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意大利暴发疫情以来，政府对疫情防控的举措越来越严厉，采取了封城和逐步封国的政策。阿甘本在《由无端的紧急情况带来的例外状态》[6]、《论感染》[7]、《反思瘟疫》[8]等一系列文章中指出，疫情引起的各国例外状态限制了人们生活的自由，保持社交距离则使人们丧失亲密交流的感受，疫情防控是一种新的例外状态。由于阿甘本一开始基于错误数据误判了疫情形势，所以他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种凭空想象，意大利政府夸大了疫情的威胁，是借助传染的恐惧想象而制造例外状态，借此来限制人们的行动自由，迫使人们放弃一切人性和政治的信条。同时他认为，在医生、科学家和专家“科学宗教”迷信的帮助下，人们恐惧生物性生命的失去，接受了政府的封城禁令和例外状态的各种限制，疫情下的例外状态被政治常态化了，封城模式是产生赤裸生命的大规模的区域监控。阿甘本坚决要捍卫公众自由，他的观点引发了学界的激烈争议。

德国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支持阿甘本的观点，他认为“我们生活在过度反应的时代”，我们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应处于一种超敏感状态，人类活动被迫中止，人们在想象中扩大了恐惧。他甚至认为小孩子天生具有一种特殊免疫力，会保护他们免受病毒的攻击，因此政府根本没有必要采取停课和关闭学校的措施。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特点就是行动过剩，人类压力应激系统过于忙碌，当权者的“集体超我”的母性义务泛滥，政府在“医学统治”的善意外表下对人们进行“安全统治”。斯洛特戴克指责说，当权者的行动根本没有必要，因为病毒是自然变异的结果，即使没有新冠病毒，每天仍会有一些人死亡，新冠病毒只是人类日常死亡的众多化名之一，死亡人数不会比以往的流感更多。不过他也相信，欧洲各国的例外状态政策会在疫情结束后自动取消，欧洲贸易和全球化进程不会结束，很快会恢复。[9]

意大利哲学家保罗·达凯斯[10]则在题为“哲学与病毒：吉奥乔·阿甘本的幻觉”的文章中嘲讽阿甘本作为“后哲学家”，在疫情面前失掉了常识。文艺复兴时期的曼佐尼是希望政府重视控制瘟疫，找出病原体，而阿甘本却指责政府因想象恐慌而采取过度措施。达凯斯认为，每个人都可能存在感染病毒的风险，所以在没有疫苗和特效药之前控制传染病的唯一方法就是隔离。政府是迫于感染人数不断攀升和医学、科学界抗疫的要求，而不得已采取了封城的禁令，但是从对疫情的反应来说，政府还是控制疫情太慢了，措施不到位。[11]

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比较清醒地看到了新冠病毒全球传播的危险事实，人们的生命随时都会受到威胁。南希是阿甘本的老朋友，他批评阿甘本将普通流感与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和致死率混为一谈。在当时，新冠病毒没有特效药和疫苗，真正的威胁是存在的，而绝非政府故意制造和想象出来的。在这个世界中，病毒已经带来一种生物学、信息学和文化的“例外状态”，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中的规则。南希指出，新冠病毒是全球化的产物，瘟疫从曾经被视为神的惩罚转变为人的内生性疾病，这需要更多人性上的思考。在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蔓延的形势下，根本不存在当权者的算计和国家权力的滥用，因此在南希看来，批评政府的行为是分散抗疫精力，而不是真正的政治反思。[12](www.daowen.com)

意大利哲学家、左翼政治学家马西莫·卡奇亚里[13]在意大利封城之初，就指出政府官员和民众没有高度重视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和传播力。他批评政府处理紧急事务的能力比较差，医疗和公共卫生安全系统比较脆弱。政府尽管采取了禁足等措施，但不够严格，虽然封闭了学校，但舞厅和咖啡馆依然开放。由于早期对疫情不够重视，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政府、大区和民众之间不协调行动，导致疫情失控，国家面临崩溃的危险，不仅有目前的卫生系统和医疗物资短缺的困难，而且还面临将来大量的失业人员、经济危机，旅游业、农业等整个产业链几乎被摧垮，还有巨大的债务危机等。[14]

左翼思想家、激进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齐泽克认为，阿甘本的反应代表着左派普遍立场的极端形式，阿甘本之所以得出那样的结论，因为他没有看到事实，低估了新冠病毒的危险性。齐泽克称，没有任何政府会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而限制人们的自由，从而导致上万人死亡和经济危机。而种种迹象表明，国家权力在应对这场未知的灾难时也陷入了恐慌，施行紧急状态是被迫采取的措施。虽然齐泽克对政府采取的行动表示理解，不过他同时也强调，必须对权力本身加以控制以防止可能出现的滥用。[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