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指向上存在一定的边界模糊性，但是我们会发现自20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格局中，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很大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从文化问题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这已经成为一种学术现象。那么他们为何选择“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切入方式？这种20世纪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变化是为何发生、怎样发生的？究竟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会促成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这些问题也引发了国内众多学者的关注。他们对为什么20世纪马克思主义会涌向“文化”进行了研究，对这一学术现象的产生本身进行了发问。欧阳谦就指出：“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什么原因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地关注文化问题？文化批判为何会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马克思本人是如何论述文化的作用的？”[19]国内一些学者深入分析了20世纪后马克思主义朝向以“文化”为着力点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历史成因。

20世纪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将“文化”作为展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关键姿态，这需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这一学术现象的发生一方面受到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影响，另一方面也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过程有关联。我们需要联系两次世界大战的背景，来看待文化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反思，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新调整的批判。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如卢卡奇的总体性文化革命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所面对的历史状况，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反思。而随后，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伯明翰学派则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新变化作出的文化批判。

夏巍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概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考察》一文，就全面阐释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历史状况，而这也就是整个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产出的历史条件。她指出：“从以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到法兰克福学派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20]整体上，早期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主要从20世纪20年代欧洲革命失败的教训，形成了不同于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机械“经济决定论”或“反映论”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理解。而法兰克福学派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并在二战之后逐步进入其发展的中间阶段，主要是针对“大众文化”“文化工业”进行深度剖析，形成对现代性社会整体的文化批判路径。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二战之后世界历史的呈现状况密不可分，也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和英国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有不可忽视的关联。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社会发展的稳定期，“福利制国家”“教育体制”和“医疗卫生体制”的变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兴起，一种虚幻的“无阶级社会”观念被营造出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正在被商业化的大众文化所蚕食。英国本身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一方面受到欧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有英国鲜明的学术特质，1956年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真正获得了英国本土化的接受和理解。(www.daowen.com)

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拓性理论工作之后，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主要针对大众文化兴起和文化被资本逻辑裹挟的发展状况进行剖析，形成了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他们面对现实历史的“文化”遭遇，一方面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淡漠，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也在被遗失。文化伴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形成了文化符号“物质的”与“非物质的”、“商业化的”与“独创性的”、“虚拟的”与“现实的”、“大众媒体的”与“文献式的”各种文化符号呈现形式的杂糅。

面对这种现代化的文化景观，文化马克思主义认识到“文化”成为二战之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符号的物质性生产在现代性社会不能够再以回避的方式对待，文化符号的资本化模式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存在方式。郑祥福在《大众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21]一文中指出：“大众文化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入20世纪的产物，是当代主流文化，它一反传统文化追求真、善、美的初衷，借助现代传媒手段，追逐商品化和以攫取利润为目的，是当代资本主义扩张的有力工具。”这篇文章完整性地概括了大众文化出现的具体语境，即大众文化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新的生产方式对传统文化秩序的破坏，说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何集体性对“大众文化批判”产生学术热情的原因。

随着世界大战引发的新世界格局产生，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得到了更加深入的传播和发展，在原先以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和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初期阶段分化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谱系得到更加充分的展开，正统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西方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各种学术流派在交锋砥砺中不断发展。

然而无论有怎样多形式、怎样多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生成发展，整体上，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即资本主义不只是经济和政治上显见的压迫，而且还形成了在“大众文化”遮掩下的人的全面异化，这些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话语都无法回避技术统治、大众文化、消费社会和意识形态操纵等议题，必须将它们看作羁绊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有关文化的问题不再是社会发展细枝末节的事情，文化本身成为社会结构秩序中的主角，正是在这样现实的历史语境中，文化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像佩里·安德森所断言的那样，说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是马克思主义退回到了书斋之中，这种转向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和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境遇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