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部队指挥官和官兵们自1943年7月就开始作战，9月后更是全体上前线。尽管将士们尽心尽力，截至1944年3月的战果却无法令人安心。由于双方都损兵折将，有把握认为，决定性攻势降临前会偃旗息鼓一段时间，若想顶住迫近的大举进攻，这期间我们需要大量调集后备军。盟军意在让南部战线与海滩登陆的部队会师，这心思就算尚未实现也是一目了然的。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预料对方奔着这一目标的新尝试，除非他们转而寻求一种代价更小的解决办法：在奇维塔韦基亚或来航一带实施一次登陆。毫无疑问他们开展战争的实力大增，有的师壮大为了名副其实的大兵团。

我相信，发展到今天这种局面，德国宣传部门要负主要责任。他们不厌其烦地嘲讽敌人缺乏主动性，结果刺激对方逐渐调整作战理念，不再遵循着目标有限的计划，步步为营、谨慎前行，而是采用更具鼓动力的战略，并在战争剩余的日子里不断予以完善。那时我想了很多积极有力的办法去制止国内愚蠢的宣传，但也只是亡羊补牢罢了。为了向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解释留给我的希望是多么有限，我派我的参谋长去同元首详述了我们的困境，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敌人海陆空三军占尽优势，完美协同，入侵不可阻挡，即便是我们苦心营造但没有纵深的海岸阵地也挡不住；第二，我方反击通常被猛烈的重型火炮所击退。在敌军占据制空权的地方，自由行动只有在特殊天气条件或特别有利的地面布局下才有成功的可能。

战斗至今，双方显然打成平手，政治和战略问题依旧不见起色。现在我们还面临经济需求，即让这个战区基本自给自足。

经1943年秋天开始修筑防御工事，上述想法逐渐得以落实。最后，古斯塔夫防线上可能发生交战的地段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我们深入构筑装甲和混凝土切换线、中间及前沿阵地，即使敌人发动非常猛烈的进攻也能被拦截在后方地域。面对一场现代化突袭战，单一的防线只挡得了一时，连纵深阵地也大有失败的可能。正因为明白这一点，我们的布防一直推进到罗马南边的C 防线，它穿过阿韦诺扎到达亚得里亚海岸，该地段被我们研究了很久，它能天然地连接上滩头阵地及罗马南边的切换线。

有了这些防御工事，我军战略有了最大程度的施展空间，但仍然受限于盟军制空权和C 防线公认的薄弱环节。我们只能接受一个事实，受敌人空军制约的野外机动作战能否成功，完全靠碰运气—无论在晴朗的蓝天还是在洒满月光的短暂夜晚，无论是在崎岖巍峨的山区、开阔的平原，还是在那几条寥寥无几还很容易被发现的公路。C 防线只修到第一阶段，紧邻台伯河、阿涅内河与罗马南面，长度也让人担心。不过，得益于洪水和一些技术手段，第10 和第14 集团军之间的河湖防线有了妥善的保护。而视其薄弱程度不同，北边的毗邻海岸区都得到巩固，充分进入防御阵势。当务之急是建成亚平宁山脉的阵地，在那边，合格的防御布局还需要好几个月时间。

虽然空中侦察乏善可陈，西南战区总司令部总算在一定程度上摸清了敌军战斗力，并据此对可能的敌军意图做出判断。基本可以排除掉亚得里亚海岸一线遭到进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加里利亚诺河及从卡西诺山延伸过来的山嘴、安齐奥滩头阵地都是设想中的主战场，敌人或许还会随之在罗马北边的奇维塔韦基亚（Civitavecchia）一带登陆，在弗罗西诺内（Frosinone）河谷空降，以此实施佯攻或助攻。我估计美军第5 集团军和英军第8 集团军发起攻势的方式是：越过马约山（Majo）—彼得雷拉山（Petrella）—卡西诺山脉，对我第10 集团军右翼发动一次宽广和纵深进攻，同时进入利里河谷展开夹击。法国远征军的角色及其编成、可能的突击穿插方向始终是个重要而危险的未知因素，直到战斗打响四天后才水落石出。(www.daowen.com)

战斗的实施方式被我明确地写入防御指令里，而且我亲自确保它确为全体参谋人员和所有师理解透彻。大体而言，这条防线上的守军都已经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身价值。唯有右翼的第94 步兵师在过去几场战斗中的表现令我失望透顶，这次如果敌人打败该师并实施突破，我们也能在纵深将其拦下。只要右翼的马约山和左翼的卡西诺山这两处要地在手，利里河谷便能守住。而有第1 伞兵师坐镇，守住卡西诺山就有了最大可能。整个左翼则乏善可陈，守备单薄。

包围安齐奥桥头堡的防御阵地堪称理想。第14 集团军拥有包括高炮在内充足的预备队，足以独自打退敌人一次猛烈突围，但如果两大集团军内侧侧翼的协作崩塌，C 集团军群就危在旦夕了。

空军这边现由戈林直接领导，冯·波尔虽降为高炮指挥官，依然同我们配合得天衣无缝。高炮重点部署在利里河谷、瓦尔蒙内托和罗马。

通信网络同样得到改进，以期全面满足需求。海军司令部受命加强海运补给，用大炮和舰船提高岸防能力。对比以前的标准，包括给养和后方仓储在内的补给情况尚可。

总而言之，为了应对意料之中的大规模进攻，我们力所能及地做好了万全准备，就这样，我静待着挑战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