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底，苏军已经冲破柏林外围防线，兵临城下。大决战一触即发之时，英军和在德国南方的美军反应出奇的消极，给人感觉他们收拾好了行囊，准备班师回朝了。

总而言之，我们在南德的抵抗趋于衰竭。第19 集团军落败，残部停留在多瑙河和伊勒河。敌人从两地渡过多瑙河，自乌尔姆实施一次穿插，卷击第1 集团军左翼侧，位于此地的第80 军陷入被包围和歼灭的危险。

疲软的美军停在曾经的奥地利边境。他们试图沿着多瑙河北岸，穿过波希米亚林山进入捷克，明显只是为了保护其侧翼罢了。

西南战线总司令部（即在意大利的C 集团军群）在波河以南的战斗中损失惨重，以至于连撤退都很困难，精心打造的南阿尔卑斯防线也不妙。

东南战线总司令部（在巴尔干地区）冒着右翼迫在眉睫的威胁，历经一番血战，而C 集团军群从意大利的撤退令右翼更加岌岌可危。

奥地利（伦杜利克的南方集团军群）的战事一时偃旗息鼓，那边的前线后方还有一批可观的预备队。

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中央集团军群（费迪南德·舍尔纳统领）右翼激战正酣。

德军前线后方唯一一支规模较大且完整的军队是新成立的第12 集团军，但是它的一部分兵力在西线作战，如今两面受敌，外强中干，自身难保。

尽管如此，包括东南战线的集团军群和第12 集团军在内，德军在东边尚存可观的军力，应付当务之急有余。而在意大利、巴伐利亚那边的军队和第7 集团军濒临崩溃。

事已至此，还有任何负隅顽抗的借口吗？

由于可用的师如今全部被挤在一块弹丸之地，还留在战场的德军完全被捆绑在了同一条船上。无论是为帮助友邻军队而坚守阵地，还是拽着友军共坠深渊，都不过殊途同归，在劫难逃。举例而言，南德的防线一瓦解，必危及其他在阿尔卑斯山、东南方、西南方和南方的集群；在意大利的军队灭亡就意味着在巴伐利亚的军队不保，巴尔干也顿时危如累卵。

在所有人生死与共的局面下，士气的波动将呈野火燎原之势，更严重的话，无需考虑大局的独立行动也会受到波及。出于最基本的袍泽道义，一个正直的军人明知战友正在最后的战役里苦苦支撑时不可能自顾自地放弃战斗。如果投降或弃守关乎那些有赖于自己支持的战友们生死，那么做是不堪设想的。

这就是痛苦、剧烈地萦绕在我脑海的想法。现在，问题不再是为争取仁慈的和平而战斗，让我们的德国战友逃离苏联人的魔掌才是头等大事，是不容推卸的责任。仅此一个理由，决定了我们就只能拼到最后一刻。

战争最后几年里，有个疑问日渐盘踞在我心头：要继续打到哪一步才算合理？显然，一名指挥官有多大可能性影响到部下及部队的士气，这取决于他是否采取坚决果断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自从败走斯大林格勒战役和突尼斯，“胜利”化为泡影。至于盟军成功登陆诺曼底是否终结我们的命运，这个问题如今没有意义了—既然西线后方土崩瓦解，我们就彻底无力回天，走投无路。

这就是1944年秋天我为什么支持党卫军沃尔夫将军的计划，他打算联络在瑞士的美国人。作为一个军人，我确信战争到了这一刻，进行政治层面的和谈势在必行，这种途径的宗旨也正在于此。在政治方面，盟军从不掩饰他们的目标是摧毁德国，尤其要消灭一切国家社会主义和“军国主义”，这就涵盖了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口和全部高层头面人物。宣传机构令我们坚信不疑：我们这些剩下来的人绝无生存希望。面对盟军铁了心要毁灭我们—官方辞令中宣称的“无条件投降”—我们只能以尽可能抬高自身筹码作回应。换言之，负隅顽抗，直到有望拖垮敌人，从而提升对方谈判的意愿。1918年，我们曾经屈服过，结果被迫接受残酷的《凡尔赛和约》，如今自然无人愿意重蹈覆辙。

