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平衡对社会的限制和防疫的需求，同时努力挽救尽可能多的生命，成为新冠时代的道德和经济困境。在自由主义的逻辑下，政府采取“封锁”的措施强迫限制个人自由是不合理的，因此许多西方民众无视疫情，拒绝戴口罩，举行了大规模聚众示威和抗议活动。阿甘本等人则认为意大利政府夸大疫情，利用新冠病毒对人们生存的威胁而施行了限制人们自由的例外状态，世界各国的例外状态都是一种权力的日常化。但实际上，为了防止病毒的扩散，恰恰是限制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是最有效的办法。或者换句话说，疫情之下保障人的自由就是放任病毒传播的自由，因而阿甘本的观点即刻遭到齐泽克和南希等人的批评，认为阿甘本不顾事实，把必要的对病毒威胁的防控过度政治化了。

阿甘本引发的关于公共卫生危机与例外状态等讨论就成为西方左翼和国内学者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谢晖认为“阿甘本命题”不是例外状态的常态化，而是各国政府基于“紧急状态”的立法而快速应对新冠病毒的临时办法，是保护人民生命的“例外生存”。[63]陈培永认为，阿甘本的例外状态是一种暂时悬置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虚拟状态”，是把政治理解成对生物生命直接进行“恶”的管制的否定政治，而疫情下的例外状态是对生命的高度重视和保护，维护人的生物生命才是真正“善”的肯定政治。[64]韩振江认为，阿甘本的例外状态来自古希腊和罗马社会的“神圣祭祀”仪式，其内在包含了对于生命的两种态度：一种是管制生命和统治生物身体的例外状态，一种是挽救生命、保护生命的“例外状态”，这两种例外政治应该作出区分。[65]吴静则从例外状态与自由的边界探讨了生命政治嵌入社会治理的问题，认为由阿甘本引发的关于生命政治问题的反思非常有意义，伴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身体的边界和在场方式被数字化极大改写，在疫情加速了后危机时代的情境下，我们需要对数据和算法抱有忧患意识。[66](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