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左翼哲学家安东尼奥·奈格里根据当下疫情局势作出了判断，认为新自由主义政治的局限性已经完全暴露。他从生产关系展开分析，认为新自由主义就像一个“罩子”，控制着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如今这种相互性的生产关系受疫情影响遭到了严重破坏，其中的社会性、生产、财富、自然生命等机制被阻断和重组，而原本试图掩盖这一点的资本主义关系被认为是现实发展的阻碍。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紧急状态，与之相伴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也在反复上演。奈格里预测在这场流行病结束之后，欧洲将会团结起来，原有的欧洲卫生系统存在很大问题，尤其是特朗普政府败坏了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但重新修复公共护理防护体系将成为解决此次危机的一个突破口。在他看来，我们应该重新占有共产（co-mune）的社会再生产，而不必再受困于凯恩斯主义，可以在重建共产组织再生产的组织上采取行动。[23]

齐泽克在《今日俄罗斯》的两篇时评中，发表了对共同体的相关看法。他在文中指出，新冠大流行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使全球都在接近一种医疗战争的状态。在疫情最严重的阶段，国家禁止医疗用品等出口，标志市场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局限。面对这场新冠大流行的威胁，齐泽克认为我们必须要作出最终的选择：要么制定残酷的丛林法则，要么通过全球协作重塑共产主义。而当前的危机清晰地表明，只有全球团结与合作才更有利于整个人类的生存，新冠大流行推动着我们走向团结。齐泽克要谈论的不是旧式的共产主义，即某种能够调控经济，甚至在必要时限制民族国家的主权的全球性组织，他所提倡的“共产主义”方案是寻求一种政府干预，采取集体信息共享和全面协调的多边合作机制。[24](www.daowen.com)

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25]在接受《新观察家》采访时表示，自20世纪末全球化发端以来，生态、经济、核武器等危机已经将人类的生存连接在一起，创造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其实早就存在，只是人们对它充满疑虑，从而投向了民族或宗教利己主义以寻求庇护。如今，新冠病毒加剧了卫生危机，人们突然惊醒，意识到了团结的重要性，于是各国医生和科研人员加强了国际联合，它以紧迫而悲怆的方式照亮了这个命运共同体。莫兰认为，面临全球化导致的全面危机，人类必须要加强团结，达成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新冠病毒启示人们，必须作出一些改变，寻求一条新的出路，即抛弃新自由主义教条，探索一套能保障并加强公共服务的一套政治、社会、生态环境的新政。否则，人类的危机只会进一步恶化。[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