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里，马雷斯防线正面战斗的突出特征是，防守不是从一条连绵的战线，而是从一系列后卫阵地上进行的。火炮和斯图卡俯冲轰炸机作战得力。但是论在直接保护突尼斯要塞的地域里，战斗能坚持到整个2月，最大功臣当属担任后卫部队的第15 装甲师。当2月20日英国第8 集团军到达马雷斯防线，德意军队已经被困在某种宽阔的堡垒，这一事实不会因援兵自海上和空中赶到而改变。

盟军两大集团军建立直接联系的计划落空了，也没有明显迹象表明他们的空军开始协同作战。但另一方面，对我方海运和空运的敌对活动在加剧。盟军四引擎轰炸机首次从3 万英尺高空袭击了我们的港口，它们的亮相宣告空战进入新的阶段。我们的战斗机和高射炮该如何击退它们，这成为一个永难破解的困局。

从1942年10月底至今，英国第8 集团军行进了1500 英里，已经踏过半个北非，闯过严冬和大漠，克服了各种补给困难。此外，因公路稀少，不容长时间并排行军，第8 集团军的队列前后延伸得太长，故我敢推测，那一段防线至少会有持续几周时间的宁日。

在西边，盟军入侵军的战略集中进展很快，在这方面艾森豪威尔胜过蒙哥马利一筹，但两人的军队论战斗力可谓恰好相反。于是一个主意自然而然地应运而生：先从西边下手，对两支盟军各个击破，方式是通过一系列突击，迟滞对方的进攻，短则几周，久至数月。要实现目标需要付出巨大的人员和物资损失，故必须从海外进行补充。尽管从英国第8 集团军手中夺回主动权的时机还不成熟，但在敌人攻势预备阶段进行大胆突击是很有希望的。同时南段仍有可能不冒风险就避开接敌。在防线西段，我们的目标除了摧毁敌军，还要将战线推进一个地段，我军在那里能将不可避免的战场意外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同时更便于防守。如果仅仅满足于遏制前线的敌军，抓住一切时机改善自己的局部阵地，那么正面冲突是迟早的事。预计实施一次侧翼包抄，收获会更大，毕竟中部（斯贝特拉、卡塞林）地势得天独厚，拥有如下优势：

从西北边实施一次扫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附近目标特贝萨（Tebessa）是重要的铁路和公路枢纽，连接着物资应有尽有的大型仓库，攻破此地有利于切断交通线，置初涉战场的稚嫩的敌军于险境。

隆美尔的机动化部队短期内能接近一个出击基地，那边人迹罕至的乡野也能保证行动的高度保密。

类似地，冯·阿尼姆在西边的部队掩护一段距离也不成问题。美军防线尚不巩固，所以我军下手简单易行，而且也许会被证明是决定性的。

这次强攻必须始终保持速度，每一天都无比宝贵。为了加强突击群，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推上前线。突尼斯西部防线出现任何崩溃的趋势，将以成功推进到敌人后方的成果得到弥补。接下来我们应该获得了倾巢而出进攻蒙哥马利所需要的自由空间。在这次行动关键时刻，英军不太可能对马雷斯防线先下手为强，但蒙哥马利应该会被艾森豪威尔的军队遭到的反戈一击所诱导，提前发动一次进攻。于是第90 轻装甲师将不得不调头对付英军，这种情况下，无论怎样的反击都必须到达蒙哥马利进攻马雷斯防线的出击阵地，所以从一开始便不会有突然性可言。

马雷斯是一条用碉堡和据点构筑的天然防线，但就算正面强攻也不会取得战略成果，因为从马雷斯开始推进，哪怕打到阿卡里特（Akarit）防线也会止步于杰里德盐沼（Chott Djerid）。就算考虑到作为我们最高级的防御，马雷斯防线确存在软肋，它的实力也足以把敌人逐出其初始据点，正如后来英军冲过来时我们所展现的那样。马雷斯防线的软肋在于可以在右翼侧迂回，但这也非燃眉之急，因为右侧地势就是天然屏障，允许德军从容地重新部署。而英军如果实施迂回运动，会缺乏隐蔽，会被空袭和地面反攻所阻滞。最后一点，崎岖荒凉的沙漠地区将两支盟军自内侧侧翼分隔开，有利于我们防守。

