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历史学家于尔根·科卡所言：“我们不应只言‘马克思与恩格斯’，有时也该说‘恩格斯与马克思’。”[3]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停留在“第二提琴手”的意义上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甚至在特定时期和特定领域，恩格斯还引领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因此，我们不能低估恩格斯的思想地位，更不能将恩格斯与马克思对立起来。反驳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对立，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纪念恩格斯的首要问题。

一般而言，所谓“马恩对立论”的理由是，马克思关注的是纯粹的社会批判理论，恩格斯关注的是自然科学研究。例如，诺曼·莱文在《辩证法内部对话》中认为，正是恩格斯开创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马克思是将辩证法运用到社会经济结构上，提出了改变世界的实践辩证法，而恩格斯则将辩证法运用到自然领域，提出了自然辩证法：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心的主要是人类社会的性质，而辩证唯物主义却集中在自然的形而上学方面”[4]。莱文认为，恩格斯与马克思研究领域不同，更关键的是对辩证法精神实质的理解不同。卡弗也有类似的观点，不过他对所谓“对立”的具体细节理解与莱文有所不同，他认为在1844年到1845年初，恩格斯更有才华，更具有独立性，也更具有世界视野和政治天赋。卡弗尤其强调了恩格斯早年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的影响。但卡弗同样也认为：“在1859年以前，恩格斯关于历史这一学科的著作类似于马克思的著作，但1859年后，他的著作通过一种展现与马克思的著作之间差异的方式实现了转换。”[5]这种转换体现在，恩格斯作为体系化的哲学家，将马克思的著作置于传统哲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学术范式中，并对之进行了体系化、实证化的阐述。这些代表性观点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对立起来，甚至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对立起来，认为恩格斯将马克思主义简化为实证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庸俗决定论。

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国外学界对这个“马恩对立论”的老问题进行了重新研究。孙海洋在《近年来国外恩格斯研究聚焦的几个问题》中，介绍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保罗·布莱克利奇、康加恩等人的观点。[6]布莱克利奇在《恩格斯与现代社会政治理论》中从总体上回顾了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历程，恩格斯对战争、革命和民族问题的讨论，以及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编辑整理工作，强调了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中的地位，尤其突出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贡献。布莱克利奇从四个方面批判了“马恩对立论”。第一，“马恩对立论”的前提是“稻草人预设”。这个前提假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个完美的整体，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密切合作并不意味着二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分歧，两人思想上的完全一致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第二，卡弗的“马恩对立论”错在忽视了两人的学术分工，学术分工虽然表明两人研究领域的差异性，但更加凸显了合作的必要性，更加体现了思想上的互补性。第三，两人的分工表明恩格斯更加关注现实社会矛盾，彰显了恩格斯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第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并不限于卡弗所说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三部著作，两人的书信往来表明两人的合作是全方面的。

“马恩对立论”强调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研究对象的差异。这种观点假定马克思不关心自然科学领域，但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同样有关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这就为反驳这种观点提供了思路。孙海洋介绍了土耳其籍学者康加恩的观点，即在康加恩看来，马克思同样有关于生态学、矿物学、化学、地理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如果可以表明马克思在进行一个包罗万象的、包括各种各样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时，在把握自然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相互联系时，与恩格斯把辩证法定义为普遍的相互联系的科学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那个马克思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这个方面的老问题算是解决了。”[7]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研究并不仅仅限于社会历史理论方面，他的研究同样是跨学科的。这种研究中所体现的辩证法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也是一致的。“马恩对立论”所谓的研究领域区分并不成立。(www.daowen.com)

“马恩对立论”的另一个立论依据涉及恩格斯晚年对《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编辑工作。“马恩对立论”认为，恩格斯编辑《资本论》是一种误解，甚至是杜撰。在反驳这个观点上，凌菲霞在《澄清误解和重新发现——21世纪西方学者论恩格斯思想的当代价值》中，介绍了经济思想史学家霍兰德的观点。[8]在霍兰德看来，恩格斯编撰《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反映了马克思的思想原意，是真实可靠的，并没有曲解或误解。这里关涉两个问题：一是“价值规律”的适用范围问题，也就是价值规律能否扩展到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中；二是《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与资本主义的崩溃问题。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指出了一般利润率的下降是社会生产力日益发展的结果，这个秘密令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家头疼。“亚当·斯密以来的全部政治经济学一直围绕这个秘密兜圈子，而且亚当·斯密以来的各种学派之间的区别，也就在于为揭开这个秘密进行不同的尝试。”[9]霍兰德认为，在这两个问题上，恩格斯的编辑是准确的。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证明了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三卷是符合马克思原意的。恩格斯在编辑第三卷的时候，大概只撰写了6% ～8%，90%的文本都是马克思自己的文本。马克思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23个笔记）与《资本论》第三卷的主要内容是一致的。不仅如此，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篇第四章“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中关于缩短资本投资的周期能够抵消利润率的下降，还填补了马克思留下的空白。

在为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的辩护上，学界翻译了米夏埃尔·克莱特科的论文《如何评价恩格斯对〈资本论〉的编辑工作》。在克莱特科看来，破解“马恩对立论”的关键是如何看待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的编辑工作。在他看来，恩格斯的编辑不是篡改。有时恩格斯思想是领先于马克思的，马克思也是承认这一点的。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不止一次提到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恩格斯与马克思合作之前，恩格斯就已经是独立的思想家。在他们合作时期，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思想完全相通。在1850年到1883年，恩格斯一直是马克思思想的“对话者”。马克思参与了恩格斯《反杜林论》的撰写，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受到了马克思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影响。马克思生前是了解和支持恩格斯的自然科学研究的。所有这些都表明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思想没有对立，差异也被人们有意夸大了。

第一，恩格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阐述形式、结构及内容都是相当了解的，甚至了解马克思的写作方式，并参与了《资本论》第一卷的修改和润色工作。就此而言，恩格斯是马克思手稿最为合适的编辑者。第二，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时，主要选取了马克思最新版本的手稿。在尊重马克思原意的基础上，恩格斯增加了大量的补充说明，来实现一种接近马克思意图的改编。恩格斯对第二卷的修改并不大。第二卷主要依据的是马克思修改过的两个手稿：1868—1870中期的手稿Ⅱ和1876—1881年最后一部分手稿Ⅷ。恩格斯改动相对较大的是第三卷中的第一篇和第三篇。这两部分马克思留下的手稿还不成熟，还主要处于收集和整理资料的阶段。因此，恩格斯不得不进行整理、修改，甚至是重写。当恩格斯编辑出版第三卷时，很快就受到了人们的批评。提出这种批评需要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马克思的手稿是清楚的、明白的，二是批评恩格斯的人认为自己比恩格斯更加了解马克思。但实际上这两个前提都是不成立的，辨认马克思的手稿并不容易，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了解程度远远超出了这些批评者。第三，认为恩格斯篡改《资本论》的批评者们没有意识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中，马克思在很多情况下只形成了有待细化的基本想法，而恩格斯是当时唯一能够识读马克思全部《资本论》手稿的人。[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