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需要注意，在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次生灾难的突发挑战面前，国外马克思主义者除了“一致对外”批判资本主义和设想社会主义，其内部也经历了交锋砥砺，促进了自身话语体系的科学性和融贯性，增加了其理论批判的现实性力量。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阿甘本，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阿甘本围绕例外状态所进行的理论阐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但从此次疫情暴发以来，他对新冠病毒所带来的例外状态发表的一系列言论却引发了普遍争议，受到国外思想理论界包括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激烈批判。由于阿甘本一开始基于错误数据而误判了疫情形势，所以他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种凭空想象，并强烈批评意大利政府夸大了疫情的威胁，是借助传染的恐惧想象而制造例外状态，以“健康和公共安全”为名严重限制人们的行动自由，迫使人们放弃一切人性和政治的信条。按照阿甘本的看法，具体的某个疫情或者病毒只不过是政治权力为宣告例外状态、实现更好治理而找到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对于新冠病毒的恐惧使人们恐慌，由此以安全的名义接纳了严重限制自由的措施，合理化了例外状态。按照阿甘本一贯的批判话语体系来看，找到借口或理由宣告例外状态是政治权力运作的套路，没有新冠病毒，资产阶级政府也会找到其他的借口或理由，例如此前资产阶级政府渲染所谓的恐怖主义威胁并借由“反恐”的理由来宣告例外状态就是如此，今天的新冠肺炎疫情不过是类型情况的重演而已，实质并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恐怖主义已经不再能成为宣布例外状态的理由，那么现在，‘发明’一场流行病就可以为无限拓宽例外状态提供理想的借口”[25]。

显然，阿甘本把如此真实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新冠病毒说成是被国家权力故意“发明”的或至少是被夸大和渲染的，不能不招致有识之士的反对和批评，人们纷纷将阿甘本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这种种说法判定为“傲慢且偏执的”，例如同样身处早期欧洲疫情重灾区的意大利哲学家兼记者保罗·弗洛雷斯·德阿莱斯（Paolo Flores d＇Arcais）就发表文章《哲学与病毒》，径直以“阿甘本的呓语（farneticazioni）”作为副标题，并将阿甘本贬低性地称为“后哲学家”，认为他沉浸在了“平庸自恋”的妄想之中，强调当前人们需要的恰恰就是强制措施。[26]齐泽克也评论指出，阿甘本的反应代表着左派普遍立场的极端形式，阿甘本之所以得出那样的结论，是因为他没有看到事实，低估了新冠病毒的危险性。齐泽克认为，没有任何政府会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而限制人们的自由，从而导致上万人死亡和经济危机，相反，种种迹象恰恰表明，国家权力在应对这场未知的灾难时也陷入了恐慌，施行紧急状态确实是被迫采取的措施（当然，齐泽克虽对政府采取的行动表示理解，不过他同时也强调必须对权力本身加以控制，以防止可能出现的滥用）。[27]——这些批评意见显然是切中肯綮、直击要害的，甚至阿甘本本人尽管没有完全改弦更张，但在这种纷至沓来的批评意见面前也不得不适当修正了自己的立场和表述，将政府“发明”流行病的说法修改为政府“利用”了流行病。

这些批评意见其实可以从几个不同层面来理解。

其一，是切中了阿甘本的哲学话语体系本身的后现代性偏执和偏见，揭示了他误判新冠肺炎疫情的认识论根源。阿甘本本人明确提出，科学是“我们时代真正的宗教”，“和其他所有宗教一样，科学宗教也可能生产迷信与恐惧”，因而按照这种叙事模式，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管控政策措施，就无非是在医生、科学家和专家的“科学宗教”迷信帮助下，让人们因为恐惧生物性生命的失去从而接受了政府的封城禁令和例外状态的各种限制，最终阿甘本得出误判的结论，即疫情下的例外状态被政治常态化了，封城模式是产生赤裸生命的大规模的区域监控。而在其他左翼人士的批判意见看来，阿甘本的这种立场和方法其实就是在“迷信反科学”[28]，或者正如某些中国研究者所直言不讳指出的那样，是“为了哲学而哲学”，“否定真实存在的客观事实以成全哲学的深刻”。[29]本来，对于现代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统治工具的地位进行揭示，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下的现代性进行批判的重要进路，也是我们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关照中国现实的重要议题，可以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共同关注的理论交集。但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的主流见解并不是要认为现代性具有“原罪”，并不是对其片面地加以否定——“不屈尊于后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30]——而是要人们对现代性加以“治疗”，批判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追求另一种社会制度、另一种社会组织方式、另一种价值观念。

