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20年度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而言，乃至于对本年度中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事业、对人类的整体历史进程而言，都无法忽视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可以说，本年度以及今后若干年份当中，人类的生存境遇、交往方式、政治格局、文化思维，都必然被此次疫情及其衍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所深刻地打扰和改写，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也无论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都愈来愈认识到和承认了这一点，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可以被看作人类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例如，美国前国务卿、著名右翼政治家和思想家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就在其个人网站上径直以“新冠肺炎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ill Forever Alter the World Order）为题撰文，坦率承认了这次疫情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同样的，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来说，这次疫情已经开启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2]

进而，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视角来看问题，那么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蔓延以及种种次生灾难的产生，实际上就是属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根本趋势当中的一个突发变量因素，这个因素极大加速了世界变局的既定进程，也向世界各国人们提出了一次把世界格局推向更合理形态的重要警示——归根结底，这次疫情就是世界大变局的必然性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偶然性中介。正如有学者所归纳和评估的那样，新冠肺炎疫情将使国际政治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加快向更加均衡的方向演进，特别是促进国际秩序由少数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一家独大式主导的格局，向更广大新兴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更加平等和多元的国际协商治理平台加速搭建的形态演变，最终将促进更宏观层面的国际格局的非西方化进程。[3]

因此，在这一客观情势和趋势之下，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也积极加以应对，密切追踪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各种思潮、流派、人物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及其衍生社会问题的讨论，从自身学术视角和理论话语出发提供破解人类新挑战、指引世界大变局的鲜活思考，许多学术刊物都及时推出了相关主题的专栏和专稿。例如，《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策划推出了关于欧美疫情反思的系列访谈，包括同大卫·科茨、诺姆·乔姆斯基、罗伯特·波林等知名国外左翼理论家的直接对话，用第一手材料即时展现受访者对美国政府和新自由主义在疫情中表现的宏观思考和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展望。[4]

再如，《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所策划的“国外左翼观察”栏目，针对国外左翼理论家对资本主义社会在此次疫情当中所暴露出来的具体经济政治问题的思考和批判，译介刊载了阿基纳尔多·多斯桑托斯的《健康问题引发的政治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经济社会的挑战》、胡北思的《世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同体制方案：生死之问》、马克·特卡丘克的《被新型冠状病毒改变的世界》、汉斯·莫德罗的《大规模流行病揭示了体制问题》、斯塔夫罗斯·马夫罗迪亚斯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和政治后果》、赛勒斯·比纳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生物经济危机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六篇译文，集中呈现了国外左翼学者围绕疫情对世界的影响作出的思考。

又如，《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第1期）译介了包括阿拉斯代尔·罗伯茨的《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美国不健全的治理模式》、梅雷迪斯·图申的《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西方国家医疗体系的不公平》、乌苏拉·胡斯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的数字化、资本重组和社会动员》、玛丽安娜·马祖卡托的《新冠肺炎疫情后的资本主义：正确的恢复之道》四篇译文，向我们展示了更多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资本主义世界中社会生活的细节，揭示了许多具体体制机制层面的问题和矛盾，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呈现了更加丰富、更加立体的维度。

除了上述关于国外左翼理论家谈论疫情的理论成果译介，2020年以来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还迅速开展了针对相关理论成果的专题讨论，包括结合疫情下暴露的新问题、新矛盾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既有理论范式和结论开展深刻的反思。例如，《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3期）刊载了吴静的《例外状态与自由的边界——后疫情时代对阿甘本生命政治理论的反思》和陈培永的《如何栖思于新冠病毒带来的例外状态——回应阿甘本》。再如，《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4期）集中刊载了讨论疫情与生命政治的三篇论文，即夏莹和黄竞欧的《资本逻辑中无例外的“例外”与非劳动的劳动——对当代西方左翼思潮的一种批判性反思》、蓝江的《作为肯定性生命政治的免疫共同体范式——罗伯托·埃斯波西托与生命政治的未来》、虞昊和吴冠军的《生命政治的“至暗时刻”？——一个思想史重梳》。又如，《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以陈培永为学术专题主持人，集中了讨论关于疫情与生命政治、例外状态的四篇论文，包括吴冠军的《后新冠政治哲学的好消息与坏消息》、蓝江的《生命政治的治理技术——从霍布斯到巴斯德和福柯》、王庆丰的《生命政治学与治理技术》、陈培永的《生命政治学视角下的新冠肺炎疫情》等。(www.daowen.com)

