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每一次重大流行病的来袭，人类首要关注的都是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对21世纪下全球的影响是空前的，不仅威胁人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而且重塑了生命价值观。在新冠危机中，个体在同他人、世界以及自身的关系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突如其来的大流行病把人们从原来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推向了一种“紧急状态”。在这种特殊状态下，人的生命和自由受到了暂时性的悬置，孤独、焦虑、不安吞噬着人的身体。新冠大流行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突发卫生事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危机和全球成百上千万人的死亡。由于对疾病相关的恐惧和焦虑、大规模的社会隔离和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信息，对人们产生一定的心理创伤，不仅给医护人员和新冠患者带来了许多心理挑战，同时也给普通民众的心理健康造成了负面影响。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们在隔离中也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存状态。人们之前过多地追求物质生活和享受而淡忘了生命本身的存在意义，而当生命受到威胁时才又开始重新重视生命问题。

新冠大流行引起了人们的恐惧和焦虑感，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政治权力中人的生命境遇的重新思考。西方左翼内部在批评阿甘本关于现实疫情防控的意见时，认为他是在以例外状态和生命政治理论“强行解读”进行了批判一样，国内学者如孙飞也有类似的看法，他称之为国外左翼理论的“形而上学大流行”，认为激进左派通过对形而上学的思考构想了不同可能世界，在这些主张背后其实是哲学与政治的可结合方式。[55]吴冠军等则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阿甘本等生命政治理论存在偏颇和缺陷的“至暗时刻”[56]，但也是结合中国抗疫重新为生命政治注入新内容的机遇，通过梳理生命政治的思想史线索，我们会发现生命政治有两幅面孔：一个是延续霍布斯、福柯、韦伯、阿甘本的政治权力对于生命身体的捕获、征用和管制，另一个思路是生命政治对生命权力的扶植和保护，但我们对于后者研究比较少。吴冠军等学者开启了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辩证关系研究的一个新思路。

王庆丰和陈培永等则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命和政治的思想资源中、从中国抗疫实践和中国重视生命、人民至上的政治理念中生发了探索新的生命政治的研究路径。王庆丰认为，生命政治的本质在于政治权力作用于生命，福柯、阿甘本等生命政治是规训和管制生命的资本主义治理术，把赤裸生命变成“透明生命”，而当代中国吸收了儒家生命政治的智慧，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则可以开辟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生命政治学路径。[57]陈培永认为，以阿甘本为首的西方生命政治把政治与生命的关系预设为“恶的治理”，是政治权力对人的桎梏和束缚，其原因在于“政治权力的过度溢出、促使人走向死亡政治、威权政治限制自由”等先验的理论预设。但是新冠病毒流行催生了新生命政治理念的出现，政治主导人类社会保护生命安全的时刻来临。[58]陈培永结合他对意大利左翼哲学家埃斯波西托的免疫、生命和共同体的研究，进一步阐发了新的生命政治的可能性：一种在身体与社会边界之间的免疫体政治体系。[59](www.daowen.com)

齐泽克认为，无论我们人类创造了多么宏伟的精神大厦，来自自然界的任意偶发事件就可以终结一切。[60]人存在于自然，依赖于自然，只有敬畏生命、善待自然，顺应并尊重自然和人的生命成长规律是疫情带给人类的最深刻的教训。如齐泽克所言，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更加独立于自然，但自然界中很小的一个干扰就会对人类造成毁灭性的影响。[61]因此，在对待自然万物时，我们都要始终保持一颗敬畏之心。恩格斯曾说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62]。新冠肺炎疫情的意义就在于再次提醒我们，人无法脱离自然和社会存在，或许人类在未来仍将与病毒共存一段时间，这需要我们对人类存在的意义的重新进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