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档案资源建设模型的研究相比，档案服务模型的研究很多，内容非常丰富，形成了很多有益的参考模型。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新的服务理念不断产生，并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将这些理念引入我国档案服务，形成了多种对档案服务模型的探索，满足了当前档案工作的理论需要，并引导了档案服务的发展。以“主题＝档案服务+（模式or模型）”在CNKI进行检索（检索时间为2016年1月18日），共得到200篇文献，其中核心期刊论文117篇、硕博士学位论文62篇，会议论文21篇。

通过对文献的进一步阅读发现，档案服务模型研究的主题主要分布在档案资源及资源建设、档案服务环境、服务理念与创新、服务模式与机制等方面，分布特点如下：第一，档案服务不仅是综合档案馆要考虑的范畴，还是企业、高校以及城建档案部门关注的主题。另外，近年来，民生档案、电子医疗档案等类型的档案服务问题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第二，档案资源建设是档案服务的基础，因此，在档案服务模型的研究中，档案信息化建设、档案资源的整合与开发等问题也受到关注。第三，档案服务的内外部环境，如档案网站、Web2.0以及近年来出现的云计算、大数据、新媒体，甚至档案用户都是影响档案服务模型研究的重要因素。第四，在信息管理领域研究理念的影响下，档案界将知识服务、增值服务、个性化服务等理念引进档案服务模型研究当中，提出了基于不同理念的档案服务模型（模式、体系），并阐述其实现的机制、平台等。总结起来，学界提出的档案服务模型（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7.1.2.1 基于“集成服务”理念的模式

集成服务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兴起于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一种重要理念，它强调对资源、服务和系统进行有效集成，并通过综合集成的服务系统平台向用户提供服务，实现“一站式”的服务。2002年，原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与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建档案信息专业委员会、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所、英国利物浦大学档案研究中心等机构合作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城市建设文件、档案信息的集成管理与集成服务研究”，围绕这一课题的开展分别于2003年和2004年召开了“全国城建档案信息化建设研讨会”和以“证据、信息与记忆——城建文件和档案集成管理与集成服务研究”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该课题的研究以“城建档案”为基点，开启了我国档案集成服务研究的大门。随着研究的深入，集成服务涉及的对象已经延伸到电子文件、数字档案馆、科技档案等内容。

2005年，金更达、何嘉荪指出，电子文件的集成管理包括三个层面，即系统集成、数据集成和服务集成。“系统集成”指的是形成、运行、管理、储存和输出电子文件的系统平台相互之间的集成。“数据集成”指的是电子文件，包括元数据以及其他信息资源在内的集成。集成服务则是在集成管理的基础上进行的。集成服务有两层意思，一是将所有的服务（包括服务内容、服务方式）集成在一起，通过一个具有交互功能的公共服务平台（或可称为门户），为用户提供满意的、高效的服务；二是通过系统集成和数据集成，为用户提供一个统一的信息服务入口（如搜索引擎），来实现信息的检索、定位等功能。在此思想的指导下，构建了基于元数据的电子文件集成管理与服务模型，如图7-1所示。该模型由三个部分组成：元数据集成、管理系统集成和分布式存储。它的主要特点是：一方面将电子文件管理所涉及的业务流程集成在一个系统内，以便有效地捕获、管理和利用电子文件；另一方面通过构建元数据仓库，在集中管理元数据以保障电子文件真实性、完整性、一致性和有效性的同时，对分布于外部异构系统中的电子文件实行分布式管理，并提供一体化的检索和对外服务^[31]。

图7-1　基于元数据的电子文件集成管理与服务模型

2009年，梁孟华从个人数字档案馆集成服务模式、档案信息集成检索服务模式、基于智能代理的档案信息集成服务模式三个方面阐释了“面向用户”的档案信息集成服务模式^[32]；2011年，他将“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和方法引入档案信息集成服务质量改进研究当中，强调从管理制度和流程上规范档案信息服务，并构建了基于全面质量管理的档案信息集成服务组织变革模型，见图7-2。该模型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流，以及在全面质量战略计划的“牵引力”、提高组织中的人所产生的“执行力”、整合组织中的物所带来的“运营力”、提升组织文化所形成的“支撑力”的作用下，使三大功能模块之间建立了顺畅的信息传递和反馈机制，保证档案信息集成服务全过程中全面质量管理的顺利进行，最终实现异构档案信息资源的共享以及面向用户的一站式档案集成服务^[33]。

图7-2　基于全面质量管理的档案信息集成服务组织变革模型

2010年，薛四新、张利提出了一种基于集成管理思想的服务型数字档案馆集成平台架构，见图7-3。集约化服务型数字档案馆运行模式（OSDA）要求建设统一的集成数字档案服务平台，实现集成化的档案信息服务^[34]。

