”，都呈现出了与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径的对立，批判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式理解，进一步揭示了文化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国内关于文化马克思主义反驳“经济决定论”的研究文章比较丰富，如沈江平的《文化转向与历史唯物主义“重建”》[28]一文，系统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第二国际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主张不能把经济看作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忽视甚至否认文化作用的观念。

其二，文化马克思主义批判文化被资本逻辑裹挟的商业化发展模式，从“消费主义批评”“大众文化批判”“工具理性批判”“科技社会功能批判”“劳动异化批判”“日常生活批判”“爱欲压抑批判”和“生态危机批判”等不同方面，形成了对现代性的总体性批判。文化马克思主义所直面的现实问题就是工业化社会对文化运行秩序的严重干扰和破坏，文化落入了资本的循环链中。为此，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从政治经济批判转向文化批判，对文化的资本化而促成现代性社会人的全面异化进行深刻揭露和批判。国内从资本主义现实历史语境对文化马克思主义学术渊源的讨论主要有：孟丽荣、孟保芹从资本主义的工业生成到文化工业的兴盛，探讨了文化马克思主义转向“文化”批判的现实基础，即文化被置于现代化工业的体系之中，认为文化马克思主义集中批判了文化工业的生产和文化工业的功能；[29]马援分析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力图从“文化”层面消解战后英国所营造的“无阶级社会”幻象，从而揭示“商业文化”对工人阶级意识的侵蚀；[30]孙士聪以伊格尔顿“自发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心，讨论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源所处的资本主义现实基础。[31]

其三，文化马克思主义从“文化”内涵的溯源，激活人的实践本性和文化主体意识。文化马克思主义要开启的工作就是对“文化”概念的重新阐释，消除苏联模式“经济决定论”对“文化”本真内涵的束缚，强调文化的实践属性和社会批判功能。在当时他们对“文化”内涵的重新阐释被视为“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然而这种“非正统”却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无限的活力。(www.daowen.com)

正如《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阐释》的编辑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和卡里·纳尔逊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处在迅速发展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趋势的中心，它超越了传统界限，并将‘文化实践的整体领域’作为其主体”[32]。20世纪40年代之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得以“活动的复兴”，其中一部分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消除了对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研究之间的壁垒，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化”和“教条化”的理解，从而“发展了好几十年的非正统的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不止一代历史学家、文学批判家、艺术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文化理论家开始感受到兴奋、热情和忠诚”[33]。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带动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活力，让更多不同领域的学者愈来愈开始关注和走进马克思主义研究之中。

在“文化转向”，即“以卢卡奇和葛兰西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率先实现了一种‘文化转向’”[34]为标志的历史语境之下，从广义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来看，法兰克福学派像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和哈贝马斯等，主要从文化批判的视角入手对现代性社会进行了全方位批判，形成了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现代国家批判、心理机制批判等文化批判的论域。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受“文化转向”的影响，在对现代性社会进行文化批判的同时，他们并不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表征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矛盾中进行对文化工业化的批判，而是瞄准了对“文化”本身内涵的重新阐释。他们首先力图阐明“文化”内在的概念、意义和价值，并结合社会现实的历史困境，以“文化”的本真内涵和正当性来挖掘社会历史问题的根源，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因此可以说，他们文化研究的特点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借助批判，实现他们对文化本真意义的求索和文化作为社会变革力量功能的实现。基于上述分析，下面主要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内涵的分析着手。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内涵的求索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社会特征，以及应对解决的理论问题有着密切关联。第一代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等人，面对现实中资本逻辑对文化的裹挟，针对理论领域中第二国际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线性理解仅仅将文化作为经济派生物的观念束缚，他们强调文化的自主性，以文化的物质性和实践性内涵，发挥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思想家的影响，包括卢卡奇的社会“总体性”、科尔施的意识形态革命和经济政治斗争的统一性、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等，从而认识到文化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批判第二国际将社会历史的发展还原为单向度的经济宿命论，而忽视了社会结构中“文化”“政治”“经济”之间相互的作用力。

相比于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除了对精英主义文化观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主义文化观进行批判之外，还以寻求“文化”的本真内涵为理论基础，恢复文化具有的实践功能和主体性功能。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从“作为实践方式的文化”“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和“作为整体斗争方式的文化”对“文化”内涵作出了重新阐释。这些“文化”语义的新阐释，使得工人阶级的文化被纳入整个社会的文化谱系中，改变了文化被中心化地圈定在精英主义范围内的状况。他们强调文化的自主性、实践性和主体性，倡导工人阶级通过文化实践恢复被淡漠的阶级意识，并通过文化认同和文化共同体的建构，从而达至理想社会的构想。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试论霍加特文化生成的辩证法思想》[35]《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解放主体理论的三次变迁》[36]《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研究主题》[37]等文章，这些文章从总体上阐释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内在生成机制的理解，他们如何通过重塑“文化”内涵来恢复普通人民的主体意识，使得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理想获取源自文化的现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