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明、韩欲立在《评西方左翼学者对疫情的看法》[40]《新冠疫情背景下国外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反思》[41]等文章中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发激发了国外左翼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反思。他们认为，左翼破除了疫情中资本主义“平等和民主”的幻象，新自由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是欧美资本主义抗疫不力和全面失控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左翼把希望寄托在共产主义的观念被重新激活，看到了社会主义中国抗击疫情的胜利，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高度优越性。陈学明和韩欲立总结了齐泽克、哈维、皮凯蒂、皮凯拉斯、辛格等左翼学者疫情研究的六大观点：第一，批判消费主义使资本主义陷入疫情的危机；第二，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不平等和不平衡；第三，疫情后的欧美成为新阶级斗争的场所；第四，疫情肆虐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第五，中国的社会主义抗疫之路引发关注；第六，全球左翼需要在危机中走向联合。

雷晓欢的《新冠肺炎疫情下国外左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42]、谢昌飞的《西方左翼学者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43]等论文，主要概括梳理了左翼学者齐泽克、巴迪欧、奈格里等对于疫情中资本主义的批判。他们认为，疫情是资本主义的系统危机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逻辑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优先考虑资本利润甚于保护人们的生命。在抗击疫情中，资本追逐利润的反社会性和寄生性暴露无遗，资本主义经济衰退是长期结构性危机的反应。在国外资本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对比中，左翼学者纷纷赞扬中国在抗疫中表现出的人道主义和大国风范，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念中蕴含着应对新冠疫危机的出路，应该组成全球抗击疫情的共同体，探索多种社会主义性质的挽救措施。

王元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国外左翼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认识》[44]一文中认为，国外左翼抓住了新自由主义这个欧美抗疫失败的重要根源。他认为，新自由主义削弱了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突发公共危机的能力，其政治逻辑导致了政府的不负责任，加大了疫情的危害和破坏性，其意识形态阻碍了国际合作，也助长了对中国抗疫的偏见，从而疫情也会导致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没落。与欧美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下疫情失控相对比，中国获得了疫情防控的全面胜利。西方左翼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公共疫情，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健康，全力拯救人民的生命，同时在疫情中反对社会主义的浪潮也是风起云涌，全球抗疫的胜利有待时日。(www.daowen.com)

汪一辰在《新冠疫情期间西方知识界关于“共产主义”讨论的中国传播及其反思》[45]中，关注了西方左翼例如哈维、巴特勒、戴维斯等对于共产主义的讨论，其中包含着诉诸性左翼立场和批判性左翼立场两种路径，左翼将新冠肺炎疫情看作通向共产主义的契机。李海玉、何景毅在《国外左翼对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认识与评析》[46]中认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现出了各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差异，国外左翼纷纷批评欧美资本主义政府抗击疫情的低效率和不负责，政府对于公共卫生的投入不足，要求政府保护人民健康和权利，纷纷称赞中国政府有效治理新冠肺炎疫情的能力和对世界做出的重要贡献。赵婷、杨静轩的《新冠肺炎疫情下西方左翼的应对和社会主义发展态势》[47]一文则从左翼疫情批判与社会主义运动角度开展研究，概括了左翼对资本主义系统危机的批判，以及他们动员工人和各种社会组织自救互助、捍卫工人和底层民众的生命权利的相关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