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教育学具有规范性倾向，具有一种伦理动机，对社会和文化有强烈的责任感。兰格威尔德认为，“日常生活的教育情境来自于最初的规范”，“当我们说和做时，首先应考虑的是道德规范准则，第二位才是理性观念”，“应把道德规范置于理性观念之上”，“规范与我们的文化、社会背景相关联。因此，对教育的理解应包括正确区分合适与不合适、好与坏、对与错”，“在与儿童交往时，积极区分合适与不合适是对教育的最根本理解。”（注：Van Manen，Max.（1996）.Phenomenological Pedagogy and the Question of Meaning.In D.Vandenberg（Ed.），Phenomenology and Educational Discourse（pp.39—46）.Durban：Heinemann Higher and Further Education.）

现象学教育学认为，胡塞尔的先验自我是一个哲学抽象，它妨碍了个人与生活世界之间的联系，因此他们不愿意关注胡塞尔的纯粹意识形式，不太关注抽象理论，而对应用于实践的现象学充满兴趣，关注日常而平凡的生活。兰格威尔德把乌特勒支大学的现象学探索称之为“家庭、厨房、街道”方法（＂home，kitchen，street＂approach）。他认为，“教育不仅仅是让人们知道事情是怎样的；教育探究总是有一个内在的实践目的，因为 ‘让人们知道必须怎样做’的这种知识迟早会被重视”，“现象学研究的地位和意义，最根本的是让人们知道怎样立足于这个世界和怎样行动。”　　（注：Van Manen，Max.（1996）.Phenomenological Pedagogy and the Question of Meaning.In D.Vandenberg（Ed.），Phenomenology and Educational Discourse（pp.39—46）.Durban：Heinemann Higher and Further Education.）教育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教育的基础和根据，现象学教育学肯定了教育具有实践性，因而内在地具有实践目的。(www.daowen.com)

范梅南认为，现象学教育学在强调实践的同时，也强调反思的重要性。他指出：虽然“兰格威尔德最基本的教育理念在于提醒人们：教育学是一门实践科学，其研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知道事情怎样，而是为了了解近期或长期时间之内人们应该怎样做”，但他同时认为，实践行为和理论反思是有区别的，“理论反思使人具有责任感”，通过反思，自己“看问题就有了新的视角和新的理解”，因此，“教育者有必要进行自我反思”。（注：Van Manen，Max.（1996）.Phenomenological Pedagogy and the Question of Meaning.In D.Vandenberg（Ed.），Phenomenology and Educational Discourse（pp.39—46）.Durban：Heinemann Higher and Further Education.）教育具有实践性，同时也具有反思性。教育理论必须关注时代的教育实践，关注现实并对其进行反思，以引导现实教育的提升。这对于消除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鸿沟，促使两者相结合，进而促进教育的改善和发展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