图7-3　IT集约化服务型数字档案馆运行模式（OSDA）

在档案信息化建设背景下，集成服务理念对档案服务的影响颇深。在研究当中，除了上面提到的面向用户的档案信息集成服务模式、基于集成管理思想的服务型数字档案馆集成平台架构，还有学者提出了科技档案信息资源集成服务模式^[35]以及企业档案信息集成的组织联盟型运营模式、互为客户型运营模式、垂直水平型运营模式等^[36]。此外，对于集成服务模式的实现，除了梁孟华引入“全面质量管理”的方法，强调从管理制度和流程上进行规范之外^[37]，王兰成提出要构建大数据环境下档案与图书情报信息集成服务机制^[38]；屠跃明引入“融汇”技术方法，提出运用档案信息融汇服务的理念创建档案信息集成融汇的网络服务平台^[39]；吕元智还研究了实现数字档案集成服务的基础，也就是数字档案资源跨媒体语义关联聚合实现策略^[40]。

7.1.2.2 基于“区域共享”理念的服务模式

受图书馆领域“区域共享”服务理念的启发，如何突破档案服务的区域限制，引起了档案界的关注，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了探索。

在实践方面，区域共享主要体现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共享。当前，在上海、广东、浙江、山东、四川等省市的部分地区，一种基于民生档案服务的“就地查询（异地查档）、跨馆出证、馆社联动、全市通办”模式已经形成。如2008年，上海浦东新区档案局开始了“浦东新区档案区域协同分级管理系统”项目的建设，在区域性档案信息资源管理与利用方面获得了较好的效果。2009年，广东省档案局开始了“广东省区域性档案目录中心”的建设，为广东省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工作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在理论研究方面，2010年，郑玲玲以东莞市数字城建档案管理平台为例，提出建立一个集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政管理部门之间一体化管理的城建档案集成管理平台，为全国城建档案信息资源的共享与开发利用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模式^[41]。2011年，王卫国、陈辉针对民生档案查阅服务指出，加强档案馆之间的横向联合，打破区域界限，发挥各个综合档案馆的馆藏的综合优势和互补效应，以整体的形式向社会提供服务，在短期内无法构建网络平台并实现共享目标的情况下，可通过协议建立横向服务平台，建立“就近受理、协同出证”的服务模式^[42]。2012年，吕元智探讨了档案信息资源区域共享服务的内涵及其意义，并从顶层设计、管理与协调机制构建以及信息系统开发等层面分析了档案信息资源区域共享服务实现的基础^[43]。

7.1.2.3 基于“个性化”理念的服务模式

“个性化服务”的理念兴起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对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图书馆领域。个性化服务强调“以用户为中心”，从服务方式、内容等方面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在Web2.0以及新媒体环境下，个性化服务的方式更加多样。2002年，张淑霞首次提到档案馆通过网络提供档案信息，应充分支持个性化服务^[44]。2003年，黄夏基基于对信息时代背景下档案信息服务个性化的认识，详细论述了开展个性化服务的问题与建议^[45]。随着“个性化服务”向理念的引入，档案学界对新时期档案个性化服务模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2006年，黄萃、陈永生从Agent技术与功能和个性化信息服务特性的角度出发，构建了基于Agent的数字档案信息的个性化服务体系模型，如图7-4、图7-5所示。

图7-4　客户端Agent模型示意图

图7-5　Agent Server服务器端模型示意图

上述模型运行机制如下：客户端Agent收集需求，捕获个体的评价，并将这些个性信息提交给Agent协调者，Agent协调者维护个性库，建立个性库的个体个性信息结构。该结构是对当前信息需求、可能信息需求及可能的个性发展需求的映射。Agent协调者根据个性库中若干个体的个性结构，计算个性结构相似度，通过分类聚类算法将个体一定的功能需求分配到一定的代理群中，代理群中的每个Agent会被赋予特定的任务，所有代理群中Agent完成的信息返回组合在一起就是符合个性库个性结构的总的信息返回。代理群中每个Agent并不要亲自同数字图书馆接口打交道，它们会从“特定任务代理池”中挑选出合适的一个或几个查询代理，把特定性质的任务交给它们，等待返回的结果。代理群中的Agent分析返回的结果，如果不能满足它所被给予的任务要求，就会调整分配算法，重新挑选代理池中的若干查询代理执行，直到Agent协调者通过比较个性库要求的任务和Agent提交的结果，认为Agent已经完成了被赋予的任务为止；代理群中的Agent还必须跟踪资源的具体位置，有没有移动，有没有被删除，并将跟踪信息及时反映给Agent协调者。之后协调者Agent将把某个个体的多个功能需求（结合个性库）合并，通过网络提交该信息集合给某个客户端Agent，客户端Agent中的特定功能信息服务Agent（如“科技档案数字信息Agent”）再结合“用户偏好”个性化地显示返回信息给个体。个体对显示的信息进行操作及评价，各信息服务Agent收集这些评价，根据一定算法进行量化，这些收集的个性信息会反映到“个性类库”及个性库的推理算法上。这样就完成了一次闭环循环^[46]。

