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南线总司令时，我制止了疏散数百万罗马居民的计划，1914—1918年的战争期间，临近前线的城市居民通常主动或者被强制撤离，这次罗马已不可同日而语，它距离战场仅14 英里，人口却大约增加了二分之一。从这座城市疏散人口—哪怕只局限于特定人群，也会因盟军空袭而面临交通不便和供养困难，进而必然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员伤亡。

按照希姆莱的命令，罗马的犹太人群体将被驱逐到未知的地方。我亲自断绝了这道命令的执行可能。然而在罗马的犹太人群中，我至今仍背负着刽子手共犯、罪人等恶名，可见他们对我当初的援助知之甚少。

我还成功阻止了其他人口密集的城镇和村庄的疏散，措施如下：

受限于交通落后等困难，意大利政府机构无力供养该国中部地区民众，即使有德国的援助还是很吃力。多亏我们通过恰当的线路组织起粮食供应，还用货运列车和卡车从德国的仓库和军需品舱位站调运来食品，帮助意方渡过难关。我们冒着调走前线士兵的风险，保证了意大利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我还批准将奇维塔韦基亚港口设为中立地带，供红十字会使用。此外，罗马教廷也以其有限的资源予以了协助。尽管每辆往来于意大利北部和罗马之间公路上的卡车车身上清楚标明了红十字标识，上述种种措施都因盟军空袭而举步维艰、损失巨大。

但凡战时在罗马呆过的人都知道德国技术部队有多么频繁地被派去修复爆管的自来水主管道，而且每个意大利人都该知道德军哪怕撤离，也将供水设施和其他公共设施完好无损地留给了他们，因为我们冒着军事上极其被动的风险，克制住自己，没有炸毁桥梁等设施。

最后还应提一点，由于德方积极主动，提供人力、物力和武器，在向来拥挤不堪的乡村和城镇，盟军空袭造成的损失才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对教会和意大利文物的一般性保护措施自1943年9月开始实施，这项工作基本上由德方独立承担，一部分来自教会里几位亲王以及意大利教育部的请求。随着工作量越来越浩瀚，到最后，一个专门的“艺术品保管办公室”在我的司令部里应运而生，由哈格曼博士领导。保护艺术珍品的指令非同小可，因而绝大部分方案都必须先提交给运作机构审核其可行性。

文物转移工作根据地面和空中局势来分阶段进行，但是即便如此，实际情况也不尽如人意，我们渐渐不得不转而诉诸一切权宜之计。下面我个人仅就南线总司令部完成的事项解释一二：

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凭借有我签名的布告牌，封闭极具文化价值的镇子和村子的交通。我签署了数百张这样的布告牌，可以说，印象中没有发生过一起违规事件。

许多城堡、教堂里的艺术品、档案古籍和藏书都转移到拥有货仓的安全场所。例如，举世闻名的卡西诺修道院里的文物都由“赫尔曼·戈林”装甲师搬到奥尔维耶托，随后遵照我的命令被移交给梵蒂冈教廷保管。更不要说其他无数被德军抢救下来后交给梵蒂冈的文物。

第二项工作是将佛罗伦萨的艺术品搬到附近几个隐蔽的别墅，当那里也面临威胁，就像卡马尔多利和圣埃雷诺的修道院那样，它们又被继续运送到南蒂罗尔。根据我的直接命令，美第奇家族别墅所在地波焦阿卡亚诺（Poggio a Caiano，佛罗伦萨附近）被排除在防御地区之外，而佛罗伦萨派作品就珍藏在别墅里。此外，临时存放在马尔扎博塔（Marzabotta）的艺术品最终都安置到了费拉拉。最后，由于缺乏仓位，难免会有一些艺术品留在原属地，但它们四周也会加筑防空掩体保护。这在不属于“医护城市”或“不设防城市”的地方也不例外，连维罗纳也属于这种情况，它作为交通中心枢纽，格外受盟军轰炸机“关照”。

第二，具有文化价值和宗教历史的城镇作为医护城市被列为非战斗地区。通常经由梵蒂冈转告后，盟军也会知悉这一情况。声明为医护城市需要撤走除医疗相关服务之外一切军事机关，正如我们在阿格亚利（Agnani）、蒂沃利、后来被宣布为不设防的锡耶纳以及阿西西（Assisi）等地所做的一样。出于安全考虑，一些传世之作从翁布里亚被带到阿西西，最后到了梅拉诺（Merano），这是我们与红十字会相互尊重的范例。

