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究关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成因之后，还可从词项之间关联的视角，来分析文化马克思主义所关涉的思想。其中，对“文化转向”与“文化马克思主义”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可有助于加深对文化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的理解。

“文化转向”不仅反映了当代哲学关注点的位移，而且代表当代哲学认识方式、理解方式和实践方式的重大变化。詹姆逊就在《文化转向》一书中，系统论述了西方当代社会与文化转向之间的密切关联，以围绕后现代主义的诸多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为线索，探究了文化转向的运动轨迹，阐明了后现代所表达出的新的文化领域和文化景象。

欧阳谦将“文化转向”放置在了一个更大的场域和更高的位置，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代哲学基本上是一种文化哲学”，并认为“当代哲学的‘文化转向’（包括‘语言的转向’‘存在论的转向’‘解释学的转向’‘后现代的转向’‘文化批判的转向’‘符号学的转向’‘伦理的转向’‘政治的转向’‘神学的转向’等哲学思潮），标明哲学已经进入了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或者说是一个后哲学的时代”[22]。关于“文化转向”反映出整个哲学从形而上学向后形而上学的演进，哈贝马斯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中也有类似的立场，他将当代哲学分为四种主要思潮（分析哲学、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虽然四者之间存在很大区别，但是整体上都浸润在生活世界和文化生活的情景中，对文化哲学范式给予关注。从这个层面来讲，“文化转向”所关涉的内容很广，相关联的思想家也比较多。因此，在“文化转向”的呈现样态中，欧阳谦在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萨特、哈贝马斯、罗蒂的思想中找到了“文化转向”对他们各自思想形成的理论发酵剂作用，在“生活形式”“生活世界”“世界图式”“共在世界”“共同视阈”“交往行为”中，也可以洞察到“文化转向”与这些思想理论的内在关联。

因此，就当代哲学的展现图景来说，由“文化转向”牵引的一系列思想理论所涵盖的范围是比较大的，包括涉及语言哲学、符号学、阐释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等。这些理论试图改变传统逻各斯主义和形而上学体系，从不同侧面对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关注，走向人们所面对复杂而变化的现实生活世界。(www.daowen.com)

文化马克思主义也是处于当代哲学“文化转向”大潮的影响之下，其理论一方面对当代现实具体问题进行有效聚焦和应答，另一方面与当代哲学的整体发展展开积极对话。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引领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等20世纪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涌现，并激发一代又一代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从文化视角切入，对社会深层问题探讨的持续关注。整个文化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理论问题，包括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对人类学意义和人本主义的“文化”概念的探源，从语言哲学维度对“文化”和“语言”关系的思考，从结构主义维度对“文化”和“社会”张力结构的探析，从符号学视角对象征和意义的诠释，对政治、性别和民族问题的文化阐释等，都是以文化视角的马克思主义来对现实社会问题作出当代阐释。

国内学界从“文化转向”谈论文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间接形式的呈现。大多数的研究主要呈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上的“文化转向”问题。因为考虑到“文化转向”所波及的范围比较广，表现出的形式比较多样，所以在关于“文化转向”的问题时，往往会在比较大的场域中展现。在“文化转向”的话题中，文化马克思主义往往会被放置在其中作为一部分进行分析。例如，胡文臻、李厚羿的《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23]一文，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了文化政治学批判，并实现了问题域、理论群和方法论等多方面的“文化转向”，同时，也强调“文化转向”研究要依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方法。王雨辰、孙云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及其当代效应》[24]一文中，阐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的历史背景，并进一步揭示了“文化转向”的价值意义，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宏观研究范式到微观研究范式的转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同时，也有一部分研究是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探究“文化转向”的问题的。比如，何卫华的《“新左翼”的缘起和“文化转向”》[25]一文，梳理了英国新左翼为何会选择“转向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方式和发展方向。

思考“文化马克思主义”与“文化转向”的关联问题，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对于重新认识为什么会出现文化马克思主义边界模糊的问题，以及我们如何看待和处理这种边界模糊提供一定的参考作用。从“文化转向”的背景下进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可以在全面地了解“文化转向”的当代哲学图景，理解和剖析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理论逻辑和发展动向，并在整个当代哲学的语境中，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运用在结合时代需要解决的问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