2006年，金凡研究了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个性化服务，给出了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个性化服务系统的一般模型。和前述模型相比，该模型比较简洁，但能够描述网络环境下一般的档案信息个性化服务流程，见图7-6^[47]。

图7-6　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个性化服务系统的一般模型

图7-7　用户需求驱动的个性化服务解决方案流程图

2007年，张卫东、王萍通过对现代档案用户行为的分析，构建了用户需求驱动的个性化服务模式，如图7-7所示。用户需求的个性化服务解决方案，是基于对用户兴趣、角色、背景等因素的高度关注，根据用户个性化的需求提供特色服务而构建的。同时，他们还构建了基于数字档案馆的个性化服务模式，见图7-8。该模式工作流程为：用户访问数字档案馆，登录用户界面，填写相应的注册信息（新用户），向系统提交需求，用户的需求进入推送服务器，推送服务器根据用户的检索命令在档案信息资源数据库中进行初次匹配查找，此时查找出来的档案信息还不能提供给用户。推送服务器同时进入用户数据库查找该用户的历史文件，将用户的描述性信息送入用户模型进行用户兴趣的分析和筛查。最后将用户的兴趣与初次查找的档案信息进行比较和抽取，确定最后的检索内容，推送给用户。同时，用户本次的使用情况会存储到用户数据库。推送服务器还会定期地查找符合用户基本兴趣的、最新的档案信息，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不定期地进行档案信息目录的推送，促使用户再一次访问数字档案馆^[48]。

图7-8　基于数字档案馆的个性化服务模式

图7-9　基于用户需求的个性化数字档案信息服务模式

2013年，连志英提出了一种基于用户需求的个性化数字档案信息服务模式，见图7-9。该模式基于对数字档案信息用户需求、用户行为的分析，对数字档案信息用户进行分类及构建数字档案信息用户模型，同时根据用户需求和用户行为建设数字档案信息资源及数字档案信息服务平台，运用这些平台针对这些不同用户的数字档案信息需求，提供相应的个性化数字档案信息服务^[49]。

尽管Web2.0的出现为个性化服务提供了机遇，但是从实践中看，档案个性化服务进展缓慢，其中原因不仅与档案资源有关，与档案用户需求的关系更加密切，因此，档案馆能否推动个性化服务的实现和可持续发展，仍需结合我国档案工作实际深入探索。

7.1.2.4 基于“知识服务”理念的服务模式

20世纪90年代末，“知识经济”的概念正式提出。“知识管理”的概念逐渐从企业管理引入到图书馆以及档案馆等文化机构的知识管理当中。如何发挥文献资源的优势，挖掘蕴藏在图书及档案文献资源中的知识内容，对其进行有效的知识组织并向广大用户提供知识服务，成为图书馆学界和档案学界关注的热点。在1996年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加拿大档案学家特里·库克阐述了未来档案管理的“后保管模式”，而其中就包含了“知识服务”的思想。“知识服务”的理念由此引入我国档案学研究当中，成为影响我国档案服务模式探索的重要理念。知识服务模式代表着数字档案信息服务的发展趋势，是未来数字档案服务的主流模式。但是，目前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我国档案资源的知识服务模式还处在起步阶段。

2009年，郑惠萍研究了数字档案馆的知识服务模式。她认为，数字档案馆要注重知识的挖掘、组织和开发，并从知识型参考咨询服务、虚拟型知识服务、合作式知识服务、个性化知识服务四个方面阐释了数字档案馆的知识服务模式^[50]。2010年，杨力、姚乐野提出了数字档案馆服务应涵盖的内容，构建了数字档案馆的知识服务体系：以知识服务为中心，以业务服务和基础服务为两个基本点和以增值服务为突破点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突破点”的体系结构。知识服务是较高层次的数字档案馆服务，也是基于知识管理的数字档案馆的核心模块，包括特色专题服务、参考咨询服务^[51]。2013年，李建忠分析了档案信息资源知识组织的方法，从分层参考咨询服务模式、个性化定制服务模式、追踪服务模式、自助服务模式四个层面阐释了档案信息资源的知识服务模式^[52]。

