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晚，戈林给我的司令部打来电话，我这才第一次听说这桩密谋。1942年戈德勒^[4]试图接近我，但没有成功，因为那时我非他们所能企及。无论在前线还是后方，我的军队之中没有因7·20 事件而发生骚乱。除了少数几个我后来不得不出手庇护的军官之外，我手下陆军、海军、空军和党卫军官兵听说此事后的反应无不是极度震惊，为此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我从没发现在意大利有任何德军参谋部门和单位涉足过被讨论的政治活动。战事太繁重，军人太重视入伍宣誓中的义务，况且他们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根深蒂固，又对他的罪孽一无所知，故而谋逆在这里难成气候。但我觉得，就假设密谋分子得逞后意大利战场会发生什么事做一番推测也不失有历史意义。容我用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概括：我统领着很大一部分“共和主义的”陆军、“帝国主义的”海军和“纳粹主义的”空军。从这些形容词能看出三军政治倾向有着天壤之别。很多人狂热崇拜希特勒，一旦后者死亡的消息被公诸于众，再呼吁军队保持效忠，势必激起最尖锐的仇恨，引发一场反对叛徒当权者、卖国贼的哗变，进而很有可能演变为流血冲突。即便早在1939年陆军中便存在反希特勒主义的星火（尽管人人都宣誓效忠过），到了1944年肯定时过境迁。新生代年轻人充斥进三军—这代人历经过希特勒青年团运动，愿意全身心奉献给希特勒，这时起，部队的风气便变了样。随着这批孩子成长为各部队主力，偶尔针对德国统帅机关发牢骚显得无伤大雅。他们对希特勒有着发自内心的崇拜，宣誓准备为他奉献生命。即使个别军事将领和少数知识分子有先见之明或者不满现状，倒向密谋集团，准备推翻希特勒，实施起来却需要坚强的思想准备。而且，领导负责人对于能否博得盟军同情完全没数，卡萨布兰卡会议可做参考！(www.daowen.com)

如今我们这个国家已经熬过了苦难的岁月，但对于7·20 事件参与者和拒绝者毁誉的激烈争论从未停止。无论密谋分子算不算叛徒，我对他们都抱有一份深深的敬意，以至于不怀疑他们背后确实有着无比高尚的动机，唯独少数几个我曾经认识或者现在认清的人是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