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谈判进入到让“无条件投降书”生效的阶段—然则我压根不愿重温投降后这段时期及其间所有痛苦的遭遇。我认为，在这片伤痕累累的古老的欧洲大地，我们必须消除分歧，学着相互理解，开拓一条通往欧洲大团结的道路，它终将取代那个已经成为过去的群雄割据的欧洲。我一直相信白里安^[1]的理念，特别是成为航空兵后，对于有必要建立欧洲新秩序的最后一丝怀疑也烟消云散。任谁驾驶一架1934年产的低速飞机从柏林起飞，不得不在飞了一个小时后停下来研究地图，以免越过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线，那么他就会豁然开朗了。正如我在1948年早期对美军历史部门一名官员所解释的那样：“如果我选择了西方，一直在我有限的活动范围内战斗不止，为了实现欧洲联盟，顺带也为帮助美国历史研究部门，这对一个感觉自己被英国法院不公正地判处死刑的人而言意义重大。”

尽管对个人而言可能很难，但我们必须学会遗忘。可是还有太多已经发生的事、太多是非曲直必须得到继续讨论，并非抱有反将一军之心，而是为了从我们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造福未来。

辗转于盟军各种战俘营和监狱的日子充满艰辛。1945年在蒙多夫的“阿什战俘营”^[2]—多么意味深长的名字，我遇到了曾经的德国政府、军队和纳粹党头面人物。我和前经济部长施未林·克罗克西（Schwerin Krosigk）伯爵或许可以宣称是我们安抚了那些人躁动不安的情绪，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看守我们的军官和士兵都善解人意，与战俘营营长安德鲁斯上校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坐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院典狱长位置大概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所有人都发现这位美国军官阻碍国际间礼仪及互相尊重的精神，一些年轻的美国军官认为我不该在这个战俘营，尝试着把我转到别的营，那边没这么重的煞气。他们的好心令我感激不尽，即便这番努力功亏一篑也无损于我对这群没有被仇恨蒙蔽心智的军官的看法。

我在上乌瑟尔得到照拂，只有几天在一个临时审讯营里受过无事生非的挑衅。但那边的所见所闻谈不上愉快，我得出一个结论—后来的经历也证明了，情报工作会在从业者身上打上独特的烙印，能把他们改造成一种人见人厌，乃至令人发怵的类型。如果没有这么多德裔入行，何至于横生如此多的事端。指望这些遭遇过不幸，然后被自己国家驱逐的人保持客观和人道主义也是为难他们了。

1945年12月23日，我到了纽伦堡（要知道，这里对一个羁押候审的囚犯而言永生难忘，五个月的单独监禁，不给任何解释）。无论是锻炼还是做礼拜时，我都会感觉自己像个麻风病人被避之不及。没过多久，我就作为戈林案件的证人接受了无休止的交叉盘问，正如律师对我感慨的那样：“总算来了个经典的证人，可以换个花样了！”作证期间两件事令我记忆犹新。在一次冗长的解释过程中，我一直在证明波兰战役初期的空袭属合法行为，我说（帝国）航空部以《海牙公约陆战法规》为依据，起草过空战的适度规制。检察官戴维·马克斯韦尔·法伊夫爵士（David Maxwell Fyfe）遂从他的交叉盘问中得出结论：

“就是说，你们允许这么干，允许违背国际法，袭击这么多波兰城镇吗？”

法庭上片刻的沉寂后，我提高了声音：“作为有过四十多年职业生涯的德国军官、一名德军元帅，我给了自己的证词并宣过誓。如果我的证词像这样得不到半点尊重，那么接下来我也没什么可招供的了。”

惊愕之下，法庭一时无言，直到检察官打破沉默，说：“我无冒犯之意。”

后来，辩护律师拉特恩泽尔博士希望了解意大利的游击队情况，苏联检察官鲁坚科立即起身：“在我看来，这位证人是最不适合谈论这一话题之人。”他宣称道（关于此事，我已经省略了很多），这个叫鲁坚科的人在他工作中做过什么事，我可是有所耳闻。我很遗憾法官席上无人有同样的认知。总之，长时间的庭外审议后，这个话题就此结束。

纽伦堡之后，下一站是达豪。同行的同志们都被警告过不准同我交谈，我也得到了类似的警告。结果，到了达豪“碉堡”，我想不同任何狱友说话都难，因为我、勃劳希契元帅、米尔希元帅、国务秘书博勒（Bohle）、大使冯·巴根（Bargen）以及一位下级指挥官被塞进同一间巴掌大的牢房。看守是一个吉普赛人，他对我的手表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进入这座碉堡后，每当思绪飘荡到一切更积极的事物上，我就重拾起立正不动的艺术。