总结起来，学界提出的档案知识服务模式包括：个性化知识服务、参考咨询服务、虚拟型知识服务、合作式知识服务、追踪服务、自助服务、团队化服务、随需应变式服务、特色专题服务等。而对于知识服务的实现，除去技术因素，徐拥军指出要从服务理念、服务目的、服务主体、服务方式、服务手段、服务策略、服务过程等方面实现对传统档案服务的超越^[53]；李明提出要通过建立智能化的用户需求分析手段、有效整合知识资源、建立主动的服务方式来构建企业科技档案知识服务体系^[54]；牛力等人构建了“档案强国”背景下面向政府决策的档案知识服务模型，提出云平台应以知识库为支撑，为政府决策提供集成化、主动化和个性化的档案知识服务^[55]。

总之，目前来看，大多数企业档案部门、国家综合档案馆开展知识服务仍是一个“远大目标”，也就是说在实践当中，知识服务仍然没有形成固有的模式，特别是在国土规划、城建档案、科技档案等领域，如何挖掘档案中蕴藏的知识资源，进行有效的组织和开发，并实现其为领导决策、为社会服务的价值，有待去探索^[56]。

7.1.2.5 基于“数字档案馆（室）”理念的服务模式

1996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给我国档案界带来了很多“新鲜”的理念。除了上述的“知识服务”理念，美国档案学者戴维·比尔曼（David Bearman）提出的“虚拟档案馆”概念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1世纪初，我国档案界已掀起了一股“数字档案馆”研究的热潮。冯惠玲、何家荪、傅荣校等众多国内档案学家都涉足该领域的研究，勾画了未来数字档案馆的美好愿景。而“开展档案服务”作为数字档案馆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受到重点关注，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数字档案馆的服务模式进行了探讨。

2007年，梁萍提出了要构建新型的数字档案馆用户服务模式，对复合型分布式分层次的服务模式、集成信息服务模式、个性化信息服务模式三种模式进行了阐述^[57]。同年，刘明探讨了数字档案馆信息服务的三种模式——基于档案馆业务工作的“馆员中心”模式、基于数字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和提供利用的“资源中心”模式和基于数字档案信息服务集成的“用户中心”模式，并就这三种模式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基于档案馆业务工作的“馆员中心”服务模式是一种从档案馆工作人员出发，围绕档案收集、鉴定、整编、编研、保护、提供利用等传统工作职能，提供档案咨询、查询、借阅、复印、代管等服务，并以馆员为主体地位的信息服务模式，如图7-10所示。“资源中心”服务模式是以档案信息服务的客体——信息资源为核心的服务模式，它突出信息资源在档案信息管理和服务中的主导作用。在这一模式下，档案馆工作人员非常注重馆藏档案的数字转化和电子文件归档工作，向用户提供的不再是档案物理实体，而是数字档案信息。档案信息服务也不再以面对面方式为主，而是以构建档案馆工作自动化为核心内容，数字档案馆初始阶段采用的就是这种服务模式，如图7-11所示。“用户中心”服务模式是指档案馆的一切信息服务工作以档案用户为中心，并以满足档案用户需求为目标的信息服务模式。它突出档案信息服务对象的客观性与主体性，彰显的文化思想是“以人为本，用户至上”，强调了档案用户的作用和档案馆信息服务的目的。联合数字档案馆通过信息门户构建档案信息服务平台，它打破了馆际界限和信息分割，集成各类档案信息资源，协同各数字档案馆间的业务处理，实行统一认证、统一浏览和统一检索，为用户提供一体化的档案信息服务，见图7-12^[58]。

图7-10　基于档案馆业务工作的“馆员中心”模式

图7-11　基于数字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和提供利用的“资源中心”模式

图7-12　基于数字档案信息服务集成的“用户中心”模式

2009年，王俊琦提出了数字档案馆综合信息服务模型，如图7-13所示。该模型中，档案馆员与档案用户之间的交互是整个咨询服务流程的主体因素，唯有参考馆员与用户有效利用数字资源并熟练掌握网络操作手段，才能实现整个数字档案馆综合信息服务的效益最大化。数字档案馆综合信息服务平台能够协同学科专家服务机制、学科咨询、特色分馆服务等，达到帮助用户使用现有资源、挖掘潜在资源、集成组织特色服务、协助进行深层次服务的目的^[59]。

但就目前而言，数字档案馆（室）功能建设仍存在“重管轻用”的现象，在服务功能建设当中，也更加注重“局域网”和“政务网”的服务，对于“公众网”服务能力仍然较差。因此，如何利用数字档案馆（室）平台开展服务，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话题。

(www.daowen.com)