这种原理简单的策略招来不少异议。地中海战区的指挥系统与战场环境格格不入，德军最高统帅部确实宣称同意成立一个集团军群，但指名点姓由隆美尔指挥。尽管打击盟军入侵军队的行动获得口头批准和书面确认，而且毋庸置疑已经进展到主攻准备阶段，指挥系统却依然没有统一。不幸的是，战役最关键那两天里，我在元首大本营分身乏术，无法及时想出补救办法。我的参谋长试图让意大利最高统帅部下令变更指挥权，这个命令是提前构思好的，但徒劳无功。于是，第5 装甲师固守于自己的作战计划，想当然地认为必须符合迂回运动。那边厢，隆美尔也觉得他还有自由行动的余地，行事只受形势需求推动，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此战的意图是，隆美尔凭借其沙漠战经验狠狠打击英国第8 集团军，从而与进攻艾森豪威尔军队的行动形成策应。1943年2月22日，我来到隆美尔位于卡塞林（Kasserine）附近的战地指挥所，与他促膝长谈，发现他无精打采，对自己的任务心不在焉，底气不足。我尤其震惊的是，他几乎不加掩饰，急不可待地想将尚且完整的部队尽快和尽可能多地撤到南部防线，梅塞（Messe）元帅自2月初就在那边坐镇。隆美尔的漠不关心暴露出他根本不愿、或者无法理解这场已经开赴特贝萨的行动的重要意义。我召来第5 装甲集团军司令，在机场的一番会谈却令我更加失望。现在只有我一头热，这促使我回到弗拉斯卡蒂^[6]的司令部后权衡再三，最终取消了进攻特贝萨。

鉴于隆美尔和冯·阿尼姆两人都死心眼，我启动了新指挥系统，相信自己为隆美尔进攻第8 集团军创造了最有利的前提条件。^[7]我刻意不让自己插手他的作战计划，以便让他有独立自主之感。在两个极尽周密复杂的提议之间，他选择了需要长途跋涉穿山越岭的那个，与他自己的计划原理相吻合—齐格勒将军则构思了在海岸附近的进攻。两份方案都各有利弊，事实上也都有望取胜，只要能得到有效执行并达到战术突然性。

结果，至少战术突然性这个目标落空了。发现蒙哥马利的军队严阵以待，隆美尔立即相当明智地中止进攻。如今再争论是非对错已无意义，因为那时我收到的情报说，内部可能有人通敌，这似乎与开战以来我所读过的报告相印证。如若属实，意大利集团军司令梅塞应当被视作意大利海军里叛变的毛杰里将军的帮凶。^[8]

从2月中旬开始，我军的进攻（特贝萨和梅德宁）全都没达到预期的成功。盟军入侵军队举步维艰，证明我们仍然有望取得一次战略胜利。可是，战术成就无法延缓战役进程，（德—意）第1 集团军冲击梅德宁，结果得不偿失，完全暴露出指挥无能，三军无力。我现在很清楚，轴心国军队失去了主动权，新晋总司令冯·阿尼姆只能率集团军群撤退，然后永远被动防守。

1943年3月初，隆美尔告假离开了突尼斯。我很高兴能为他推荐钻石饰骑士十字勋章，我还为这名卓越的军人推荐过意大利最高军事荣誉，遗憾的是未能如愿。

只要两支盟军军队及其空军各自为战，“突尼斯要塞”的防御还不至于完全陷入绝境。我们的右翼有精心打造的阵地，由久经沙场的德军把守，左翼纵深同样是一片戒备森严的防区。两翼内侧各个方面都较弱，其中一部分是由意军单独防守，纵然按意大利的标准，它们皆为精锐，例如“半人马座”师、“因佩里亚利”旅，但仍然无法独自抵挡盟军进攻。如果不为那边预备三个德国摩托化师（第10、第21 和第15 装甲师），那么遇到任何硬仗便只能退避三舍，撤到已提上日程但尚未建造的昂菲达维尔防线，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届时也算实现了隆美尔念念不忘的心愿。撤退行动的优点一目了然，顺着海岸线延展的漫长翼侧会萎缩，而缩小要塞地域后，我们能组建更好的纵深梯队防御，一定程度上能弥补突尼斯自身狭长地形带来的不利。

对于陆战，这些优点不假，却经不起仔细推敲，例如防御地域纵深不足，两翼外侧均处于英国海军威胁之下。我这里只强调一个要害：敌人若从空中和海上集中打击港口、机场，那么不出几天，我们的补给线乃至整个抵抗就会崩溃。对敌人而言，是否发动进攻—若是，前景光明；或者是否满足于另外投入时间、兵力，以主力军从容准备甚至发起在意大利或希腊的登陆，选择权全在他们自己手中。

盟军错失良机，我们随后以不算太严重的伤亡为代价，完成了撤退，这完全要归功于德军对入侵盟军的有力反击。通过此事，历史学家便就能明白，我们在突尼斯的军事行动即使没有收获原本可以实现的决定性胜利，但仍有其合理性。

