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21日，我同施佩尔部长^[10]详细探讨了意大利经济自给自足的措施，在参考了最高统帅部滔滔不绝的琐碎意见后，当晚我们达成共识。

10月22日我在第10 集团军总司令部再次与施佩尔举行会晤，讨论该集团军防区内的要务。顺带一提，施佩尔说自己在法国都未曾见识过这么猛烈的炮火和空袭，这话听在我们耳中甚是有趣。

小睡片刻后，10 与23日凌晨5 点我便启程驱车，从右翼开始挨个走访各师，所到之处都受到了欢迎。我为官兵们打气、提建议，有几次还帮忙部署预备队。视察留给我的印象是难关已经过去了，我们能守住亚平宁山脉北坡。

我头顶着持续了一整天的英军飞机袭扰坚持到下午晚些时候，从博洛尼亚沿主干道驶往弗利（Forli），赶去视察最后两个师。途中经过一支车队时，我的汽车撞上一门从支路突然冒出的长管炮。结果，人虽幸免于难，但严重脑震荡，左边太阳穴被割出一道触目惊心的裂口。

这次车祸不久后，故事在军中演变为“元帅安然无恙，大炮报废了”。不管传成什么样，其实我当场昏迷，被人抄着七拐八弯的路送到费拉拉（Ferrara），在那里一直躺到第二天上午才恢复意识。两名医学专家比克尔·德拉康和滕尼斯已经被叫到病榻前。给我打了一针后，一路陪同的参谋部军医尼森上尉突然厉声警告：“头别乱动，这是命令。”

我谨记在心，以至于连手指头都不敢动。

第二天，红十字会负责人厄尔岑（Oertzen）夫人前来探望。我对自己满目疮痍的脸耿耿于怀，在她走进房间时冒出一句：

“您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仁慈吗？”不等她开口，我又说：“就是敢看我这副模样。”

希特勒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都对我的伤势深表关切。有好一阵，比尔克·德拉康不得不将治疗情况日日上报给元首总部。在机械主管博伊姆勒少校主持下，我被固定住抬进一架鹳式飞机里，从费拉拉飞到里瓦（Riva），又从里瓦到了梅拉诺（Merano）

在家疗养了两周后，1945年1月15日我在奥利地巴特伊施尔（Bad Ischl）一所脑科医院接受了全面体检，然后回到意大利雷科阿罗（Recoaro）的C 集团军群总部，此时距离我离开已近三个月。我无比信任代理总司令冯·维廷霍夫的能力，但无所事事地躺在距离前线一步之遥的地方依然令我无比焦灼，感兴趣的人可以想象既要振作，同时又忧心忡忡，就不难理解了。如困囚笼期间，我曾问过一位前来探望的教授，当初是否更应该让我在费拉拉长眠不醒，这位朋友以他特有的直言不讳回答道：“照你现在这个样子看，没错。”

不出所料，我一回去便发现盟军已对我军防线持续发动消耗性冲击，虽然只取得一些局部胜利，起不到决定性作用，却磨去了我军锐气。除了上文提到的那几个师被调离，我发现还有重大的人事变化，2月15日，毛遂自荐的赫尔将军接替维廷霍夫成为了第10 集团军司令。尽管我有些忧虑赫尔头部受过重伤，但还是予以充分信任，而他同集团军参谋长贝利茨亦是合作无间，贝利茨能力出众，对我的方法总能心领神会。1945年1月底至2月初，还在康复期的我出访了集团军和各师司令部，同几乎所有师长进行谈话交流，我急切地收集可靠数据，用于制定战役关键阶段前的决策。通过这些详尽的讨论，我大体上了解到了如下形势：

在阿尔卑斯山西部—即利古里亚指挥部的防区，预计之中的冬季间歇期已经被打破了，尽管那只是零星无效的敌对行动。由于受西边和南边的整体局势所限，就算冰雪消融后，一场大规模攻势也无需我们提防。

第51 山地军把守的第14 集团军防线段相当平静；按照圣诞节期间（冯·蒂佩尔斯基希将军的）第14 装甲军的命令，我军在塞尔基奥河谷完成了一场佯攻，结果揭露出了盟军次要防线的脆弱，也充分证明了海拔1800 米的贝尔韦代雷山（Belvedere）对于防守它东边的战线有多么重要。而要守住博洛尼亚及其北边、西北边的交通线，第14 装甲军防区内的阵地至关重要。简而言之，有一部分防线需要重点关注。(www.daowen.com)