4月20日左右，所有难题真正开始令我如坐针毡。寄予东西两线的防御战的希望都破灭了，柏林危在旦夕，然而我又一次下定决心要撑下去。

元首大本营发来一纸命令，赫然强调军人断不可“自作主张”。最后两个月里，希特勒不厌其烦地严令阻止盟军前进，或者迟滞对方行动，争取时间，直到国境之内的东线战场胜利在望，直到一支“最精良的”新军横空出世，扭转颓势，直到以“国民战斗机”^[3]为首的各类“新式武器”能大施拳脚。(www.daowen.com)

然而，正如美方准确研究我国生产力遭受的破坏后所断言的那样，只有大幅提高防空能力，才会对结果产生明显效果，但恐怕也只是殊途同归。不过通过这种方式，政治干预或许有望带来一种可以忍受的和平。

前线的德军士兵知道武器在手心中不慌，但按字面意思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一想到沦为苏军俘虏就不寒而栗。任何指挥官都不可能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弃危难中的东线战友于不顾，何况是我这个德累斯顿以南的苏联战场责任人。为了东边的德军有时间撤退到英美占领区，我们只能战斗。

我急迫地建议麾下三个东边的集团军群同当地苏军进行谈判，但遭到全体一致拒绝，因为没有一丝希望。基于同样的原因，5月初，南方集团军群在格拉茨的会议上要求继续战斗下去，我断然否决，明确命令脱离战斗，急行军退到美军占领区。

希特勒死后，海军元帅邓尼茨接任了军事总指挥，他立即制定出往后的程序，决心尽快争取到和平，但也不能让我们在东线的士兵落入俄国人手里。我因此可以心安理得。

5月3日，也就是西南战线总司令部约定投降那天，我刚一接管南方的总指挥权，立即致信艾森豪威尔，传达了投降的意愿：所有与美军交战的德军缴械投降，并准备代表海军元帅进行德国武装力量全体投降事宜。如今回首往昔，我依然觉得，身为军人，我当时别无选择。

结果，仅勒尔、伦杜利克和舍尔纳手下就有数十万德国士兵逃离俄国人魔掌，而且他们几乎是在停战协议刚签署完便被释放。如果当时美国人行事有所不同，这个人数恐怕会有上百万。任何人亲眼见过或亲耳听过从俄国回来的德国战俘的讲述，都不会怀疑我们做了正确的事。

如果有哪个将领随心所欲的行为迫使德军最高司令部不合时宜地约定投降，也就是说，当事情仍尚存一丝转机，即使只是政治方面的转机；当还有一丝希望能让灾难至少不要降临在德国人民身上，在这种时候过早投降的人应当被视作卖国贼，将受到历史的裁决，成为千古罪人。贝当和魏刚^[4]的前车之鉴何须多言。

那时我就对早一步投降能换取更宽容的条款不抱幻想。有了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以及后来的事，没有人再坚持这个主张。唯一需要指出的是，个别单位的自愿投降无论于自身还是于大局没有好处，或许做出或执行这种决定的指挥官可以捞到私利，但国际舆论迟早一定会谴责他们那些投机分子。

战争最后阶段，阿尔卑斯山脉（它有别于臆想出来的阿尔卑斯要塞）成为了西南集团军群、东南集团军群、G 集团军群和部分南方集团军群的集合点，此地无法长期坚守，但足够守到东边几个集团军群甩掉苏军，撤退进度取决于最前方的部队和最依赖于其余友军运动的部队。

在巴尔干地区，E 集团军群主力的撤退必须穿过一个狭窄瓶颈，此间会耗费一些时日，而且倘若其右翼发生不测，被从意大利冲回国的C 集团军群撕破就会前功尽弃，因此它的右翼必须得到巩固，两个集团军群的路线也要进行协调。而在奥地利的南方集团军群一举一动更是深深牵动着巴尔干的形势，南方集团军群若是过早撤退，尤其是其右翼过早撤退，将阻塞E 集团军群退路，届时后者的命运就要靠铁托高抬贵手了。

