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预计敌人将在1945年春天对亚平宁山脉整个纵深发动决定性攻势，但挫败他们的心愿已然破灭。然则盟军的长远目标也落了空^[6]。但是时间对他们远比对我们有利。过去六个月里接连不断的战事带来了哪些经验教训？又能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这场战役厮杀之激烈、人力物力投入之大，都显示出意大利战区对于盟军有着重要意义，连入侵法国南部也不曾降低它的分量。虽然盟军有几个师被外籍部队（巴西、意大利）所取代，近距离空中支援却在短暂沉寂后再次活跃，迅速恢复到从前的力度。倒是海军奇怪地纹丝不动、稳如泰山。与此同时，游击战也随着组织的壮大愈演愈烈。

能看出盟军战略大有长进。固然，他们没能完成最初拟定的长远计划，这是因为明显忽略了利用海空优势实施侧翼包抄或肢解亚平宁半岛的德军。坦克依旧屡屡被用于狭窄的战线上，不过他们的军事行动本身变得更加紧凑，每支军队的任务都能与执行方式相适应，进攻时能在显著的正面和纵深形成主攻。

几支盟军老牌劲旅的战斗力和战术日臻完美。炮兵和坦克对步兵的支援进一步得到了侦察机、炮兵校射机以及近距离对地攻击机的一流协同。技术手段发展到了高水平阶段，并被运用得游刃有余。但是更低一级的部队中，指挥官的主动性不见明显进步，这一短板也没有用先进高效的通信网络来弥补，这种通信网络能实现五花八门的设备（它们弊大于利）之间共用无线电频率。还有利于我们的一点是，敌人还保持着对部队传统权利的尊重，即无论当地形势好坏，前线部队总得呆够一段时间才能被替换。其实盟军官兵急需休整，补充兵员也同样需要适应和训练过程。不过，对盟军而言，削减德军的休整期、干扰其恢复元气、阻止德军大量囤积军火和燃油也越来越重要。

经过在亚得里亚和在博洛尼亚的战斗，有理由推断接下来将有一场针对德军主力的钳形攻势。而挡在盟军面前的波河及其桥梁如此重要，盟军空军肯定会千方百计摧毁我军交通线，这一手恐怕会对我们在1945年春季的补给和作战产生致命影响。

因环境有着天壤之别，我们很难在亚平宁半岛东西两侧展开协同作战。整个西侧都无法同轴策应必然是敌人重点突击对象的东侧。意大利东部呈长方形，掩盖了很多困难，热那亚前线的部队晚一步脱离战斗就有灭顶之灾。此外，仅够防守山区的部队到了平原后就连同精心修建的公路网一起被葬送了，而撤到提契诺（Tessin Line）还有一段漫漫长路—意大利西北部游击队横行，成为悬在撤退过程中的另一大威胁。与此同时，虽然整个意大利西半边的战略价值微不足道，军工厂却是一个麻烦的优先考虑因素，它能一票否决任何快速撤离西部的心思。冬季那几个月里，尽管我们一直警惕着敌人空袭工厂和以桥梁首当其冲的交通线，但确实没有理由认为意大利西北地区存在任何来自海上或阿尔卑斯山西部的危险。不过那里的德意军队实力不济，大约四个师肯定不能被留在一处毫无胜算的前哨阵地；相反，提契诺防线以及后来的阿尔卑斯防线都需要他们，尤其需要其中的德国师。没有这几个师，第14 集团军右翼堪忧。但是，如果为了掩护该集团军右翼侧，就有必要撤走一些部队，达到收缩第14 集团军和第10 集团军兵力的目的，它们失血过多，不可能守住自己的防线。于是，一个兼顾了上述各方面考虑的行动计划应运而生，它将在代号“秋雾”下达的第一时间启动^[7]。这时只剩一个困难：选择一个最佳心理时刻启动。

意大利战线东部，至少在伊松佐（Isonzo）以东同可能的进攻地域没有内在联系。如果（勒尔将军的）E 集团军群右翼的撤退将南斯拉夫暴露在敌人眼前，陷C 集团军群于同铁托或苏军开战的危险，那么戈里齐亚东部地区就变得至关重要。届时有必要坐西向东再建一条防线来保护我们的侧翼；如果E 集团军群拿不出这样的军力，那就没戏了。但即使C 集团军群撤走自己的左翼部队，或者被迫朝菲拉赫^[8]方向后撤，恐怕也难逃双线作战的局面，这是C 集团军群的兵力难以承受的。在苏军隐隐逼近之前，E 集团军群兀自在巴尔干过着与铁托的游击队小打小闹的日子。1943年开始，西南战区总司令部负责防止的里雅斯特、伊斯特里亚、阜姆港^[9]遭到海上登陆入侵，但刻意忽视了保护南斯拉夫和意大利不让敌人从东边及南边进攻的可能性。到了1944年秋季，苏军对南斯拉夫的威胁越发明显，我针对卢布尔雅那（Ljubljana）两边易于防守的乡下阵地开展勘察活动，防御工事也冒着猖獗的游击队陆续动工了。

这时期，南欧急需一套简化的指挥链。如果能设立一个全面、共同的司令部，以留意各集团军群结合部空隙为首要职责，那我不反对将意大利东部整个亚得里亚地区的防务移交给E 集团军群。如不能，那纵使百般不利，也只能维持现有局面。

