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的垮台和被捕损害了两国高层关系。在希特勒眼里，这突如其来的意大利政坛地震不是寻常的内讧，而是政策上彻底倒行逆施，目的是以最优惠的条件尽快结束战争，乃至不惜牺牲她的盟友。之前希特勒只是信不过皇室及忠于皇室的人，如今他将这份不信任连同一腔怒火发泄到全体意大利政客和军队首脑头上。过去一场场败仗顿时有了蓄意出卖德国之嫌，连意大利最高统帅部部分人员也难逃嫌疑。意大利最近在阿尔卑斯山区建造或者完工的阵地被视作准备调转枪口对准德军。感觉自己被背叛后，他决心自卫了。

按照希特勒的想法，第一步就是“肃清”意大利皇室和巴多格里奥，这不是什么难事。幸好他打消了这一时冲动之下的念头。

一份备选计划是在意大利冒出第一丝落跑的苗头之前先发制人，控制住皇室成员和军政首脑。柏林方面瞒着我进行了仔细筹谋。

幸运的是，这个计划也没有付诸实践。希特勒更希望救出墨索里尼，从而一起重塑他们的共同政策。一种唇齿相依的情感促使他下令不择手段落实之，他的命令最终由党卫军的斯科尔兹内少校在施图登特将军协作下完成了。尽管那次胆大妄为的营救计划对我保密，但还是走漏了风声，毕竟相关线索全都要汇集经过我这里。

当时还想过其他办法，比如巴多格里奥建议与希特勒进行会谈，但不出所料地遭到拒绝，因为后者预见到不会取得任何成果。我不得不同意，但观点一致也无妨于我与希特勒及其应声虫们之间的分歧愈发尖锐。我被贴上“意迷”的标签，所以被派到意大利再适合不过，因为只要我在位，就有助于维持德国同意大利王室的友好关系。

到了该迎难而上和换一种交流方式的时候，人选也出炉了：隆美尔，他的集团军群已经部署在我后方，司令部在慕尼黑。我在意大利的伙伴们亦丧失了希特勒的信任，冯·马肯森大使以及冯·林特伦首当其冲，接着是冯·波尔和冯·里希特霍芬，还有马肯森的继任拉恩。我们都信了国王的承诺和巴多格里奥的官方保证。前线将士以始终如一的同志情谊对待彼此，我们视之为国王信守承诺的保障，哪怕安布罗西奥和新任总司令的态度更加疑窦丛生。

罗阿塔所争取的军事需求，即使耍了些手腕，就我看到的还算光明正大。我愿意同他共事，因为他是当时唯一肯承担某种责任之人。时至今日我没完全明白，大众给罗阿塔扣上的“敌人”“卖国贼”帽子是否公允。

海军上将柯尔顿^[2]表面上最为通情达理，结果也是他最令人失望。

新任空军总参谋长圣达利（Sandalli）将军从前对冯·里希特霍芬甚是坦诚，但与他的寥寥几次谈话给我留下的印象最差劲。

除了安布罗西奥，我仍然没有确凿的理由质疑周遭所有人，林特伦有同感，但试图消除希特勒不分青红皂白的憎恶，只会是火上浇油。有一次，希特勒用一种忍我很久的语气说：“凯塞林这家伙，对那边一帮天生反骨也太实诚了。”(www.daowen.com)

转折点出现在8月25日凌晨3 点，希特勒当着戈林的面告诉我，他收到意大利投敌的铁证，他请我不要再被意大利人愚弄，并且做好事态恶化的准备。这下我束手无策。很遗憾，他没有透露情报源，但我不能不信。这一刻起，我所有努力都背负上了政治压力。

希特勒对我的疑心即使有所消除，但依旧存在。所以拉姆克的第2 伞兵师在罗马的机场从天而降时，我的惊讶程度不亚于意大利政府。我苦寻援兵良久，这支部队从各方面看都是天赐的礼物，但不是以那么神出鬼没的方式到达就好了。尽管该师在罗马的突然亮相会招来一些怒气，但肯定壮大了我们的声势。从那时起，意大利政府不会意识不到他们背地里的勾当已被看穿。

