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一直都坚持不懈地批判资本主义，包括试图深入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本质进行批判，形成了众多深刻的理论成果，但我们显然也不得不承认，其“批判的武器”还远未和“武器的批判”真正结合起来，还没有有效彰显实践性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品质。特别是如同我们国内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一消极现象在近几十年间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论者那里似乎更进一步恶化了，究其缘由，很大程度上是在于欧美中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隐性强制作用，从而大量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论者尚未从根本上形成对当代资本主义演变趋势和世界潮流的科学判断，未能在新的时代大势和时代精神的引领下，突破国外马克思主义固有的一些思维模式、研究范式或理论偏见。例如，许多当代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论者尽管用力甚巨，但大多是在分配、消费、金融、生态、空间、都市、正义、文化、女权、生命政治、数字资本等具体领域当中展开批判建构，这些研究当然不乏深刻性和思想性，可是在相当程度上还只是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特定问题的分析，还无法从整体上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生理机制及其运行规律。[7]

我国的有关研究者还深刻地认识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这种局限性表现在实践维度上，就是许多左翼理论家和活动家以种族、生态、女权、边缘群体、大众自治、多元民主等作为批判的切入点，虽然坚持了批判和斗争的立场，但已经解构和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阶级逻辑和政党理论。而反过来说，例如种族、生态、女权等形态的新型社会运动，实际上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所能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某种权利抗争，不仅无法动摇资本主义的统治基础，反而存在被资本主义收编、同化、利用的可能。此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论是反宏大叙事的，这固然有一定的依据，但相关思想家只是一味地在微观层面或具体领域中寻求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这也是行不通的，因为空间、生态、女权、生命政治、正义、分配、消费等领域中的问题统统不过是当代资本主义这个有机整体之下的具体症候，如果不改变资本主义的总体结构，却妄图在这些具体领域中实现根本变革，那就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景。[8]

在我们看来，上述关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大量流派和人物思想状况的“病情”诊断和“病因”分析是非常尖锐、准确触及问题痛点的。当然，我们认为也还需要看到，既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这些局限性是由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和隐性框架所蕴含、所容忍、所欢迎的，那么我们就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自我否定的辩证法思想，从新自由主义总体结构的张力和裂痕当中找出超越的出路，而不能只停留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本身进行责备，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批判和超越社会现实的“原本”，而不是思想理论的“副本”。而在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的重大挑战面前，在疫情引发的资本主义社会系统性危机面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翼人士则无疑会受到历练，在现实矛盾的倒逼之下推动提升理论话语的境界。大量西方左翼学者在新情境下看待疫情、看待资本主义世界的应对表现、看待欧美所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局限和意识形态偏见时，都结合着现实问题的系统性而广泛达成共识，即疫情正在迫使人类做出选择，人类必须作出整体制度性的批判和更新。

首先在追溯疫情灾难的本质和根源问题上，大量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人士就不能不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和内在矛盾机制的揭露上来，认识到疫情是资本主义的系统危机所导致的。例如乔姆斯基径直指出了经济问题的根源地位，新冠病毒的出现导源于市场的失灵，新冠病毒危机来自新自由主义巨大的失败，它可以追溯到市场的本质和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深层的社会经济问题。[9]大卫·哈维也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弊病是资本运作和政治、文化、生态背景等层层嵌套后的结果，这次疫情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报复。[10]新自由主义似乎曾经造就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开启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市场体系，乃至于帮助资本主义“赢得”了冷战，但随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泛滥，随着后“冷战”时代资本主义世界失去制度竞争压力之后社会福利保障和国家调控能力退化，许多西方国家也就作茧自缚，无法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资本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政治逻辑决定了西方社会当中把利润置于一切之上的根本判断尺度，企业考虑资本利润和经济活力甚于保护人们的生命，避免让病毒控制导致利润的黑洞，在其眼中公众的健康只是“可消耗”的生产成本而已，特别是资产阶级政府为了本阶级的利益，从社会治理的全局导向上就是漠视人民健康。

并且在对社会运行的具体机制和具体问题批判性揭示层面，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富差距、种族歧视、价值观分裂等社会问题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联系和作用机制暴露得更加透彻，大量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人士在其言说当中也大大增强了自身理论批判的现实感。资本主义社会在“成本与收益”的根本逻辑指导之下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从根本上资本主义这套逻辑就是阻止了人们有效利用现有的科学知识、技术药物手段和专业人员的巨大能力来预防和治疗新疾病，而是将社会的人力、物力资源和微观体制机制效能都消耗在了社会整体运行层面上的摇摆、扯皮、甩锅、内斗之上。许多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疫情防控之所以表现出来进退失据、效率低下，特别是欧美资本主义政府在抗击疫情的决策和施政方面表现出来的不负责，国外左翼切身体会到了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系统运行存在缺陷，从而资产阶级政府在疫情处理和社会治理上才呈现出了公共卫生投入不足、管制手段软弱无力、地方政府各自为战且缺乏协调等乱象。国外左翼集体尤其是围绕例外状态、生命政治、共同体、数字社会与加速社会等议题对新冠肺炎疫情作出了全面而深入的反思，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抗疫不利的制度层面的劣势和弊端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有效激活了长期以来在各种具体微观的新社会议题、新社会运动方面所积累的批判成果。(www.daowen.com)