上述考虑符合C 集团军群的计划。第10 集团军和第14 集团军即将撤退，如有必要，边战边退到波河后方，再到阿尔卑斯防线后方。

我相信最高统帅部和希特勒会同意这些办法，不然在波河南北两边，忙碌了整个夏季才大功告成的阵地便白修了。

德军成功挺过了过去半年的难关，以优良传统和战场经验克服了诸多短板。如果指挥官和下级军官们都需要训练，但愿严冬时节能提供这个机会。我们最大的困难仍然是缺乏一切空军的作战行动和对地支援，这不是强大的高炮、探照灯和其他权宜之计能弥补的。交通线必然因为地域收缩更加脆弱，而瓶颈地（比如布伦纳隘口）亦是风雨飘摇。补足武器、弹药以及最紧迫的燃油短缺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对个人和部队而言，极度轻视临近的斗争是掩耳盗铃，但人若因为害怕最坏的后果才纯粹被困难驱使着做事同样不对。如今主要问题是，既然我们未能守住亚平宁山脉，那么应该现在就退守到波河一线，还是等到盟军进攻前夕再退？或者应该像现在这样，守在一个随意、无从选择的阵地静待决战到来？

我拿定主意，哪怕有强有力的后卫掩护，1944年晚秋还不能立即脱离战斗，规避运动瞒不了敌人的侦察机和情报部门多久。就算乡村环境和天气诸多不便，盟军也能追上来，来年开春就能对波河防线发起精心准备的进攻。我们应该以大片环境恶劣的地域招待他们—该地域在纯战术层面对于空战的作用和经济方面的原因，使得它在各方面仍然具有最为重大的战略价值。出于这些考量，我也不能启动“秋雾”行动。(www.daowen.com)

同理，我还决定不接受关于现有防线的问题，那是在毫无胜算的牌局上拿意大利战场的未来赌博。因此，在我们防守兵力的短缺还没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时，仍然要坚持某种“迟滞战略”。我特意用“某种”一词乃是因为形势会决定战斗性质更倾向于防御还是撤退。

如果C 集团军群定下了步骤，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想办法尽可能节俭地撑过冬季。整个前线的“命门”莫过于博洛尼亚南边的阵线。在其他任何地段，敌人进攻并突破我军防线，或者增强了自身阵地，那也只对局部有重要影响。博洛尼亚则不然，尽管其东边坐拥上好的地利，如果敌人从它南边的亚平宁山脉发动进攻，形势就会逆转。那边一旦发生重大失败，可能就会提前陷整个防线，尤其是陷第10 集团军左翼侧于被动。加之我决定绕过博洛尼亚，令其免于战火劫难，军事处境可能会因此更加艰难。

那么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和希特勒又持何种态度？

希特勒在10月决定反对“秋雾”行动时，我并不意外，其实还正中下怀，我已经率先向最高统帅部提过这样的建议，权当试探性地提前告知他们形势发展以及可能引发的后果。立即发起“秋雾”行动确实有违于我深信不疑的一件事—行动难度这么大，事前必须深思熟虑，明文制定出精确的日程表。所以，我无法接受自己在10月提出的建议被一口拒绝，我也有信心在形势到了千钧一发时让他们回心转意。不管批评者怎么说，我坚持认为，从加里利亚诺河到亚平宁山脉持续了六个月的战斗不仅仅是寸土必争那么简单。我还认为自己一直能做通希特勒的工作，将陷入极端困境的手下部队解救出来，避免全军覆没的下场。所以我才乐观地相信自己的规划在关键时刻是可以实现的。

冬季那几个月里，我料想最高统帅部不会过分干涉行动的实施，约德尔在那边给了我鼎力支持，他一向理解我的处事方式，这次也不例外，而且他能以顺着对方心意的方式令希特勒为不可避免的事做好准备。可即便如此，我也难免偶尔受到斥责。不过，希特勒知道，对于他的指示，我若是明白其必要性，必竭尽全力去执行；他也知道，我若在大量深入地调查过后另有打算，他下达的死守命令也束缚不了我。我不止一次表明了自己的独立。希特勒交代下来的任务逐渐超出了我能动用的资源范围，这时他也不得不顺着我的意愿。虽然最高统帅部也急于做大量工作去改善意大利战场的补给，然而考虑到德军在东线和西线这两大主要战场上庞大的投入，C集团军群极度怀疑统帅部的打算能否实现，也制定了大量自力更生的办法，但这些办法效果难料。

1944年秋冬季，最高统帅部从意大利战场先后调走了如下七个师，具体如下。另外两个战场的处境可见一斑。

1944年9月：第71 步兵师；

10月到11月期间：第44 步兵师；

12月：第356 和第710 步兵师；

1945年1月到2月：党卫军第16 装甲掷弹兵师；

3月：第715（摩步化）师、达到一个师级规模的三个伞兵团。

在这里我重申，我认为自法国遭到入侵后，削弱意大利防线是正确的，我甚至提议抽调走更多的师。但据我判断，不顾军力损耗和补给困难而一味墨守陈旧的战略计划乃为大忌。1945年3月10日，我最后一次把这个意思表达给了希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