图7-13　数字档案馆综合信息服务模型图

7.1.2.6 基于“面向用户”理念的服务模式

随着我国档案工作观念的转变，特别是在“以人为本，服务民生”政策的引导下，档案服务工作“面向用户，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成为档案服务模式探索过程中的重要指导思想。

2006年，陈霞将客户满意度（Customer Satisfaction，CS）这一概念引入档案信息服务模式当中，提出网络环境下的档案馆应构建传统与数字兼而有之的现代信息服务模式^[60]。该模式强调，一方面要以传统服务为基础搭建网络服务平台，包括建立档案馆网上主页服务、开展档案信息检索服务业务、开展电子商务服务、开展个性化信息服务；另一方面要开展网上导航服务，建立多层次服务模式。同年，梁孟华从面向用户的档案信息资源的特殊性入手，指出狭义上的档案信息资源市场就是档案信息资源产品的交易场所，而建立档案信息资源市场服务模式，主要是指利用已经开发出来的档案信息资源，通过各种渠道为社会提供服务。如利用自身优势开展有偿智力型服务，建立科技档案信息中心和网络服务体系，建立以国家网络中心为依托的档案信息交易所，通过互助联营网推销档案信息产品，利用政务平台举办档案信息发布，举办档案信息产品展交会和拍卖会，开展档案信息利用代理业务等^[61]。

2007年，吕元智站在不同层次用户需求的角度，通过对基于载体的实体化服务模式和基于内容的虚拟化服务模式的分析，提出在我国构建档案信息资源复合动态服务模式，如图7-14所示。由于社会信息化发展不平衡和用户个人偏好等因素的影响，建立在档案信息资源需求基础上的用户，既有传统利用方式的用户，也有网络利用方式的用户。一般而言，传统利用方式用户在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时往往会选择基于载体的实体化服务模式，而网络利用方式用户则会选择基于内容的虚拟化服务模式。同时，还要注意用户利用模式的选择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用户有可能会出现服务模式选择的转化。复合动态服务模式是社会档案信息资源需求与档案信息提供利用服务条件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目前我国开展档案信息资源利用服务工作较为理想的选择。构建档案信息资源复合动态服务模式，需要树立科学的服务理念，准确掌握社会需求情况，构建合理的档案信息资源体系，做好用户培育工作^[62]。

图7-14　档案信息资源的复合动态服务模式

2013年，梁孟华提出，面向用户的交互式数字档案服务应该包含两层含义：①交互式服务是以用户为中心，通过与用户之间的交互行为，了解用户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档案需求，根据用户的需要使档案资源动态地聚合和优化重构，将分布的资源和分散的服务按照一定的知识管理规则和服务目的有机地链接成一个整体，从而向用户提供一体化的个性化档案服务；②Web2.0形态下的档案交互服务包括用户与用户之间的交互、用户与档案信息系统之间的交互以及用户与交互服务内容（资源、环境）之间的交互。在此基础上，他构建了面向用户的交互式数字档案服务模型，见图7-15。该模型由参与交互服务的用户、交互系统、交互内容和交互评价系统四个模块组成，实现了用户、交互系统和档案资源在Web2.0环境下的耦合。但交互式的数字档案服务给档案机构的业务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63]。

图7-15　基于用户交互的数字档案服务模型图

2013年，赵雪芹针对档案数字资源检索中存在的问题和档案数字资源的特点，引入了图书馆领域较为成熟的检索服务模式——发现服务。在深入分析了发现服务技术原理的基础上，构建了档案数字资源发现服务体系模型，见图7-16。该模型的实现可以分数据存储、资源揭示与用户获取服务三个层次展开，并且档案数字资源服务体系建设涉及不同的档案管理机构，为了保障服务体系的顺利实施，需要从管理制度和组织协调方面进行协调推进^[64]。

图7-16　档案数字资源发现服务体系模型

2013年，张东华、黄晓勤引入“用户体验”的研究视角，在阐释用户体验对档案公共服务影响的基础上，分析用户体验视野下档案公共服务面临的服务理念、服务资源、服务结构、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挑战，提出完善档案公共服务要创造吸引用户体验的环境、优化资源配置、构建综合服务平台、推进档案机构自身的组织建设等^[65]。总之，在面向用户的模式构建当中，必须重视用户需求变化，关注用户的满意度，注重用户在档案资源建设与档案服务中的“联动”效应。

