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种族歧视、贫富差距、价值观分裂等社会问题暴露得淋漓尽致。国外左翼切身体会到了资本主义系统存在的缺陷和政府应对疫情处理的低效，他们集体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抗疫不利提出尖锐的批判。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认为，新自由主义市场失灵导致了新冠病毒的出现。[82]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也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弊病是资本运作和政治、文化、生态背景等层层嵌套后的结果，这次疫情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报复。[83]新自由主义曾经造就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但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和它的市场本性，使许多西方国家无法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新自由主义的危机激发了西方左翼对未来政治和经济方案的想象。从国外左翼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上来看，一些观点认为，在经历此次人类历史大灾难之后，新自由主义必将走向终结。如齐泽克、哈维、莫兰，他们认为人类必须抛弃新自由主义的教条，寻找一个可替代的方案。还有一些观点认为，疫情是灾难的助推器，他们担忧疫情过后资本主义将以一种更强大的方式回归。如阿甘本、韩炳哲，他们担心病毒过后，资本主义将以更强大的力量向前推进。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国外左翼对新自由主义的强烈批判说明他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内部危机，不能用疫情危机掩盖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84]资本主义国家对疫情反应相对迟缓，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本质一向以利润需求为导向。当疫情突然来袭，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医疗系统和公共服务在重压下出现崩溃。资本主义国家在医疗上的投入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而且医疗私有化严重，只有赚钱的部门能得到大力推动发展，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服务无法得到保障。这次公共医疗危机也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在人力和物资储备上严重不足，很多发达国家停止了医疗物资的生产，依赖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更便宜的物资。另外，从生产领域来看，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始终存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更是加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受到疫情影响，全世界经济遭到重创，失业率急速上升，大规模的失业者处境更加艰难。在美国、德国等西方世界主要国家，都爆发了激进的工人抗议活动。新冠肺炎疫情将种族歧视、贫富差距、价值观分裂等社会问题统统暴露出来。根据国际扶贫发展机构“乐施会”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不平等病毒》[85]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同时加剧几乎每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自疫情暴发以来，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只有少数富有的人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积累更多的财富，而世界各地的穷人却在为了生存而挣扎。新自由主义是1980年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利益驱动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在近些年一直推行将经济利益至于社会利益之上的政策，它的核心是扩大市场和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的野蛮造成了贫富的极端分化，甚至直接剥夺了一部分人生存的权利。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牺牲民众的生命健康权，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批评美国政府试图垄断新冠肺炎疫苗的生产和销售将会使一部分富人和拥有全额医保的人享有可以挽救他们生命的疫苗，而其他人则将被遗弃。疾病再度凸显了不平等的社会分配。[86]除了在医疗和健康的不平等之外，国内学者也指出了疫情导致美国在贫富分化不平等、种族不平等、教育不平等等社会问题的进一步加剧。[87]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根深蒂固，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使资本主义弊病暴露无遗。(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