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胡塞尔的观点，现代人都面临着三个世界：日常的生活世界、科学的世界和哲学的世界。人类以生活世界为基础，经由科学世界到达哲学的世界，再返回到生活世界。因此，生活世界是科学世界和哲学世界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类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的根基。对于以理解为核心的教育交往，生活世界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起源于交往，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交往是教育的存在方式。

生活世界中交往的教育价值为人们忽略已久矣，人们往往把交往定位于制度化教育中静态的师生关系，并把它作为教学、德育、班主任工作等的下位概念，对每个人从和别人共同生活中得到的教育却不屑一顾，而这却意味着现代教育的真正危机，其核心是教育的生活意义的丧失！其实，杜威早就说过：“社会生活不仅和交往完全相同，而且一切交往（因而也就是一切真正的社会生活）都具有教育性”[1]（P6）。他对人类共同生活过程本身具有的教育作用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肯定，认为这种共同生活扩大并启迪经验；刺激并丰富想像；对言论和思想的正确性和生动性担负责任。这是一种活的教育，它不仅见于家庭、工作等各种生活场境中，在民族地区的崇拜、祭祀、节日、劳作、歌舞等文化活动中更是有十分典型的展现。由于节日是民族文化的焦点、枢纽，节日文化往往成为文化焦点，围绕它可以形成粘附力、幅射力极强的文化结丛，它是民族文化的始元、根基与神话原型、民族精神、价值观念这些民族文化核心的交汇地带，它既是民俗文化这一最经常、最大众化的文化始基的集合点，又最为鲜明集中地表现、传承、强化着民族精神，所以，我们试图透过西南民族的节日文化，观照生活世界对教育交往的基础性意义。

西南各少数民族一般都有自己传统的节日，如傣族的泼水节、景颇族的木脑纵歌、彝族的火把节、壮族的歌圩、南方民族的“三月三”等，大体可以分为祭天、祭祖及年节；农事祭祀节日，综合性节日五种类型。在独具特色、丰富多彩的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中，节日与祭祀往往具有庄严、神圣的地位，通过各种节日祭祀活动，弘扬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宗教信条、神话、史诗、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年轻一代置身于浓烈的民族文化氛围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各种观念和社会习俗通过节日祭祀代代相传，并趋于定型和规范化。而在西南农耕民族的年节中，由长老、歌手传唱的农事节令歌谣，还起到传授农事生产技艺的现实功能。如哈尼族的 《十二奴局》（十二月的歌）和 《斯奴俭奴》（草木苏醒）、基诺族的 《时节歌》、侗族的的 《十二月歌》等。这类农事节令歌谣是前辈无数代人经验的结晶，它利用口承的歌谣形式，十分便于传承记忆。(www.daowen.com)

歌舞是西南民族节日文化的重要组成要素，每当过节时，男女老少身着节日盛装，置身于歌的海洋、舞的海洋、人的海洋，展示自己的才华，愉悦自己的身心，这种独特的交往形式，使年轻一代在欢乐的气氛和审美的意境中习染民族的生产生活经验、社会习俗和伦理规范，民族歌舞不只是纯艺术形态，它是民俗文化活的形态、活的载体，歌舞本身就是文化传承、延续的途径，具有极强的教育功能。

上述表明，生活世界中的教育交往是亲切的，有生气的。尽管制度化的正规教育已成为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它潜藏在诸多危险造成了教育中交往的严重缺失、冷漠、死板成为制度化教育中交往的代名词。当我们今天努力寻求教育合理性的时候，复兴生活世界，走向交往合理性，达成交往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的平衡，应是一条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