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将促进大众交往行为模式的转变。数字技术在疫情防控期间表现优异，许多数字化工具应用到疫情防控和民生领域，在资源配置、社区治理、在线教育、远程办公、网上零售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也随之在悄然发生变化。随着未来数字技术的进一步成熟，人类活动可能出现更多的数字化。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数字监控在抗击新冠大流行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疫情的严峻时期，个人让渡部分隐私和自由的确有利于公共利益。如韩炳哲认为中国和东亚国家能够迅速控制疫情，其重要原因在于启动了大数据、数字技术等新的数字身份和数字监控。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数字监控根据手机定位和搜集用户信息，侵入了个人隐私领域，即便用户没有主动积极上报，大数据依然会自动追踪到用户的行动轨迹。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个人在疫情期间暂时让渡的权利与自由恐怕难以收回。疫情期间国家机构对人们生活进行了监控，恐怕人们已经适应并默默接受这种管控。像韩炳哲所描述的那样，高科技正在塑造一个透明社会，透明的用户是数字化全景监狱里的新型囚犯。[67]由于文化背景差异，西方人对个人隐私被泄露更为敏感，他们恐慌成为数字囚犯，其实这也正是以阿甘本为代表的人所担忧的地方，他担心疫情就像战争为和平留下的有害科技遗产那样，未来人与人交流的方式将用数字讯息所替代。赫拉利也担忧后疫情时代下监控将被正常化，并且随着监控技术的飞速发展，监控将从“皮上监视”转变为更为隐蔽的“皮下监视”。罗萨和戴维斯等左翼学者则认为加速社会促进了全球化的同时，也促发了新冠大流行，疫情下的世界应该在加速现代性中停顿下来，反思这种数字主义及其数字生存。(www.daowen.com)

对此，国内研究者也对数字时代作出反思。与西方学者一样，他们表达了对数字监控和身份数据化的忧虑，不过与西方左翼相比，国内学者并不像西方学者那样一味地恐慌，而是强调要正视现实，在数字技术不断加速的单一叙事中补充更丰富的维度。[68]吴冠军认为，在抗击疫情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健康码表征着现代国家治理的新趋势，健康码的出现成为当代技术与生命政治交叉的一个新兴产物。健康码以技术对象的形态，具身化了共同体的准入边界。健康码只能显示有数字生活的“数字人”，而无法被数字化的那些“余数生命”则构成了对健康码的真正挑战。[69]吴静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社会是医学政治的放大和极致化。健康码的出现成为疫情中社会数据身份的标志，它通过数据创造了身体，于是这种被符号化和抽象化的数字身份进入了生命政治场域。传统临床医学身体被迫展示如今成为主体进入某种共同体的主动展示。后疫情时代，这种以身体的数据化建构方式恐怕成为对个体全时监控的常规策略。因此，她认为自然身份与数码身份的关系和权利是急需关注和研究的新领域。[70]张生从速度的角度来思考新冠肺炎疫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的迅速扩散本质上是一种科技加速，首先交通工具加速了社会流动速度，进而加速了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其次，交通中心作为区域的速度中心使病毒在短时间内演变成瘟疫。总之，新冠病毒的全球流行是社会加速度的结果，而中国果断有力的阻断防控机制则为疫情防控和危机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