贯穿于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成功实践当中的“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正是一种合理形态的现代性存在方式，内在地嵌入了“科学”的文明要素：“面对前所未知的新型传染性疾病，我们秉持科学精神、科学态度，把遵循科学规律贯穿到决策指挥、病患治疗、技术攻关、社会治理各方面全过程。……无论是抢建方舱医院，还是多条技术路线研发疫苗；无论是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大数据追踪溯源和健康码识别，还是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有序推进复工复产，都是对科学精神的尊崇和弘扬，都为战胜疫情提供了强大科技支撑！”[31]我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所得出的基本理论立场，也是为了批判性地改造原本利用资本元素、资本原则、资本建制而发展起来的现代化文明成果，不是以某种前现代的田园牧歌式的流风余韵框定现代，而是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相呼应的，是要正面地构建人的新的生活方式和存在状态。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对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就要求有一种现代化大生产所内在地导出的科学发展之路。我们结合着现代性及其困境问题在中国从征兆、预判逐步转变为现实的状况，借鉴吸收着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相关理论成果在内的有益指导，积极地寻找出现现代化进程中相关负面效应（包括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生态环境恶化、资本逻辑消费主义对人生存状态的“单向度”塑造等）产生和扩张的真实原因，并且想方设法消除这些原因，使负面效应降到最低限度，这个消除的必由之路，也就是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其二，这些批评意见切中了阿甘本生命政治批判话语的方法论缺陷，即正如齐泽克所说的那样，阿甘本的叙事代表了一种左派普遍立场的极端形式，而脱离了具体的事实。我们之前年度的发展报告中也提到过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对阿甘本等人的“生命政治”话语的判断，即他所代表的是一种“控制性”的生命政治话语，侧重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权力机制对人的控制，这一思想路向有别于哈特、奈格里、埃斯波西托等人所侧重的“解放性”的生命政治话语。虽然这种“控制性”的生命政治话语超出了西方主流政治学以契约与法权为前提理解政治的基本框架，揭示了西方国家权力运转的真实状态是国家治理技术，但这种视角把国家治理技术对生命的管理看作权力源泉、体现出了一个维度上的深刻性的同时，也就有可能存在着简单化的风险，可能把主权者通过悬置法律制造出例外状态、使人成为不被法律保护的情形，简单套用在当下每一个具体的、现实的历史进程身上。阿甘本的思想直接承自晚期福柯的思想遗产，而福柯是于1974年在巴西圣保罗大学讲授课程时发现一部分医生参与到了帮助军政府设计酷刑的工作中，从而才在之后的讲座中开始使用“生命政治”这个概念，用以对当代西方社会治理技术进行揭示，尤其在特定的历史情境。

21世纪以来，当代“生命政治”理论瞄准全球国家政治当中治理技术的普遍化趋向，考察生命权力在当代政治领域的具体展开，但这种考察仍然不能脱离现实政治展开的具体情境。我们知道，阿甘本作出相关批判其最深层的恐惧和忧虑是例外状态下的法律失范被规范化，即特殊情境下政策的常态化以及民众对此的接纳，他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担忧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来源于德国从魏玛时期到纳粹时期频繁甚至持续地制造紧急状态、悬置魏玛宪法的历史事实。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和绝大多数同时期的欧洲思想家一样，阿甘本对法西斯主义的恐惧和反思决定了他的政治哲学研究，但这个合理的起点并不当然就导致合理的推论，“当阿甘本沿着福柯的政治治理分析路径进行权力机制批判的时候，策略之一就是从抽象的意义上制造范畴之间的对立。……然而，这种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与政治现实并不总是同一的。”“在法律状态与例外状态的截然二分中，阿甘本将真实的国家社会历史凝固化并理想化。”[32](www.daowen.com)

其三，无论是阿甘本一开始所谓的政府“发明”流行病的说法，抑或之后稍做修正改为政府“利用”了流行病的表述，都指向了一个单一主体的自主行为，而正如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的批评意见所说的，其实在疫情防控问题上应当指向的是系统而非单一主体：这里“没有任何马基雅维利式的狡诈算计或是国家权力的滥用……唯一起作用的是共通互联的一般规律，对它的控制正是技术－经济力量所要达到的目的”[33]。如果我们要把脉2008年金融危机后弥散全球的经济危机、债务问题、生态环境恶化、民粹主义盛行、逆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多元民主与平权运动迭起、标新求异的社会风气与文化观念拥至、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甚至普遍社会灾难等一系列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时代之新、社会历史之新、资本主义规制与秩序之新，以及从理论内容上把握新晋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话题、概念、思路之新，这就需要明晰，正是随着现当代资本的积累与扩张的不断推进，作为经济因素诸多变量的其他权力关系才都取得了各自的新形式，顺应现代性发展而诞生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虽铺设为与传统相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情境，但其实质依然是在排斥与区隔的并行中以资本积累与利润最大化原则来规制人的观念与行为，并从而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控制系统。

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存在的物质生产领域，仍然是现代性变化最基础的实在对象。在实践层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当下正经历着直接物质生产向智识生产的转变，“数字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等对资本主义的崭新界定亦展露出新的社会问题、思维方式与理论路向。在理论层面，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左翼理论进一步呈现由《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向《资本论》倾斜的趋向，在现代性批判中强化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维度，凸显新的非人道主义批判立场。因而就需要学者们围绕现实情境中的文明新问题，展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重维度的回应，从“新生产模式”“新控制形式”“新大众文化”“新社会问题”等角度展开多元论证与探讨，在对资本主义霸权主义规定性的拆解中还原现代性的中立本质，拯救具有永恒自我更新的现代性精神。基于新时代生产生活的新现实要素而打开的新异化之窗，可以说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从根本上认识资本主义新现象、新运行、新危机的前沿理论与批判理路。例如，哈特、奈格里的“帝国”三部曲对当代资本主义非物质劳动生产新本质特征的认识，即当代资本主义通过“向外扩张”和“向内挖掘”对工人的生活、情感、想象和欲望的控制和穿透，也正是在完成从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到“实质吸纳”的扩张过程。