没过多久，德军开始源源不断涌入意大利北部，令意大利人更加郁闷了。每个士兵都明白希特勒这一手的理由：必须提前做好最坏的打算—假设巴多格里奥打算在北方边境修筑防御工事对付我们，截断通往德国的铁路，从而困住防守意大利的德军，然后交给敌人，我们该怎么办？无论是谁，只要控制住布伦纳地区，控制住意大利东西两边通往奥地利、巴尔干和法国的铁路、公路，就扼住德国的咽喉。希特勒将B 集团军群派往意大利北部，无论意大利人有多么生气，既然他们不仁在前，就理应承担这个后果。整体而言德军官兵都尽量体谅意大利人的感受，不过其间还是出了些篓子，影响了我在阿尔卑斯山另一边的名誉。冯·林特伦承担了一项苦差。无论如何，巴多格里奥的险恶用心再也不可能得逞，因我不容他这样回报我们付出的忠诚和鲜血。回想起来，我认为他确实居心叵测，意方愈发强硬地要求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德军转移到卡拉布里亚和阿普利亚，更是清楚暴露了巴多格里奥等人的企图。那时意大利已经在与盟军谈判投降事宜了。

不管怎么说，意大利政府和最高统帅部还是口头抗议和书面声讨了这种对主权“不可容忍的践踏”以及在他们眼皮底下采取军事防范措施。

我们的措施包括在罗马周边加强战斗部队，那里逐渐增加到了五个以上的师，还有一些装甲部队—尽管战事吃紧，在此之前这些部队依旧被羞答答地预备着。

8月6日，里宾特洛甫和凯特尔来到塔尔维斯，与安布罗西奥和瓜里利亚^[3]（Guariglia）元帅举行会晤，但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双方裂痕太深。将军们都希望对方做出让步，所提的要求在这些正常情况下本来没什么可争的。凯特尔希望驻守中部和北部的几个意大利师投入作战，安布罗西奥则坚持所有已经进驻伦巴第的德国师必须服从意军指挥，铁路也该由意军接管和保卫。这些分歧不解决，其他议题就很难开展。

8月15日，第二轮会议在罗阿塔提议下召开，这次德方由约德尔出席。会议自始至终都笼罩在明显的紧张气氛中。隆美尔陪同参加，其身份是驻意大利的B 集团军群总司令，约德尔事先领到希特勒的明确指示，表示希望德军南线总司令部及意大利南部和中部的所有德军直属于国王，而意大利北部的德军归B 集团军群指挥，后者仍从属于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罗阿塔重申了安布罗西奥的提议，即意大利北部的德军归意大利军队指挥，他还建议召回在法国南部的意大利第4 集团军，这个获得了同意，因为这支意军回到意大利北部也不足为惧，那一带所有要地已经被B 集团军群控制。除此之外，所有其他议题都悬而未决。其实南线总司令部自墨索里尼倒台后就只服从意大利国王。想必约德尔在构思德方要求时乃醉翁之意，他清楚意大利不可能接受，提出来就是为了逼对方亮底牌，我当时就能肯定这一点。

尽管高层互生嫌隙，我作为南线总司令依旧友好公正地同意大利各部门一道开展工作。即使是8月21日我在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同安布罗西奥之间的会谈，表面上看也端端正正，意大利三军总司令均应邀出席，我由参谋长韦斯特法尔将军陪同（起初他随一个作战参谋组进入我南线总司令部工作，继而成了我的参谋长）。会议讨论了将来的计划，然后安布罗西奥要求往撒丁岛再增派一个德国师，我因为纯军事理由而拒绝了。事实证明，当时安布罗西奥知道投降谈判正在进行，但我还蒙在鼓里，只不过他的要求太脱离局势，才引起我对背后动机的疑心。

对于坐实的意大利背叛，8月23日被希特勒揭露出来时已经不算什么重磅消息。安布罗西奥的目标一定是通过削弱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德军来帮助盟军。我确信他想支开第2 伞兵师，为盟军空降罗马扫清障碍，这样就能联手从坎帕尼亚对我们后背刺出致命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