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义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划界的主要依据是，20世纪30年后马克思主义在英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后，一批英国新左派汲取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力图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英国本土化改变英国现实的社会矛盾。更为重要的是，文化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一些学者对过于强调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代际差异和内部争论而感到不满，他们认为这种强调差异和争论的做法，会导致对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术团体思想的分割，会影响其整体的发展。因此，他们为弱化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代价差异，将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一代、第二代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统称。

美国文化史学者丹尼斯·德沃金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一书，整体上介绍了狭义划界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学术观点。该书将文化马克思主义圈囿在“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晚期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从福利国家的建立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对福利国家的改革时期”[8]，并进一步说明为强调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第一代和第二代学术研究的连续性，避免突出代际的差异性而对学术的整体性造成破坏，为此有意为第一代和第二代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共同冠名“文化马克思主义”。玛德琳·戴维斯也赞成将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坚持认为‘第一代’新左派和‘第二代’新左派之间存在严格的区别，必然无助于评价作为一个整体的英国新左派的重要意义，并对分析英国新左派对马克思理论的运用具有误导性”[9]。另外，英国文化学者伊恩·戴维斯（Ioan Davies）在《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10]一文中，着力介绍了1956年《新理性者》和《大学与左派评论》创立之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

以乔瑞金为代表的学术团队于2020年8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这是国内从狭义视角对文化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的重要代表。这套系列丛书既有整体上对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术历程和思维逻辑脉络的总体诠释，又有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不同关注点代表人物的个案分析，是目前国内关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专题最大规模和最具全面性的成果展现。文化马克思主义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是两个不同的集合，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所涉猎的问题除了文化之外，还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问题，但这两个集合之间确实存在着重要的重合部分。这套丛书中由乔瑞金所著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思维逻辑研究》[11]一书关于“聚焦文化批判的新历史主义思维”的论述，从本真思维、生长思维和对话思维，整体展示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思维逻辑特征。丛书中的《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研究》[12]《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13]，则对文化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进行了专门研究。

此外，国内学界还涌现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文章。张亮的《从文化马克思主义到“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14]一文，主要以第一代文化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汤普森、威廉斯）与第二代结构主义代表人物（霍尔、安德森、密里本德、泰勒和奈恩）之间发生的思想分歧为研究对象，以两代人之间在《新左派评论》《新思想者》刊物中持续地出现交锋性对话为理论依据，即第二代认为第一代偏重人道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方式缺乏科学依据进而转向大陆哲学为依照来源，由此产生分裂。这篇文章系统论证了狭义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内部如何发生从“文化主义”到“结构主义”的变化过程，为国内对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提供了参考。马援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新形式思想探讨》[15]一文，主要以“语言哲学”为切入视角，包含了从“文化主义”历史文化语义学到“结构主义”语言功能的转变，以及“文化－结构主义”融合的语言形式与言语事实的结合为脉络，系统阐述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语言哲学范式的更迭，以及在更迭中所呈现的语言哲学思想。这篇文章强调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范式之间并不是完全的对垒状态，而后期在转变的过程中，双方都认识到了各自偏向一方而导致的局限，于是可以看到后期两者之间走向结合，或者按照霍尔所说，是两种范式的“接合”发展。

李凤丹是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的译者，她就“文化马克思主义”撰写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研究主题》[16]《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逻辑初探》[17]《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意义》[18]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标题中就清晰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加了限定词。在《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逻辑初探》一文中，她较为全面地列举了学界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几种界定，系统梳理了文化马克思主义不同语境中的内涵和所指，包括：以威廉·林德（William Lind）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的界定，这一定义包含了对“文化主义”批评的浓厚色彩；维科百科全书的解释，相对中立化地描述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包括法兰克福学派、英国伯明翰学派比较典型的组成部分；凯尔纳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主张文化马克思主义已经从政治分析形式变成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所有哲学思潮的方法论基础。(www.daowen.com)

综合以上分析来看，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献可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大指称的范围，主要以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区别于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为分界线，泛指以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文化视域开启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另一部分是小指称的范围，主要以具有明显“文化研究”标识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为边界。还有一些文献主要以“文化转向”“现代”和“后现代”的哲学命题为中心，将相关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归入囊中。就大范围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而言，它可以说是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体发展的一种显著姿态，或者可以说代表了西方世界进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分析路径和研究方法。就小范围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来讲，它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整体发展具有典型性和富有特质的发展构成。

产生这样的结果主要是：一方面，在于马克思主义在进入20世纪之后，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有关“文化”的话题不再是社会发展中不起眼的配角，整个人文思潮涌向了对“文化”的关注，形成了“文化转向”的思想潮流。欧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批判中，集结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思考。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一些英国新左翼思想家在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认识和发展中，富有特质地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的思想理论，出现了颇有影响力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和“伯明翰学派”，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是文化马克思主义最具典型的代表，文化马克思主义最初也主要因英国伯明翰学派闻名而备受关注。这两种对文化马克思主义边界的划分都有一定的根据，只是阐释问题的视域和应对相应问题的不同而作出的选取。

然而无论是广义视角还是狭义视角，两者都有着内在一致的学术旨归，即围绕当今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特别是随着文化愈来愈剧烈地朝向资本逻辑的运转，这些学者在洞察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的深层矛盾时，认为社会矛盾的深层次问题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更是社会文化各个层面的。为此，他们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探寻文化的本真内涵，把文化批判作为现代性社会批判的着眼点和作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