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籍韩裔哲学家韩炳哲从东西方文化差异出发，分析了为什么东亚对疫情的控制比欧洲更见成效。他指出，由于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东亚国家组织更严密，民众更信任政府，更愿意服从和顺从。更重要的是，政府动用了数字技术监控、专家构成的数字调查和大数据分析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在欧洲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韩炳哲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数字化废除了现实，各种假新闻和深度伪造的“后事实”时代使得人们对现实无动于衷。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来看，人们对病毒的恐慌反应也是由于数字和信息过载所导致的。尽管数字监控为控制疫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他担忧欧洲也许会接受中国和韩国这样的数字监控机制，紧急状态将成为常态。[27]

以色列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28]对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世界作出了设想，指出我们这一代人正在面临着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危机。各国政府在疫情下作出的决定，可能会在未来改变世界。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一些政府部署了新的监视工具，这将会使“皮下监视”转向正常化。如他分析所言，传统社会无法实现对大众的全面监视，但目前数字技术的运行使得全面监控可以成为现实。新型监视设备、面部设备摄像头、智能手机、生物识别手环等都组成了强大的全覆盖的监控社会。未来还可以安装随时监测人们生物学特征和医疗状况的手环，社会监视不仅在描绘人的行动轨迹，而且还可以监测人的体温、心跳、好恶和情绪，甚至操纵我们的行为感受。他呼吁政府既要增加公民对于科学、公共权威和媒体的信任，同时利用新技术给予公民更多权力。[29](www.daowen.com)

德国新批判理论家罗萨认为，现代社会一直处在加速之中，如今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蔓延，社会发展遭到大幅度减速，使全球影响力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在急剧缩小。伴随着病毒的出现，这种新型病毒的不可知、不可控使人们深深地感到不安。人们的生活方式在疫情中发生了改变，体验到了更多的异化感，人与世界的关系因此遭到破坏。但从另一方面讲，在社会危机中也存在着机会。人们可以通过两种选择：使一切得到控制，或再次倾听自己和整个世界，即采用一种所谓“共鸣”的方式来使破坏的关系重新得到修复。[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