今天，以人工智能、大众媒体为主要形式的“新生产”“新异化”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的关键起点，生产与消费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导向下以竞争、合作交替的形式操纵着对人类的主导权，不断塑造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社会文化，掩盖霸权运行的真相。特别是智识化生产带来数字与符号对社会生活的全面侵入，会带来社会权力关系的再造，以权威形式存在的传统权力形象，如宗教仪式、国家权威等，日渐被凸显内在向度的新控制形式所替代。这种新的权力关系诉诸科学技术，以及科学技术基础之上以消费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其运行方式诉诸对主体内在需求的导向，控制的对象不再是主体的实在身体，而是抽象的激情，与日常生活相对立的，以强制性为特征的权威形象已经不复存在。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涌现和不断发展，新型权力网络以意识形态、消费需求等内在形式对主体进行中介性操控，在鼓励大众参与的氛围中对主体的操控愈来愈成为多样化、隐形化的合法形式。在这个意义上，阿甘本的忧虑绝非杞人忧天、全无根据，“人们如此习惯于生活在一种永久的危机状态中，以至于他们似乎没有察觉到他们的生活已经被缩减为一种纯粹的生物状态，并且不仅丧失了其政治维度，而且失去了所有人性的维度”[34]，但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地找出批判和超越的合理路径。

此外，政治权力对日常生活的入侵还导致社会关系在经济之外的政治、文化等维度形成更为显著的单向度形态。文化权力与意识形态统治的流行使得话语叙事取代经济支配，而寻求革命或改良的主体也从被经济关系规制的阶级整体变为身处不同霸权系统，并致力于寻求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形形色色的“社群”。毫无疑问，这种多元化的身份政治深受后现代主义解构元叙事、溶解本质主义倾向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难以发生的当下，公众基于特定身份寻求制度与法律保护也是更为紧迫的政治追求。资本主义权力的分散化、多元化使得克服资本主义霸权的斗争形态也失去整体性的外壳，演变为微观领域或称日常生活领域、社会领域的对话与协商，尤其表现为以种族、性别、生态等为主题的新社会运动。这些以种族、性别、生态等因素为依据的社会运动生产出带有显著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差异政治，试图在以反抗表征为话语规训的各类霸权体系以及表达理想生活方式的诉求中恢复被现代性压制的主体性，实际上呼应了后现代主义“事件”转向中所阐述的主体参与现有秩序之外的偶然性事件，在既有经验的不断断裂中实现主体性的持续生成。

针对当前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我国学术界也被激发出了对资本主义批判新进路的探寻。总的来说，资本逻辑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并未消失，多元、繁杂的生产、消费情境不过是资本增殖途径的再一次拓宽，而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问题依然是如何在新形势下准确把握资本主义运行的基本规律与基本矛盾，如何积极保持和发展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对抗性力量，以及如何尽早创造出替换资本主义市场激励机制的新制度安排。正如哈维用反问句所表达的那样：“为什么我们不把目前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所蕴含的那些要素——惊人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解放出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改造和组织形式，以使我们能够创造一个与以往存在的任何事物迥然不同的东西？”[35]此外，在科学技术的冲击下，科学知识的民主化和现代社会权力的去中心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科技精英取代官僚精英对整个社会施行统治固然是当下为资本主义服务、有助于资本主义存续发展的控制形式，但这一趋势也为权力结构注入更多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它形成了权力网络的无中心性。

例如，我国有学者通过对大数据时代多种社会现象的分析，指出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的发展，更多新型媒介和新型“信息机器”进入人们的生活，主体势必面临新的生成“场域”，正确理解“信息机器”与主体的复杂关系，以及对主体的重构已成为当今批判理论的新课题。被嵌入数字网络中的每个主体看似能够作出自主的选择，可是实际上主体的选择已经被数据和算法预测，最终成为被数据所穿透的工具人。尽管如此，由于人类所遭受的数字异化是一个无法逆转的过程，因而不能简单地将人类的生存与数字化和算法、智能等技术对立起来，甚至对数字化和算法技术产生抵触和反抗情绪，主张倒退到一个没有被数字技术玷污的浪漫主义的乌托邦。我们必须同时认识到，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在形成一种生存方式的变革，人们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去理解世界和把握世界，尤其对于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来说，只要掌握数字技术发展的主动权，就能打破自近代工业化社会以来的世界格局，从而实现在技术上和经济上，甚至在全球化技术变革重心的转变，即通过这种数字化实力增长，实现国际势力的新均衡状态，并有望在这个新均衡状态之下去寻找通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路径。[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