7.1.2.7 基于“增值服务”理念的服务模式

20世纪末，“增值服务”的理念被引入信息管理领域，图书情报界对信息增值服务的研究较多。2004年，徐达指出信息增值服务是未来图书馆工作的核心，他认为图书馆信息增值服务的重心应该放在参考咨询、商业情报、专业代理信息检索、网上ISP和ICP服务、网络信息的整合、信息资源开发等方面^[66]。虽然集中讨论档案信息增值服务的文献并不多，但是增值服务作为一种思想对未来档案服务模式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传统的档案信息服务为用户提供的是传统的、单一的、初级的信息服务，而信息增值服务则是主动地向用户提供直接接入解决问题的全过程、针对具体问题的增值信息或解决方案。杨力、姚乐野认为数字档案馆增值服务就是指为更好利用档案资源潜在价值而进行的收集整理、分析利用等活动，主要包括业务增值服务和知识增值服务^[67]。

2009年，田佳丽对档案馆增值服务模式做了研究，提出增值服务模式按其服务资源类型划分为馆藏文献信息增值、数据库信息增值、网络信息增值、信息咨询分析增值等。基于这些内容构建的服务模式有：集成增值服务模式、个性化全称的增值服务模式、复合型分布式分层次的增值服务模式^[68]。

2010年，倪佳指出，现代社会信息量的剧增使得信息活动的重点和瓶颈正从信息的获取转变为知识发现，人们不再满足于低级的、简单的文献传递服务，而希望获得增值的信息服务。信息增值服务模式就是要满足用户的这种需求，提供增值信息产品^[69]；杨力、姚乐野研究了数字档案馆的信息增值服务模式，认为“数字档案馆增值服务指为更好利用档案资源潜在价值而进行的收集整理、分析利用等活动，主要包括业务增值服务和知识增值服务”^[70]。

总之，档案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决定了档案增值服务的可行性，当前，档案部门亟须在国家社会经济和文化大发展的道路上，找准档案工作的定位，探索增值服务的新路径。

7.1.2.8 基于“云服务”理念的服务模式

“云计算”概念的提出，为信息资源的共享研究带来了机遇。杨智勇认为，云计算的应用真正实现了区域数字档案资源的全面共享^[71]。学者们以云计算技术为基础，在“云服务”的理念下，提出了一种新的信息服务模式——信息资源即服务（Information Resource as a Service，IaaS）。2011年，吕元智指出国家档案信息资源“云”共享服务模式是指以云计算理论为指导，将分散的国家档案信息资源（包括档案信息、档案服务设施、设备、档案服务人员等）通过云服务平台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个档案信息资源服务“云”，并借助这些“云”平台超强的计算能力和低成本、高安全性等特征来提高国家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效率的一种档案信息资源服务模式^[72]，见图7-17。

图7-17　国家档案信息资源“云”共享服务模式示意图

2013年，牛力、韩小汀针对档案信息资源整合问题，从管理与内容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在档案管理整合层面上，提出了基于四层（基础设施层、数据整合处理层、业务应用层、公共服务层）的档案信息资源管理模型，从不同层次上对档案管理方式进行整合；在资源内容整合层面上，引入“云计算”平台，以服务为主线，通过“支撑云”“业务云”和“公共云”平台提供不同级别的档案内容与资源服务，如图7-18所示。该模型中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模式主要对应档案管理模式中的基础设施层，将档案管理服务中的网络资源、存储资源和服务器资源等基础设施作为一种服务资源向外发布。平台即服务（PaaS）模式主要对应档案管理模式中的基础设施层的平台资源部分。该服务为档案应用系统提供运行所必需的软件平台资源，包括操作系统平台、软件开发环境、各类数据存储环境等，档案应用可以基于平台服务所提供的服务接口，直接在该平台上进行开发或部署档案应用。软件即服务（SaaS）模式主要对应档案管理模式中的数据整合处理层、业务应用层和公共服务层。该服务模式通过对档案应用进行整合，按照最优化和通用化原则，按照以用户为中心的原则，以服务的形式向用户发布各种档案应用。档案“云服务”平台所设计的三种层次的服务模式，有效整合了档案管理中的基础资源、平台资源和应用资源，按照服务的形式对外发布，最大限度地满足政府、企业和公众等不同层级用户的使用需要，极大地提高了档案资源的使用效率和使用便捷性，从而为档案资源的进一步共享和服务提供保证。档案信息资源“云服务”平台的构建，有助于提升档案信息资源应用与服务水平，有助于促进信息技术在档案资源的整合利用，有助于推进档案各部门的协同工作能力^[73]。

图7-18　档案信息资源“云服务”模型

当然，还有人提出基于云计算的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模式^[74]，档案馆利用云计算的“公共云模式”“私有云模式”和“混合云模式”^[75]。此外，程结晶提出云计算技术中数字档案资源共建共享的新思路，构建了数字档案资源云服务平台的框架体系^[76]。在数字档案海量增长的背景下，将云计算技术应用于数字档案馆（室）建设，已成为实现数字档案有效存储与服务的路径之一。