除了上述传统理论载体和讨论平台的呈现以外，我国还有越来越多耕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专业理论工作者、媒体工作者和民间志愿人士开始积极分工配合、取长补短，适应当今时代的信息传播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运用技术更加便捷、传播更加广泛、表现形式更加立体的方式，大力地推进了同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思想的交流互通。从国内主流新闻媒体来看，其中有一些所举办的新媒体平台长期关注人文社科思想，如“澎湃新闻”设有“思想市场”栏目，这次针对疫情下的思想创作动态，就翻译刊载了巴迪欧、莫兰等国外左翼思想者的交流和争论，又如“界面新闻”在“思想界”专栏专门做了一期关于哈维、巴特勒、齐泽克、阿甘本等西方左翼思想家们对病毒的讨论。[5]

而许多自媒体平台在这方面的工作更加丰富多样，有许多微信公众号都推出了新冠疫情专栏，对国外左翼学者的疫情反思进行译介，如“欧罗万象EuroScope”微信公众号为帮助中文受众全面、深入地理解欧洲疫情而推出了译介项目“新冠专题”，翻译和推送了斯洛特戴克、南希、拉图尔等人的文章。“四十日谈”志愿者小组则通过“WUXU”微信公众号，翻译了大量阿甘本、埃斯波西托、卡其亚里、奈格里等人的评论文章，向国内及时传递了疫情下的意大利现场。此外，还有像“暴风骤雨”“拜德雅Paideia”“法意读书”“城读”“保马”等微信公众号，都向读者大量推送了意大利、法国、美国等地区的左翼学者和政治人物的文章、评论或采访。除了二维文字形态的传送，国内知名视频网站哔哩哔哩（bilibili）上也有一些发布视频的“up主”例如“LeftistZone”“八马鹿”等人，他们积极对外国学者关于疫情主题的访谈、讲座等视频进行了翻译和搬运。这些新兴形态的平台、团队以及个人通过多种网络渠道紧跟国外思想界动向，他们的译介、传播工作成果极大地开阔了广大读者观众的视野，也为思想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渠道和资料汇集库。

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事件之所以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之所以激发了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人士的思想警醒和发声热情，除了因为疫情及其次生灾难在各个层面上严重威胁了全人类生存状态之外，特别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当全人类共同面对着疫情考验时，分别处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下的政府和人民交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答卷。习近平总书记此前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就深刻地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6]这一论断的真理性在2020年度的疫情挑战下得到了充分的确证，中国发挥出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有效维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发展利益，并如期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胜利，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进一步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宣示了中国未来发展新阶段的宏伟蓝图，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但与中国取得疫情防控阶段性胜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特别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抗疫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乱象，这些国家的应对失当、内耗严重、漠视生命的表现，给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生活安定、社会秩序等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本来，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之后，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一时高歌猛进，故而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之类的观念一时甚嚣尘上，西方也更加具有“自信”地以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侵略霸凌手段，在世界范围内大力推行着自身那一套特定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借“自由民主”之辞行剥削压迫之实。但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自我衰败的表征已经日益凸显，恐怖主义的大量滋生、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反复冲击、各国内部民粹主义的抬头、社会各阶层的矛盾激化乃至发生族群撕裂，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进入了深度调整期，资本主义主导下的旧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公平赤字、信任赤字等一系列突出问题，自东欧剧变以来仿佛已经一劳永逸地稳固了的资本主义制度正遭遇着“失灵”“失序”“失范”“失效”的困境。在这个意义上，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和戕害，虽然直接来说是一起带有一定偶然性的“黑天鹅”事件，但本身却是毫无疑问蕴含着深层的必然性，是对于批评家们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和广大左翼批评家们所再三指认过的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再次确证。

更有甚者，在疫情期间一些西方国家别有用心的利益集团和政客还借机挑动和利用民粹思潮，散播歧视、偏见、欺骗、仇恨等“政治病毒”，在自身国家内部和国际大家庭中造成了比新冠肺炎疫情更加恶劣的伤害。这种状况实际上从反面说明，与资本主义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乏力表现相比，中国防控措施和成效已经极大彰显出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优越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种种现实已经极大动摇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自信”和优越感。从而西方政治势力在自身令人失望的抗疫表现使得原有体系黯然失色、本国人民长期以来已经因为各种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而逐步积累起来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面临着爆发的当口，他们不得不有意识地进行“甩锅”和煽动，以维系资本主义的根本生存。因而不仅为了有效遏制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次生灾难对人民的戕害，而且也要为了诊疗和根除某些国度中蔓延的“政治病毒”，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的有识之士就不得不趋向于一种共识，即我们需要消灭新冠病毒和各种社会病毒、政治病毒繁衍蔓延的温床，即资本主义制度，具有理论自觉地将矛头直指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局限性，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的暂时性，从而引导人类走向另一种更美好的生活、更美好的制度。国外特别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群体尤其被激发出了创作热忱，利用其独到的理论武器和当代便捷的舆论渠道大力发声，为关乎人类命运的抗击疫情事业贡献智慧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