因身体虚弱，我们被转到一座临时营房，并被获准在管辖区域内自由活动，这时党卫军战俘们重新开始关注起我们的命运。(www.daowen.com)

之后我又回到纽伦堡，接着到了朗瓦瑟（Langwasser），在那儿和许多同志短暂重聚后，我和斯科尔兹内^[3]被单独关在一间壁垒森严的牢房，条件是无可否认的优越：舒适的房间、最可口的美国菜与友善的狱警。可惜好景不长，我被带到另一个战俘营，受到严密监视，连最隐私的活动也不能例外。三个看守中两人手持汤普森冲锋枪，一人拿着手电筒。这日子跌宕起伏，两天后我又和利斯特元帅、冯·魏克斯元帅以及另一名下级军官被一辆豪华轿车带到位于阿伦多夫的美军历史研究部门驻地，一名军官兼绅士随行陪同，他的友善令我们感觉回归到同类之中。在优秀的波特上校领导下，历史部门的官员们不辞辛劳，为我们纾解走战俘营惯常的艰苦作风。在阿伦多夫，我开始说服一些将领和总参谋部军官参与二战史的编纂工作。我对他们表达出自己的主要观点：这是我们唯一能致敬我军将士的机会，同时也是唯一能点拨同盟国历史学家研究真相的机会。至于记载我等个人经历倒是其次。这项工作主要难在我们缺乏档案材料。同样的，依我所见，我们的工作对于任何事关那段历史时期的盖棺定论都能提供有用的证据。我想向历史部门里所有理解我们及家人处境的军官致以谢意，只可惜无法一一列出那么多的名字。他们无一例外，堪称友好与亲善的使者，那时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1946年秋季，我在著名的伦敦“肯辛顿战俘营”关了一个月，那里由斯科特兰上校执掌大权。关于此地，众说纷纭，但我个人倒是被多加照拂。我几乎每天都要与斯科特兰上校会面，逐渐建立亲密的关系，也从中感受到他是个公正不阿的人（事实上，他坚决主张还我自由）。有天晚上，一个爱摆谱的虾兵蟹将对我出言不逊，我将此事告诉了上校，从此以后再无人有过僭越之举，即使那位刁钻的军士也不例外。

这里顺带简单复述我与一位有犹太人血统的审讯官员之间的谈话，话题是反犹太主义在全世界呈抬头之势，而这次是在同盟国国家许多地区暗地里流传。

“你没摸清时局动向，”我告诉他：“你们可能正在错失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即为犹太人民在全世界立于不败之地奠定基础。你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严惩犹太人的罪人们，要求他们补偿所造成的伤害。每个德国人和全世界人民都能理解，八方支援也会源源而至。但要命的是被复仇的心态牵着鼻子走，因为冤冤相报只会生出新的冤孽。”

他明显为之触动，回了一句：“说得不错，只是未免太苛求我们犹太人了。”

“我明白，”我表示同意：“但能换来万世太平，莫非不值得一试吗？”

在阿伦多夫的好处是对探监网开一面，于是1946年岁末年初，我们得以和家人共度圣诞节和元旦，这对我方眷属也是莫大的安慰，她们能熬过往后的年月肯定需要归功于这些探视。

1947年1月17日，我途经萨尔茨堡被转送到意大利里米尼接受公开审讯。包括波特尔在内的两名上校将我护送到法兰克福，再移交给另外两个和蔼的英国官员。由于时局混乱，在萨尔茨堡，我和最后这批官员在当地一位美国平民家留宿了几日，不料在曾是马厩的房间里一起过了一夜。到了里米尼，我们又受到一个大型代表团的迎接。这短短几天里，我看到了国界线与败军之将的身份差距并未阻隔同志情谊，很是欢欣鼓舞。

我发现，军人往往比那些自认具备职业才干的政治家更优秀，也更具政治敏感性—这点一直令我欣慰。讽刺的是，按照记载，这些军人每每备受全世界否定、中伤和奚落，到了真正需要他们的时候被推上头把交椅，万千荣耀加身。只需看看美国，就能找到不少例子（马歇尔、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这还不足以提醒世人，评判军人时少一份敌意与偏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