在第10 集团军防区，近几个月以来，科马基奥湖南边越发危急。敌人还成功刺探了艾米利亚大道（Via Emilia）。如果英国第8 集团军攻破那边的防线，并以相对弱小的兵力牵制住面向南边的德军部队，第14 装甲军和第1 伞兵军的撤退就危险了。不过，位于科马基奥湖的第10 集团军北部防区因菏泽泛滥和地雷密布而进一步得到扩充，进攻那里极为艰难。

河湖屏障后方的阵地特点带来一种新的防御格局，其纵深更显著，可以降低敌人炮击的效能，同时还能为我们战术运用坦克提供更有利条件。

海军的任务逐渐具有了陆战的性质。我向勒维施将军建议过创建一支用于陆地行动的部队，在陆军协助下进行训练。他欣然赞同。

和过去一样，德国空军在意大利的任务一是保护交通节点和重要通道、隘口，二是为集结地域和预计中的关键防守地域的交通瓶颈提供空中掩护。对地侦察的范围被压缩到只剩巴掌大，对纵深的侦察效率自然大打折扣。我们的空中力量只剩一副骸骨而已。虽有少量现代化侦察机，例如阿拉多Ar234^[11]就比任何敌机都先进，它们带回了一些有用的情报，还能揭露些许敌人后方和前线附近海域的秘密，但也于事无补。包括驾驶德国高速战斗机的意大利机组在内，寥寥几个战斗机小队偶尔突然现身，带来的惊喜聊胜于无。盟军的空中入侵者如今持续不断地飞临德国南部和奥地利，它们会在返航途中遭到我们的成功截击。

维持北方的意大利军工业越来越重要，因为其生产产出输入了我们这个无比受限的战场。然而那次秋季会议上，我对施佩尔坚持要求意大利战场自给自足时，他掩饰不住自己的怀疑。事实上，由当地大区长官霍费尔组织的给养体系自身是无法满足需求量的。

军官和士兵们斗志依旧昂扬，比我预计的好多了，连私下谈话里也无人认输，大家完全知道必须坚持下去。我对部队的实力较为满意，只不过其中有几支的训练状况值得我琢磨。

眼下更要紧的问题是武器、军火和燃油，还有最窘迫的毫无制空权。

决战大幕已拉开，无论我们采取迟滞还是撤退的防守方式，至少都部署下了严阵以待的地段和阵地，对付敌人突袭，这断绝了在波河南边迎接决战的可能。这时期我的师仍然在陆续被调到其他战区，最基础的补给品运输很少能持续运行。尽管如此，起初希特勒仍固执地不肯调整命令，改善形势。但几周过去了，我的计划也没被否决，我便相信在这关键时刻，自己能和过去一样对症下药、处理局势。

很遗憾，在设立一个统一指挥机构的问题上，希特勒还是拿不定主意。这个问题一直放在最高统帅部那里审核，他们承诺及早定夺，但是再无下文，原因无从知晓。我几乎有种感觉，希特勒在忌讳一个遥远战区里由一人独揽大权。

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就在皑皑白雪之中，精良的美军第10 山地师突然进攻了“静态的”德军第232 步兵师左翼侧，贝尔韦代雷山的制高点迅速沦丧。这次突袭预示了一次钳形穿插的方向，而我为春季制定的整体作战计划都可能因此毁于一旦。千钧一发之际，为了保障C 集团军群的要害—通往博洛尼亚南边的波河平原门户还在我军手上，我唯有出动第29 装甲师，该师当时已得到了几周的休整，这是一个不得已的艰难决定。几番短暂但激烈的厮杀后，尽管敌人的进攻停歇下来，第29 装甲师也在将近三周的血战里伤亡惨重，以至于失去了作为战略预备队的意义。

后来，到了3月9日，我被希特勒召去，并被任命为西线总司令，3月10日正式上任。自那以后，我再次见到C集团军群已是4月底，意大利战场并入我的指挥区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