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看到，在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结合上，我们的差距是很大的，这与中国接受新学的特殊背景有关，清代开始的部分新学，有着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和技术主义取向，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拿来的自然是实务、技术。新中国成立后，封建文化要清除，而实现工业化的任务迫在眉睫，所以，高等教育中突出工程技术教育，尤其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教育，文科教育受到挤压（1949年文科学生还占33％以上，但到1953年院系调整时就降为14.9％，1962年最低剩下6.8％）。不但整体上文科数量减少，而且在理工科院校中人文课程也几乎只剩下了三门政治课。可见，我们在人文教育方面的落后！

清华原来是一所综合大学，顾毓琇学长在清华八十年校庆之际写的一首词，反映了“文哲理工”教育相融合的硕果：

记得名园同砚席

聚珍水木清华

人才辈出最堪夸

百年桃李盛

功业遍天涯

文哲理工通天下

高深莫测千家

西山云树夕阳钭

茫茫东海处

晨旭耀朱霞

清华在院系调整后，成为一所多学科的工科大学，被誉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培养了无数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为祖国的工业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院系调整，清华的人文教育逐渐萎缩，这使学生的全面素质教育受到影响。我们是培养了许多专家，但文理相通的人才相对少些，这不能不说与人文教育的缺乏有很大关系。(www.daowen.com)

当然，我并不是说，一定都要搞综合大学才能做到融合，但无论学习什么专业，都应文、理、美兼容才是最好的。

华罗庚以“三强韩赵魏”对“九章勾股弦”的佳话是大家熟知的。清华的赵元任先生是现代语言学大师，当今语言学权威王力教授的老师，但他最初学的是数学、物理和哲学。他文理融会，通晓古今，不但在语言学上有创新，而且在数学、音乐、天文、哲学等各方面都极有造诣，例如他谱曲的 《叫我如何不想他》曾风行一时。

杨振宁先生现在是我校高等研究中心的名誉主任。他和我讲过很多在清华园受到人文教育的例子。他在10岁左右时，已对数学问题表现出特别的灵感，展露出这方面的才华。他的父亲杨武之又正是清华数学系的著名教授，按常理，杨武之先生似应强化他的数学能力的培养，教他几何、微积分之类的内容，使他很快成才。但是杨武之先生却不这样，而专门找了历史系的教授雷海宗，请他找一个比较得意的学生来教杨振宁读《孟子》。杨振宁先生利用两个暑假的时间，专门补习了 《孟子》。杨振宁先生后来讲，他一生在科学研究上取得的不少成绩，都是与他在清华所受到的人文精神的熏陶分不开的。

李政道先生谈艺术、谈文学、谈科学，处处体现出“科学、艺术、人文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这一真谛。今年2月2日他为纪念清华博士后建站10周年所写的一首藏头诗就是明证：

清水滋润学府

华木擎起辉煌

博系科学精华

士当为国争先

后辈定能居上

还有像两弹一星元勋中的许多清华学长，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都既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又有坚实的科学基础，他们都是融会古今，贯通中西的大师。

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只有人文与科学的最佳结合才能不断创造出科学的奇迹。而正是由于清华历史上较好地坚持了“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结合才培养出大批创造性的优秀人才。我们看到，早在1913年，当时的清华校长就提出了“德智体三方并进”的要求，1931年到1944年梅贻奇校长更以“通才教育”作为教育方针的核心，提出要使每个学生对人文、自然、社会科学都能融会贯通，而不能满足于“一技一艺之专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