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思想伟人不仅需要捍卫其思想的原意，更重要的是揭示其思想的当代意义。孙海洋以《解决矛盾：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为例，介绍了国外学界关于恩格斯思想的四个基本判断。第一，恩格斯的哲学进路是回应时代问题，寻求人类解放。汉斯－迪特尔·韦斯特认为，我们仍生活在资本统治的时代中，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没有过时，他的资本批判没有过时，他仍是我们的同时代人。第二，恩格斯的哲学立场是在宗教批判中确立唯物主义世界观。苏珊·舒恩特－克勒曼、维尔纳·普卢佩、马丁·布歇尔、伊娃·博肯海默等强调了恩格斯唯物主义立场中的反宗教维度。第三，恩格斯的现实关怀依然具有现实意义。这集中表现在恩格斯对城市、自然、女性等问题的研究。第四，恩格斯的政治追求也可以启示我们在应对数字、气候、科学等开放性挑战中，提出实现社会转型的政治诉求。

在阐发恩格斯思想的当代价值问题上，凌菲霞指出国外学界主要讨论了恩格斯经济学思想、社会学思想、城市社会学和女权主义。卡弗认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虽然没有提出“城市地理学”这个概念，但其对现代工业，对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住房、健康等问题的研究开启了城市地理学研究的先河。克拉克和福斯特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结合政府的文件报告、医疗报告等，运用了个人实地调查的方法，对英格兰城镇生产和生活设施展开了研究，分析了城市的污染问题、群居地的流行疾病问题。这种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开启了一般城市社会学和城市环境正义的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论住宅问题》《自然辩证法》等作品可以说是开启了生态学和环境学的研究，但这很显然被人们忽视了。艾伦则指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挑战了男性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打破了男性在家庭中统治地位的物质条件，为当代女权主义和女性解放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视角。

张静在《当代俄罗斯哲学论恩格斯的思想贡献》中关注了俄罗斯学界对恩格斯思想当代意义的阐发。[12]自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陷入低潮，但从1998年俄罗斯纪念马克思诞辰180周年开始，俄罗斯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开始复兴。俄罗斯学界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活动中，从三个方面讨论了恩格斯的思想贡献。一是恩格斯在批评俄国民粹主义上的贡献。俄罗斯学界关注了恩格斯对俄国民粹派特卡乔夫的批评，主要涉及地主、资产阶级的地位问题和农民的世界观问题。恩格斯认为民粹派关于农民具有共产主义本能信仰的论断是错误的。二是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俄罗斯学者讨论了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和辩证法问题上的贡献。在科学社会主义的讨论中，切斯诺科夫以《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社会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三部著作为例，叙述了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尤其是在《反杜林论》中，社会主义理论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必然结果。没有这个理论旨归，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就大打折扣。切斯诺科夫还指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辩证法的关联，没有辩证法学说，没有在辩证法理论上对黑格尔的超越，就不可能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奠定基础。三是恩格斯军事理论的当代意义。恩格斯全面系统地阐发了战争的特征、本质、原因，以及战争所包含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因素。典型代表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以装甲和火炮在军备竞赛中的作用为例，解释了军国主义必然失败。俄罗斯学界进而总结了恩格斯军事理论的方法论。战争的因素是由政治、经济、军事局势、统帅行为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外部政治取决于内部政治，取决于在世界政治体系中的地位。这一点对于理解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环境依然具有当代意义。

任何理解都已经是一种解释，理解和解释总是充满选择性和主体性。从上述学界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学界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实际上也表明了自身的研究立场。我们同样反对“马恩对立论”，反对贬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13]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反思传统教科书体系时，也有将矛盾指向恩格斯，也有恩格斯与马克思思想对立的观点，但这种所谓的学术创新更多的是一种“为赋新词强说愁死”。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具体研究领域存在着学术分工，但并不表明两者在理论立场上存在着差异。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理论立场上完全一致，并没有所谓的马克思激进、革命而恩格斯保守、改良的区分，也没有所谓的马克思创立的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创立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之分，以及所谓的马克思的辩证法是社会历史辩证法、恩格斯的辩证法是自然辩证法之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人类解放理论，这种理论有其社会科学的理论渊源，也有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所谓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区分也并不是成立，实际上只有一种科学，也就是人的科学，即人的解放科学。(www.daowen.com)

“马恩对立论”讨论还关涉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待恩格斯的态度。人们经常援引《历史与阶级意识》来论证卢卡奇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批评。实际上，这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卢卡奇并不反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卢卡奇在《尾巴主义与辩证法——捍卫〈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显然，社会源自自然，显然，自然及其发展规律在社会（也就是在人类）之前就已经存在。同样非常明显，如果辩证法不是已经作为自然的发展原则在社会之前就发挥作用的话，辩证法就不能作为社会发展的客观原则发挥作用。但是，从我们不能从这里推论出，社会发展不能创造新的同样客观的运动形式、辩证的环节，也不能推论出，没有这些新的社会辩证形式的中介，自然运动中的辩证环节就能被认识。”[14]卢卡奇的这段话基本上回应了所有的批评。其一，卢卡奇明确指出自然界的先在性，指出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先在性，指出社会是源于自然的。其二，卢卡奇同意辩证法具有自然辩证法和社会辩证法两个层面。自然辩证法在社会诞生之前就发挥作用，自然辩证法与社会辩证法还具有相通之处，两者都具有客观性。其三，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发展不能创造新的同样客观的规律，也就是说，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虽然具有相通性，但社会规律同样具有独特性，人类在社会活动中创造出不同于自然界的属人的世界，也形成了人类社会的特殊规律。其四，尽管自然运动具有内在规律，但人们对这些规律的认识总是经由社会中介的，人们总是在特定物质基础（经济社会条件）上形成了关于自然的知识，深化了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由此我们也可以说，卢卡奇的观点实际上是和本节第二部分中巴赫曼·阿萨德的双重中介说相一致的，阿萨德对卢卡奇的批评其实可以被消解，卢卡奇并不反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关注国外学界对恩格斯的研究不但可以破除我们的诸多思想误区，而且打开了我们自身研究的空间。这一点尤其值得重视。一方面，我们需要积极吸收借鉴国外学界的研究成果，汲取其中的丰富营养。比如，他们将恩格斯与斯宾塞的国家理论加以比较研究，打开了研究的新视角。[15]又如，他们从城市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角度诠释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论住宅问题》《自然辩证法》等，这种跨学科研究路径无疑打开了新的研究范式。我们以往的研究往往停留在“自然辩证法”意义上的恩格斯，停留在自然科学研究意义上的恩格斯，对恩格斯的社会政治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军事理论等关注不够。我们不仅需要走出传统研究范式而“回到马克思”，同样需要摆脱刻板的成见而“回到恩格斯”。这一点对于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推进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启发意义。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全盘接受，必须对之加以甄别分辨。比如莱匹克在《恩格斯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吗？》中认为，恩格斯并没有把他的哲学立场称为“辩证唯物主义”，而是更倾向于使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在他看来，“辩证唯物主义”被列宁和斯大林确立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的名称，这种名称上的变化反映了对恩格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片面理解，列宁和斯大林认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恩格斯力图对它们进行调解，恩格斯认为“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能够把握存在的原理，这样的主张包括了唯心主义观点，即存在的概念必须限制在我们的经验领域内。[16]莱匹克这种解读观点不但带来了概念上的混乱（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辩证法），而且将恩格斯理解为唯心主义，这是我们不能赞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