总体来看，档案服务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档案服务的变化而变化，且日趋完善。例如，近年来随着微博、微信以及移动App应用的兴起，档案界已经被“卷入”基于新媒体而开展起来的服务以及“移动服务”的潮流当中。关于基于新媒体（社交媒体）的服务模式^[77]、手机档案馆服务模式^[78]、移动数字档案馆服务体系^[79]等的研究层出不穷。

当前，档案工作应面向社会、服务民生已成共识。传统的“实体服务”模式将重点关注民生档案服务模式的构建，而面对广大社会公众多样性的档案需求，“信息服务”和新兴的“知识服务”将成为未来档案服务的主流。同时，随着新技术、新媒体、新理念的不断出现，档案服务模式也将不断更新，以微博、微信以及档案馆App等新媒体所带来的服务潮流将成为档案服务的新趋势。在实践当中，面对档案服务工作的新形势，坚持传统模式与现代多种模式的共存与互补，将是档案馆服务工作的出路。

当然，我们也需要看到，档案资源建设与服务模式的建立对于档案工作的重要意义。档案学界针对该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积累了许多有意义的理论成果。对当前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与分析，明确我国档案资源建设与服务模式的方向以及存在的问题，对下一阶段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何顺应新时期档案工作发展的趋势，借鉴当前研究的经验，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档案资源建设与服务模型，是本研究的出发点。通过前文对我国档案资源建设模式与档案服务模式的系统总结，可以发现我国档案资源建设与服务模式的研究成果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①从研究的主体来看，来源广泛，缺乏中心的研究主体。

首先，研究主体来源广泛。通过对该主题研究作者和机构的简单统计发现，研究主体集中于高校，档案馆等实践部门的研究较少。这种情况具有合理性，毕竟高校是档案科研的主体。高校为主、实践部门参与较少的情形，导致形成的各种模型往往抽象性强、理论性强，反映实践则不够。

其次，研究主体的成果不够集中。文献调查表明，相关文献中，仅有梁孟华、吕元智和张卫东三人的研究论文超过1篇，大部分研究者关于该方面的研究成果仅限于1篇，反映出作者们对于该主题的持续性深入研究较少，研究成果集中度不高。

②从研究的内容分布来看，“两极分化”现象严重，缺乏对两极之间关联性的研究。

第一，档案资源建设与档案服务在研究和实际工作中都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后文图7-19（见本书7.2.1.1节）尽管只是一个模型，但从中可以窥探我国档案界“重服务”“轻建设”的明显趋向。这反映出档案学界单方面注重以“服务”带动“建设”的心理，忽视了通过“建设”促进“服务”的一面。

第二，档案资源建设过程中，前文述及的模拟档案数字化、电子文件管理等，都是当前档案资源建设的重点，也是“十五”规划以来各个档案馆工作的中心。然而，从网站或数字档案馆以及各种新媒体的服务来看，档案资源建设的实践走到了理论研究的前面，反映这种档案资源建设的理论成果尚不多见。

第三，随着“面向用户”在档案工作中得到重视，学者们研究了基于用户需求的档案信息资源建设机制，同时对基于“面向用户”理念的档案服务模式进行了大量研究，却忽视了档案资源建设与档案服务的关系，而在实际工作中，这种只看到一面的“单独的”研究，会造成档案资源建设与档案服务的脱离，影响服务工作的展开。

第四，研究内容涉及面广，但多为理论研究，缺乏实证分析。如图7-19（见7.2.1.1）所示，“档案服务模式”主题下的研究涉及知识管理、云计算、数字档案馆等多个方面，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多注重“设计”，忽视“运用”，过于偏向理论性研究，缺少对档案实践工作中的运行模式的调研分析。与此同时，理论研究成果显得零散并且研究的深度不够，还未形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理论体系。

第五，研究内容相对封闭，缺少对国外理论与实践成果的关注。

③从研究的数量上看，档案资源建设研究与档案服务研究存在严重的不平衡现象，反映了实际工作中两者的失衡。

单从成果来看，关于档案资源建设模式的研究偏少，而关于档案服务的研究偏多，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现象。这反映了学界关于档案资源建设研究、档案服务研究的偏颇，映衬了实践中档案资源建设与服务的脱节。一方面，大部分档案馆的档案资源建设单方面注重对档案实体的收集与优化，忽视对档案实体中“信息”和“知识”的挖掘与开发，造成档案服务模式单一、被动，档案资源建设与服务缺乏动力；另一方面，从理论研究来看，从图7-19（见7.2.1.1）可以看到，资源建设模式与服务模式的研究大多是单独的，各自为政的。虽然大多数学者都阐述了资源建设与服务之间的关系，清楚地认识到资源建设的服务导向性，但对于如何构建资源建设与服务的“联动型”模式较少涉及。