进而在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人士在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开展资本主义批判的过程中，也就愈加确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必然导致其自我否定的辩证法。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极大凸显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不平等和不平衡，正是各国社会内部不平等的经济地位和不同国家间巨大的贫富差距，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致命性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最终，这种由不平等而加速放大的毁灭性风险，又最终会反过头来呈现一种平均化，导致一种在终极灭亡面前的平等，也就是说，疫情风险客观上最终也会不可避免地损害到上层阶级的利益，使富人受到了正义的审判，没有任何社会阶层可以因为财富和权力的占有而最终免于被病毒感染的风险。同时，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管理，也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阶级斗争的场域，就资产阶级方面而言，他们试图通过定义风险的来源和解决方案，将阶级冲突转化为风险管理的技术议题，也就是说将风险的总体性原因物化为一个社会学的或者经济学的实证问题，乃至还要使得灾难成为一种可以获得巨大利润的生意。而在人民大众的方面，危机的结构性积累则是将阶级斗争的场域进一步扩大到了公民运动当中，既然危机在社会结构中的平均化趋势跨越了阶级利益的冲突，风险的共同性是真实存在的，因而跨越不同社会阶层、职业群体和年龄群体的成员而团结起来形成公民运动是可能的，新冠肺炎疫情最优化治理的客观需要就会催生一种社会性的联合。[11]

就后一点而言，其实也就是客观存在着的共同生存发展威胁为人们的社会性联合奠定了团结的基础，广大劳动者在要求保护劳动者福利和权利，反对企业和政府缩减劳动报酬、社会福利和安全支出的议题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在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各种次生社会灾难的威逼下，由于缺乏安全防护和健康保障，社会许多行业的劳动者都逐渐开展了小规模的、短暂的和地方性的自发罢工。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例子是，医护工作者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以来是具有“中产阶级”乃至“上层人士”外观，但其实在新自由主义体制和政策的长期挤压、侵蚀之下其实早已内部高度分化，大量基层医护工作者遭受着高强度的剥削，而这次医疗系统在最直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下，更是出现了医疗资源被系统性地“透支”乃至“击穿”的情况，大量医护工作者被感染乃至牺牲，从而这一群体也就被极大激发出了保护公共医疗体系、维护自身工作权益的激进诉求，乃至于大量医护工作者走上街头开展社会抗争——最终，这些要求资产阶级政府保护人民健康和生存权利的斗争，都会融合到社会变革的伟大历史浪潮中去。我们还可以看到，西方左翼特别是各国共产党组织在政府和资本抗疫不力的大环境下，在实践中积极探索了丰富多样的由人民直接开展互助自救的运动，开辟了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引领群众的新形式。民间互助的形式包括为人民群众提供紧缺的口罩、为弱势群体提供食品、为经济困难的底层群众提供互助资金、组织由自己的成员组成的医疗救助队伍等，这些工作既在直接的抗击疫情工作层面使广大群众获得了必要防护物资和生存资料，捍卫了工人和底层民众的生命权利，直接践行和确证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人民性品质，也有效地提高了群众对党的认同、信任与支持，更是为后疫情时代壮大组织规模和动员群众提供了新模式。[12]

再进一步说，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各种次生灾难既然实质上是一场新自由主义危机、一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危机，那也就必然会激发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人士对未来政治和经济方案的更确切想象，特别是国外左翼鉴于中国抗击疫情经验的成功，看到了“西方社会下的新冠疫情危机重振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想象”[13]。从根本取向上说，由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次生灾难显然打破了资本主义“平等”和“民主”的幻象，把资本追逐利润的反社会性和寄生性暴露无遗，特别是暴露了新自由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造成了欧美资本主义抗疫不力、全面失控乃至人类生存危机，故而国外左翼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大都趋向于认为，在经历此次人类历史大灾难之后，新自由主义必将走向终结。如齐泽克、哈维、莫兰等人都指出，人类必须抛弃新自由主义的教条，寻找一个可替代的方案，“向左还是向右？”是一个生存抑或毁灭式的选择，是“共产主义”与“野蛮”之间的选择，例如就像齐泽克所言，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构成了潜在的打击，这场灾难带来的痛苦将使人们反思现有的社会形式，从而寻求一种新的方式，“是全球共产主义还是丛林法则，冠状病毒迫使我们做出决定”[14]。

而在这种根本取向之下，尤为引人瞩目的是社会主义中国抗击疫情的巨大成效对社会主义制度高度优越性的现实展现，从而为政治和经济的合理样态内容提供了可靠、可行的参照。全世界的人只要不戴上有色眼镜都会承认，中国政府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迅速反应、积极有为，包括对疫区实行严格的封闭管控，快速阻断疫情传播链条，扩建医院，调派医疗人员，在最短时间内有效地控制住了疫情，并且中国的检测率、治疗率、信息提供、食物分配、对老年人和弱势群体的照顾、补偿金转移和心理健康支持都远远优于许多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许多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人士更是从这些抗疫工作的实际绩效当中抓住了根本的原因，即中国政府之所以果断、努力、有效地处理了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事件，主要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和引导社会的方法、政治决策的高效，以及中国共产党与全体中国人民之间巨大的信任关系。从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在品质来说，它的政府就是要对人民而不是对资本负责，中国有可以非常迅速调动巨大资源的相对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特别是中国有一个庞大、高度胜任、组织良好的共产党的存在，在这次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充分利用了这些制度上的优势，由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发起了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