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环境税“双重红利”的讨论不断深化，“三重红利”“多重红利”等理论也逐渐发展起来。当然，与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一样，关于环境税“三重红利”“多重红利”的争议也不少。

阿尔弗雷多·佩雷拉（Alfredo M.Pereira）等人认为，环境税存在“三重红利”，即改善环境、改善宏观经济和增加公共财政收入，不过，这些红利的实现需要立法者进行精巧的制度设计。以葡萄牙环境税改革为例，葡萄牙计划到203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到1990年的60%，不过，其立法方案存在重大弊端，势必无法实现“三重红利”，除非尽快调整立法，特别是采用财政收入循环战略（revenue-recycling strategy），在增加环境税收入的同时，降低个人所得税、降低雇主的社会保障税费、增加投资税收抵免。^[72]

范·赫登（J.Van Heerden）等人研究了南非的环境税法。他们注意到，在《京都议定书》中，南非在第一个承诺期内没有任何减排目标，轻装上阵有利于南非发展经济，通过引入特定的环境税制度，南非获取了“三重红利”，即既治理了环境污染，又促进了经济增长，还有助于减少贫困。^[73]

库尔巴耶娃以发展中国家为样本考察了环境税的效应问题。其认为，环境税存在“双重红利”效应，即改善环境和公共财政。不仅如此，如果制度设计合理，环境税还有助于增加工人和失业者的税后收入，由此可能产生环境税的“第三重红利”。^[74]

以上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很大。当然，发达国家在环境税制改革方面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学者们也曾揭示过发达国家环境税的多方面积极效应，对我国也有较大的启发意义。例如，埃文·特金（Evan Turgeon）在考察美国环境税问题时指出，改革后的环境税收政策会产生“三重红利”，即同时惠及美国经济、国家安全前景和环境治理。^[75](www.daowen.com)

我国不少学者也就环境税“三重红利”“多重红利”问题开展了相关研究。例如，张景华认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环境税的红利效应将不断凸显出来，不过，他没有严格区分“双重红利”和“多重红利”，并认为环境税带来的效益越多越好。^[76]

武亚军认为，环境税改革及税制优化有可能产生多重福利。其一，环境税可产生环境改善效益和资源合理利用的福利效应；其二，环境税收入有助于减少不合理的要素税收，如负担较重的企业所得税，从而获得资本积累加速和投资增长效应；其三，利用环境税收入替代扭曲性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费，从而增加就业和人力资本的积累。^[77]

许文立、刘晨阳分析了绿色财政收入和绿色财政支出对环境的作用机制，考查了废气产量与成本、废气减排量与收益进行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进而发现，环境税不仅能获得环境效应、经济效益，甚至可以达到降低贫困的作用，从而实现“三重红利”效应。^[78]

综上，在传统的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基础上，很多学者也关注到了环境税的“三重红利”乃至“多重红利”。这些讨论虽然多集中于经济学领域，但对环境税法的功能定位问题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在规制环境的红利效应基础上，环境税还可能通过筹集财政收入产生更多的红利，这意味着，环境税法完全可以在规制功能的基础上发挥其财政收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