此外，这种现象也反映在档案馆内各部门之间以及档案馆与其他机构（组织）的脱节。一方面，现代档案资源建设与服务必须要打破部门之间隐形的“隔墙”，形成良好的跨部门交流合作机制，然而这也正是我国目前档案管理体制的不足之处；另一方面，单个档案馆的资源有一定的局限性，有的资源分散在不同的档案馆或其他机构之中，这种地区和机构的“距离”阻碍了档案资源共建共享的实现。

④从研究的发展来看，阶段性特征比较明显，“面向公众”问题缺乏总结。

前文所述各种模型，尤其档案服务模型，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尤其是受到图书情报领域研究成果的影响。近年来，档案机构服务意识的改变、新技术的出现、用户需求的变化、新观念的提出、国家政策的导向等都会对档案资源建设与服务模式的研究产生影响，使得不同的研究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通过这些特点，可以看到档案学界在档案资源建设与服务方面逐渐形成了三个重要共识，表现在：

第一，国家档案资源需要面向公众。表现在：从“开放历史档案”到决定建设“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和服务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从“面向机构”的封闭式服务到“面向公众”的开放式服务；从坐等利用者上门的“被动服务”到主动开发档案资源、吸引利用者的“主动服务”。

第二，要注重档案中“知识”的挖掘。在信息时代的冲击下，更加注重挖掘和开发埋藏在实体档案资源中的信息资源和知识成分，为公众提供满足其需求的服务，是档案工作的重要指引方向。新时期，传统的“实体服务”模式已不再是重点，“信息服务”和新兴的“知识服务”将成为未来档案服务的主流。

第三，“云服务”与“集成服务”是档案资源建设与服务发展的重要方向。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出现，档案服务模式也将不断更新与完善，因此，要更加注重搭建资源建设与服务的“集成平台”和“云计算平台”，允许传统模式与现代多种模式的共存与互补。

显然，现阶段对上述共识尚缺乏系统的总结，缺乏理论的提炼，无法为实际工作提供参考。

⑤从研究倾向上看，偏重理论研究，理论与实践脱节。

档案资源建设与服务的问题既带有很强的理论性，同时又与实际工作紧密相连。档案资源建设与服务模式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开展必须相互促进，才能发挥各自的作用。理论研究为实践的开展提供借鉴；而实践的开展既是检验理论成果可行性的试金石，又是推动理论研究向前发展的动力。然而，从我国当前情况来看，理论与实践脱节现象严重。一方面，在新的理念、政策与技术的驱动下，档案学界对档案资源建设与服务模式，特别是档案服务的模式进行了广泛的探索，提出了不同层次的模式；另一方面，受资金、技术以及管理体制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实践中的档案资源建设与服务模式的探索进展缓慢，大多数档案馆现阶段还处在馆藏档案数字化的阶段，档案工作还没有完全打破“依靠惯性在积累、依靠经验在整理、依靠感觉在利用”的模式。

⑥从研究的创新性来看，借鉴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成果突出，“借鉴式”成果大于“自主式”成果。

固然，有些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理论对档案学也“兼容”，但是那些缺乏论证的“生搬硬套”式的研究，往往会造成自主式创新的缺乏，造成研究的“虚假繁荣”。例如，在档案服务模式中，研究最多的要属基于“个性化服务”理念的服务模式。1999年，美国图书馆与信息技术协会指出的信息技术应用于图书馆的七大发展趋势中，个性化服务被列为第一大趋势。国内外图书馆学界对于图书馆的个性化服务进行了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从理论来看，图书馆个性化服务主要是指图书馆在数字信息环境下，主要利用网络和信息技术，获取并分析各个用户的信息使用习惯、偏好、背景和要求，从而为用户提供充分满足其个体信息需要的一种集成性信息服务^[80]。从该定义可以看出，个性化服务需要在“网络和信息技术”条件下实现。从实践来看，图书馆主要的个性化服务方式包括个性化推荐、个性化检索、个性化网站等，主要的个性化服务模式为My Library，这在图书馆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综观档案馆个性化服务模式研究，尽管在档案馆或数字档案馆个性化服务的内涵、实现条件、实现方式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尚没有形成有代表性的、系统化的理论。在实践中，尽管我国已经建设了大量的档案网站，并大力建设数字档案馆，但是目前无论是通过档案网站还是数字档案馆系统，实现个性化服务都存在严重不足。因此，对于档案资源建设与服务模式的研究，在借鉴其他学科领域的“理念”的同时，必须落脚于档案研究与实践的特殊性当中。

有鉴于此，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构建基于档案工作服务需求、符合当前档案工作实践需求、引领未来档案工作发展的模型，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