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资本主义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乏力表现相比，中国防控措施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像齐泽克所言，新冠疫情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构成了潜在的打击，这场灾难带来的痛苦将使人们反思现有的社会形式，从而寻求一种新的方式，“是全球共产主义还是丛林法则，冠状病毒迫使我们做出决定”[88]。中美两个大国在防控疫情的不同表现，展现了中西方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新冠肺炎疫情动摇了美国长期以来的价值文化和优越感，西方世界令人失望的抗疫表现，使它原有的体系黯然失色。而面对前所未知的疫情，中国政府能够迅速作出反应，对疫区实行严格的封闭管控，快速阻断疫情传播链条，扩建医院，调派医疗人员，在最短时间内有效地控制住了疫情。在这次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充分利用了制度的优势，由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发起了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鉴于中国抗击疫情经验的成功，国外左翼看到了“西方社会下的新冠疫情危机重振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想象”[89]。

生命权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在危机面前如何挽救人的生命，考验着一个国家的良知和行动力。在西方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资本主义国家捍卫利润优先于拯救人民的生命。[90]与医护人员对挽救生命价值参考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不同，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家惯用“统计生命价值”（value of statisti-cal life，缩写为VSL）来计算愿意挽救生命而花费的金额，他们所考量的是两个可能相互矛盾的任务：挽救生命和挽救经济。在这种结构模型下，人的生命被彻底量化。一些西方根据病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决定治疗的优先次序，如齐泽克所批评的那样，在欧洲疫情的早期阶段，英国就采取了“三圣人”的决策机制，即如果医院医疗设备严重告急，每家医院的三名顾问可以在分配呼吸机和病床方面作出决定。这种决策直接导致民众的生命权无法得到充分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被漠视。“重视生命”在中西方防疫过程中处于不同的境遇，比起一些西方国家奉行的这种功利主义的生命价值观，中国始终坚持“生命至上”的理念，对新冠肺炎患者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尽可能地挽救更多人的生命，这也是中国迅速走出新冠危机的重要的经验。有学者指出，不止在中国，放眼全球抗疫措施，古巴的“革命的人民的人道主义”价值观、越南的“抗击流行病就像抗击敌人”的使命，同样展现出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魅力。[91]陈学明和韩欲立称赞中国和古巴在控制住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向国际提供援助，是一种“破除了意识形态藩篱和国家利益鸿沟的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92]。德国左翼党元老委员会主席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不会将生产的剩余价值，也就是利润纳入少数股东的钱袋，而是以公平方式施惠于所有人。[93]社会主义向所有人开放的医疗体系原则在公共卫生领域具有先天的优势，通过疫情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极大地妨碍了社会动员。新冠肺炎疫情将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契机，促使西方左翼看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