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政治作为一种对治理术、资本权力、主权权力的理论反思和社会批判，随着疫情的全球性暴发又重新回到学者们的热议话题中。尽管阿甘本这次的言论让他饱受争议，迎来了他学术生涯中的“至暗时刻”，可他仍然坚持认为，现代政治从头到尾就是生命政治。[16]在阿甘本看来，政府的目标就是维持对社会的控制，所谓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是政府为限制人们自由而找到的“理想借口”。疫情清楚地表明个人与政府之间已经成为一种恶性循环，人们主动接受政府对个人的限制以寻求安全，反过来政府让人们产生对安全的渴望并采取措施加以满足，以至于人们的生命被压缩到了纯粹生物状态，既失去了政治维度，也失去了人的维度。[17]

意大利左翼哲学家罗伯托·埃斯波西托认为，生命政治是生物生命与政治介入的直接连接，在当代的生物技术、恐怖袭击、地缘政治等诸多因素作用下已经成为事实。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席卷下，生命政治经历了三种重要的转向：第一，生命政治的对象从单独的个体转向了特定的人口区块；第二，生命政治是政治医学化和医学政治化的双重动态过程；第三，当政治与生命生物相结合时，一般的民主程序开始向带有突发事态性质的机制偏移。[18]埃斯波西托在接受《共和报》记者采访时[19]，结合着他的著作《免疫：生命的保护与否定》[20]谈论了新冠病毒与免疫体政治的关系。在他看来，社会共同体是一个有机体，身体和共同体都具有免疫系统的特性，即通过自身免疫系统的启动来保护内部环境不受外来病毒的侵袭。但是带有保护生命职责和功能的免疫系统与消灭病毒之间应保持平衡，一旦防卫超出了界限，则会造成有机体自身的崩溃。(www.daowen.com)

希腊左翼思想家帕纳吉奥蒂斯·索蒂里斯[21]则思考了一种自下而上的生命政治是否可能。在他看来，阿甘本等学者把紧急状态机械地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种形式：一种像中国一样的“威权主义生命政治”，依靠国家力量全面动员和控制疫情；另一种是欧美国家“自由地依照人们的意愿作出理性的个人选择”的紧急状态。在欧美国家显然缺乏政府应有的力量，公共健康的基础设施无法应对大流行，因此降低病毒扩散的隔离和封城措施是必要的，这也是19世纪以来在没有特效药和疫苗情况下对付疫病传染的基本手段。索蒂里斯基于福柯的理论提出了一种“民主的生命政治”，即不以强制的手段而以个人与集体结合自愿的方式来进行。在流行病爆发时，通过民主协商的集体决定形成一种社会规范，强调个人与他人的伦理责任，自觉地减少外出并保持社交距离，强调个人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协商团结，共同面对病毒传播的恐慌，而要使这种民主的生命政治成为可能，就需要知识的民主化，保障获取知识的途径和集体决策过程，而不单单是依靠政府威权的力量和医学科学家、专家的权威。[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