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范围来看，环境税法在实践中表现出引人关注的收入效应，也表现出以收入效应为基础的多重制度红利，相应地，各国越来越重视环境税法的收入功能。

当然，对环境税法收入功能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在环境税制发展之初，仅有少数人注意其收入功能。20世纪关于美国环境税立法计划的研究表明，如果当时开征有害废物税、氮氧化物排放税和二氧化硫排放税，就可“在保护环境的同时筹集丰裕的财政收入”，大概每年可获得1300亿美元收入，美国因此有能力减少30%的个人所得税。^[53]甚至也有西方学者呼吁，财政收入应当成为环境税立法的核心目标之一。^[54]这种呼吁在当时还不是主流，甚至被环境规制诉求掩盖，以至于立法者对环境税法的收入功能认识不够，导致一些国家的环境税立法比较滞后，一些早期立法未充分体现收入功能。但随着研究深度和广度的扩展，越来越多学者发现如果将视野扩大至整个税法，收入功能不仅不可或缺，运用得当将会迸发出极大的制度红利，从而滋养各类关联制度良性发展。如日本学者金子宏认为，地方公共团体通过课税权实现自主筹集财源，因此收入功能已成为宪法赋予的地方公共团体自治权的一环，为此应当建立“使税收充足而又富于安定性和伸缩性且富于地域性的普遍性的税制”^[55]。美国学者史蒂芬·霍尔姆斯和凯斯·R.桑斯坦更是将税收与公民权利的实现相联系，认为“集体的税收创建并支持着个体自由。权利的成本仅仅是对此最容易的证明”^[56]。同时，立法者也敏捷地做出了反应。如1996年《英国财政法》引入了环境税，到2003年前后，立法机关开始认识到其财政收入的潜能，^[57]又陆续引入了大气污染税、航空旅客税、机动车排放税、垃圾处理税、石方税等各类环境税，并逐步提高了税率。有人评价说：“我们似乎难以避免作出这样的结论：环境税以及与此相关的补助和许可交易市场将日益成为‘财政奶牛’”^[58]。

事实上，从很多国家开征环境税的历史经验看，环境税收入具有可持续性，且往往呈递增趋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统计加拿大等30个国家1995—2004年的环境税数据，韩国、土耳其两国环境税收入占税收总额的比例超过了10%，墨西哥、丹麦等国长期保持10%左右，德国、意大利、芬兰等11个国家的比例也比较高，且德国、丹麦、奥地利、芬兰、卢森堡、斯洛伐克和瑞士等国的比例还逐年递增。^[59]2014年提交给欧盟的环境财政改革研究表明，如果在研究所涉及的12个成员国实施新的环境税立法计划，环境税收入有望于2016年和2025年分别达到350亿欧元和1010亿欧元，能占到GDP的0.63%和1.57%。^[60](www.daowen.com)

当然，各国重视环境税收入功能，其深层目的绝不是简单地增加税收。欧盟委员会环境专员波多尼克（Janez ）曾表示，环境税法具有多种效益，不仅对环境有益，而且有助于降低劳动者的税负、削减财政赤字等。^[61]这不仅是理论的推导，更是经验的总结。事实上，收入功能的诸多积极效应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证实，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环境税收入功能明显，并由此产生税制优化、分配公平等效果。例如，南非在《所得税法》《消费税法》和《税收征管法》中引入环境税条款，印度不仅在传统税法中引入了环境税条款，还制定了专门的《水污染税法》（Wat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Pollution Cess Act）。相应地，关于南非的研究表明，开征环境税有助于相应减少传统税种收入，在规制污染的同时获得税制优化、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加快以及贫困削减等多重制度红利。^[62]关于印度的研究显示，包括环境税立法在内的综合改革可以实现经济增长效率（efficiency）、环境质量改善（environmental protection）、收入分配公平（equity）的“三E效应”，这被视为是一种“三赢”政策（win-win-win policies）。^[63]在经济发达国家，效果也很显著。如前所述，英国主动调整税制，通过环境税筹集到了新的财政收入，相应地就有能力积极顺应民众的诉求，从而逐步降低了社会保险税（NICs）等方面的税负。瑞典通过开征环境税增加了财政收入，相应地弥补了1991年税制改革所减少的所得税收入，由此导致6%的GDP重新分配，降低了低收入群体的总体税负，从而促进了分配公平。^[64]

总之，正是得益于收入功能，环境税法才释放出多重制度红利。因此，近年来开征环境税的国家逐渐增多，且各国在环境税立法中也越来越重视收入功能方面的制度建构。^[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