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电影跨媒体改编活动几乎与电影艺术的兴起同步。早期，我国电影大多取材于戏曲与舞台剧。1905年，我国首部与叙事有关，由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的电影《定军山》就取材于中国传统经典名著《三国演义》的京剧选段。该片主要讲三国时期蜀魏用兵的故事。尽管这部作品只是以电影摄像机固定机位，如实记录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鑫培的戏曲表演片段，但也由此拉开了中国电影跨媒体改编的先河。1914年，第一代导演张石川将当时流行的文明戏《黑籍冤魂》改编成同名电影，这部作品虽然也是照搬舞台戏，但导演在艺术上进行了“电影化”的处理，影片采用露天实景拍摄，镜头调度采用“远、中、近、特”的视觉化效果呈现。与此同时，在香港，电影开拓者黎民伟与黎北海根据粤剧名作《庄周蝴蝶梦》改编拍摄了电影作品《庄子试妻》，这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由香港出品的故事短片，从此开启了香港电影的源流。

进入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兴起，电影成为进步力量干预民族危机的有力工具，随着左翼作家纷纷涉足电影艺术，这一时期电影改编取材大多来自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侧重于社会意识形态传播与教育。其中有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的《狂流》《春蚕》，张石川导演的《脂粉市场》《前程》，阳翰笙编剧、洪深导演的《铁板红泪录》，沈西苓编剧并导演的《女性的呐喊》，洪深编剧并执导的《压迫》《香草美人》，夏衍、阿英等人合编的反映时代知识青年生存现状的《时代的儿女》，田汉编剧、卜万苍导演的《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等现实主义影片。相较于之前的戏剧与戏曲改编电影，左翼电影更加注重电影的表现力，善于运用多种手段来增强电影的艺术感染力。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电影在跨媒体改编上与文学互动更为频繁。“十七年”期间，《青春之歌》《林家铺子》《李双双》《红旗谱》等一大批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相继问世。这一时期由于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电影的教育意义与政治意义更为彰显，因此，我国电影大量引入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充实自己的内容创作，以革命历史、农村题材等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文学成为电影艺术中的主要题材。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基调的确立，中国电影跨媒体改编进入发展高峰期。这一时期，如同“伤痕文学”对于“文革”时期的文化反思与审视，电影界也出现了“伤痕电影”，电影与文学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大量改编自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电影作品横空出世。如《人生》《牧马人》《芙蓉镇》等“寻根电影”，《黑骏马》《黄土地》《红高粱》等“改革电影”，甚至出现了被人们戏称为“痞子电影”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顽主》等，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由文学改编而成的其他电影，如《红粉》《活着》《黑炮事件》等等。除此之外，包括《边城》《阿Q正传》《春桃》等现代文学名著，乃至于《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也纷纷在银幕上“潇洒走了一回”。这些大相径庭的文学作品经过中国导演“原著加我”的再度创作，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中国电影界甚至出现了“王朔年”“凌子风改编系列”的提法，电影借助文学改编的力量也实现了新的跨越。^[1](www.daowen.com)

总体来看，20世纪中国电影跨媒体改编活动相对活跃，内容取材广泛，如来自于传统戏剧、漫画、媒体新闻报道等题材内容，但文学作品尤其是现当代文学作品始终是电影跨媒体改编的主流。在这些电影改编活动中，电影在内容上基本忠实于原著，其实质是一种文本之间的跨媒介线性转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跨媒体叙事活动。但正是这种改编活动的存在，给中国电影内容创作带来了勃勃生机，电影创作者也在这种改编活动中，不断思考和探讨电影与文学及其他传播媒介之间的差异性，探索适宜于不同媒介艺术创作的差异化策略，并在这种反复实践与理论探索过程中，不断推动着中国电影逐步走上更为成熟、更为多样化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