在捷克斯洛伐克，中央集团军群如果锋线被击穿，同时侧翼又处于来自北边的包抄威胁之下，那么撤退会相当棘手。因此中央集团军群同样首先有必要倾尽可用的预备队，巩固危险点。从美军第3 集团军针对我第7 集团军的举动推测，捷克斯洛伐克不在美军利益范围内，这就意味着我们无需提防会严重危及中央集团军群的敌对行动。

南巴伐利亚，敌军在最短的时间内成功做到了我认为极不可能的事—他们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攻下了最坚固的防区。于是问题就来了，我们是否还能守住从罗伊特到布雷根茨这段通往阿尔卑斯的门户？有了格外有利的乡村地形，这个任务看似可行。另外，法军将全体出动还是只出动那几个拥有山地战训练和实战经验的殖民地师，令其尾追着第19 集团军余部进入阿尔卑斯山？他们会不会在山脉北缘停止前进？我们所宣传的“阿尔卑斯要塞”是否发挥了作用？如果发现有可能打击到意大利境内的C 集团军群后方部队，敌人或许会忍不住攻入阿尔卑斯。

结果，法军一口气进入了阿尔卑斯山区，并向北实施了一次侧翼包抄。4月27日兵抵阿尔卑斯山北麓外缘，至30日已经在一条宽大正面上打进了阿尔卑斯山。法军占领齐尔（Zirl）和费恩（Fern）隘口后，我同意了第19 集团军协定投降。这时期阿尔卑斯地区出了一些节外生枝的岔子，霍弗所作所为不可理喻，对我们的行动实施横加干涉，以至于我不得下达一道命令，要求搁置因斯布鲁克大区长官对军务的指示。其他事务上，他亦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结果双方只好用这点捉襟见肘的力量各让一步。而达成的折衷命令执行起来又愚蠢至极，或者干脆完全被抛到一边。阳奉阴违或者露骨的叛变招致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即使到了最后时日，第1 集团军仍以楷模风范继续坚守，溃败自然也存在，例如在迪林根、在瓦瑟堡―米尔多夫（Wasserburg-Mühldorf），但多亏了集团军司令部及下级指挥官们急中生智，想出了新的应对之道，也多亏了官兵们巧妙化解了长久以来被包围的危险。诸多范例之中，我只提里特·冯·亨格尔将军，他以区区百来人马挡住了来自南北两边以及后来的西边的攻击，他顽强不屈的抵抗证明了训练有素的德国军队即便濒临绝境也斗志犹存。在更东边的美军到达了伊施尔（Ischl）和哈莱因（Hallein），并于5月7日接受了那里的德军投降。

在奥利地，第7 集团军正同伦杜利克的南方集团军群协同行动，他们本该更有作为，然而有些事情属于当局者迷，难以决断。5月初，我在采尔特韦格（Zeltweg）和格拉茨同东部战场的指挥官们几番会商，南方战线总司令部的参谋长温特陪同在侧，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他给了我极大的帮助。西南（勒尔）、南方（伦杜利奇）和中央（舍尔纳）这三个集团军群的情况给我留下的总体印象是出人意料的良好，都没有紧迫的危险。南方集团军群面对的敌对行动大体已经停止了。不过那边即使不至于心惊胆战，整体局势仍然较为悲观。另一方面，预备队的数量、实力和人员结构都好过我的预期，装备充足、补给也没有问题，而且居然比西线的军队还优裕。第二天，我下令加快西撤的速度。尽管前夜南方集团军群参谋部投降（勒尔被铁托的游击队俘虏，随后被处决，这对我们是个不幸的打击^[5]），使得撤退一波三折，但该集团军群大量人员和东南集团军群主力军总算退到美军边界线上。在我向美方发出紧急请求后，这批德军终于进入了美军地盘。

中央集团军群运气欠佳，第7 集团军个别人的高压手段令舍尔纳的命令几乎不可能得到执行。不幸的是，在全体投降协议的生效时限过后，该集团军群还在负隅顽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