一座不设防城市的声明要完全生效，存在某些军事和外交方面的困难。我们在许多地方做过努力，但不是次次都能成功。有时解决之道是宣布一座城镇“中立”或“非军事化”，两种情况都意味着从该城撤走所有军事机构和部队，并派宪兵戒严和隔离，禁止一切军事人员进入，还需要更改交通、封闭公路。不消说，这些措施未必总能受到官兵们热心拥护，而且还会引发军事上的重重顾虑。罗马是个正面范例，它被卡瓦莱罗和巴多格里奥宣布为不设防，然后得到时任西南线总司令的我亲自确认，军队绝不踏足城内。(www.daowen.com)

下令禁止在奥尔维耶托、佩鲁贾、乌尔比诺或者锡耶纳这些中世纪古镇设防意味着更进一步地解除武装。拥有举世无双的艺术瑰宝的佛罗伦萨早在1944年2月就被我们宣布了不设防。枢机主教曾请求弃守该城，但我无法从敌军那边得到类似的退让，故而未予同意。于是，连接佛罗伦萨的道路被不同类型的炸药阻断，阿尔诺河上的精美桥梁因此不幸毁于一旦。

由于及时撤军，比萨城中那家喻户晓的历史文化遗产幸免于难。

和锡耶纳一样，圣马力诺有战术意义，它是一条重要防线的中心，饶是如此，我还是宣布圣马力诺为不设防城市，此事或许能体现出我善意取舍的尺度。

在意大利北部的艾米利亚大道上，雷焦、博洛尼亚、摩德纳以及帕尔马都于1944年7月得到了“中立化”，而华美的法尔内塞剧院就位于帕尔马的皮洛塔宫殿内。当时，博洛尼亚是我军防御的关键点，市长和大主教请上书请愿，希望他们的城市被宣布为“不设防”，出于体谅，我考虑了这个要求，也制定了几套安全保护方案。多亏了第14 装甲军军长冯·森格尔-埃特林（von Senger-Etterlin）将军，博洛尼亚的历史文化中心实际并没有发生争斗。在拉韦纳，我军提前解除武装，稍后平静地撤离了。威尼斯被选作意大利东部地区所有文物的汇集地。尽管海军表示过强烈反对，保全威尼斯的问题还是得以圆满解决。

随着所有军事运输改道而行和军队的撤离，维琴察实际上已经中立了。

应当地主教的请求，帕多瓦也完全解除武装，珍贵的乔托教堂以及其他文物珍品才得以保全。

按照我的直接命令，位于米兰以南的切尔托萨―迪帕维亚的修道院也得到了类似的保护。

这几个来自西南线总司令部的实例应该足以反映出德国军队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去保护意大利的历史文化。那些不了解意大利的人恐怕无法对我们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形成正确认识。不过他们可以将上面列举的这些完好无损或者只是轻微受损的意大利城市与维尔茨堡、纽伦堡、弗莱堡、德累斯顿以及其他许多德国城市两相对比，就能豁然开朗了。这对其他国家里善于思考的人们而言应该是发人省醒的。

战时意大利教会和民间机构寄来的感谢信不计其数，我想摘录其中一封来自基耶蒂市（Chieti）的大主教的信：

八个月以来，我们基耶蒂的市民距离德军控制的战线只有70 公里，我从未受到过德军指挥官的冒犯，凯塞林元帅及手下将领更是秋毫无犯。相反，每当我们挽救基耶蒂的城镇、挽救任何有救的事物时遇到问题，他们—尤其是凯塞林元帅总是在军事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以一切可以想到的方式提供支持、伸出援手。

总结而言，基于良心，我必须做出声明，而且可以斩钉截铁地说，凯塞林元帅的态度和行为无愧于人们交口称赞。我的牧师们以及就我所知的所有正直的基耶蒂人也持相同看法。遍地战火纷飞、生灵涂炭之下，我们的镇子却幸免于难，对此我们必须感谢凯塞林元帅。我还要对京特·巴德、福伊尔施泰因和马尔策这三位将军特别致以谢意，感谢他们在凯塞林元帅的指导下在本镇所行善事，他们和元帅的名字将永远受到这里的祝福。

亲爱的拉特恩泽尔^[5]，我和大主教一样，写下这些话时遵循着自己的良心。我很高兴能为证明凯塞林元帅的清白尽一份绵薄之力。落笔时我向万能的主祈祷，愿这篇证词能对法官们本着公平正义的原则做出裁判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