1943年3月20日，英国第8 集团军猛烈进攻马雷斯防线，盟军由此开启了终结轴心国军队命运的攻势。英军初期取得一些战果，德国第15 装甲师的反击扭转颓势，为德军扳回重要一局，但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敌军绕过马特马塔山，从沙漠迂回，马雷斯防线翼侧的西南方面临威胁，而德国陆军和空军一时没能坚决反击。他们还墨守成规，以为沙漠地区不适合大规模的军队运动，比如新西兰人如何从富姆泰塔温（Foum Tatahouine）长途行军，穿过沙漠？我们也知道，英国第8 集团军几个师在梅德宁正面强攻失败后，转而取道哈卢夫（Hallouf）向更西边而去。最后，我们得知德军侦察部队未能阻止新西兰师的前进。也知道马内里尼（Manerini）将军那几个沙漠营虽尽了最大努力，但守在杰贝勒塔巴加（Djebel Tabaga）至杰贝勒迈拉卜（Djebel Melab）一带筑防落后的阵地，无法与现代化敌军相匹敌。

由于过度自信于马雷斯防线，德军直到很晚才采取防御措施。其实本该早做决断，然后更迅速地行动。空军同样也没赶上时间要求。梅克纳西―加夫萨―盖塔尔（Maknassy-Gafsa-El Guettar）一带的激战险象环生，到了需要我亲自干预的地步。梅克纳西便是例子，要不是朗（Lang）上校棋高一着，德意联军不可能逃离包围圈。总而言之，3月21日至27日这段时期对于内翼，即两支轴心国军队的接合部而言生死攸关。一个军团有多么缺乏司令部积极有力的命令此间暴露无遗，对此我早就三番五次提过要求，但从未见到一次改进。

3月27日，英国第8 集团军对哈迈（El Hamma）施加了更大压力，正面是我们匆忙集中高炮建立的一道坚固屏障。与此同时北边的形势开始告急，于是有必要放弃马雷斯防线，撤往南边盐沼的阵地了。4月7日，随着这片占尽优势的阵地溃败如山倒（可见意大利师有多么不靠谱），突尼斯战役进入倒计时。尽管如此，德军在沿途顶着正面及右侧的威胁和一刻不断的空袭，行军120 英里，有条不紊地撤到昂菲达维尔防线，证明了他们的毅力和军纪。

一旦开始从盐沼阵地脱离接触运动，我们的活动空间便急剧收缩。参谋部、补给后勤的大量非战斗人员不但无助于接下来的抵抗，反而成为累赘，会不可避免地增加我军伤亡。我再次请求系统地精简人员，说是部分撤离也无妨，结果希特勒担心会动摇军心，再次拒绝，只同意撤走一些重要军事人员。空勤部队和水面舰队基本完整地撤走了，他们要为防守西西里提前做好准备。当然，我和我的司令部下属本来应该以陆军能理解的方式做出这些安排。

昂菲达维尔防线的战斗自1943年4月16日打响，4月21日到22日我们成功反戈一击，以至于蒙哥马利的军队再也没有攻击那段防区。在昂菲达维尔防线多处试探后，盟军将致命一击打在通往突尼斯市的那一段，那里从一开始就是咽喉要地。艾森豪威尔的师团自4月7日开始攻打被称作“常驻峰”的山头，但直到27日才由英国第1 集团军拿下目标。(www.daowen.com)

进攻一方的表现同样值得称道，尤其是英军第78 师。随着这一座座高地落入敌手，突尼斯平原门户大开。5月5日到9日，伴着史无前例的猛烈炮击和地毯式轰炸，盟军四个半师齐头并进，以势不可挡之势横扫平庸。强大的先头部队翼侧拥有纵深掩护，右翼由法军保护，左翼则有美军四个师，那部分美军无比幸运地闯过了早期的战火洗礼，如今正带着实战经验，沿海岸向比塞大长驱直入。

随着盟军势如破竹，1943年5月9日攻占突尼斯市，轴心国只剩下几支孤立的部队继续抵抗，5月12日，残余部队缴械投降。直到那一刻，我在罗马仍然能与突尼斯的德军司令部保持无线电通讯。打到最后一颗子弹的第5 装甲集团军司令冯·韦尔斯特（von Vaerst）将军、率领最后一个空军中队飞过战场的科希将军（Koechy），还有高炮师师长诺伊弗，坚守突尼斯的英雄气概凝聚在了他们最后发来的报告中。

只要个别战线上的敌军仍未熄火，我们的空中支援也没有停歇，对第5 装甲集团军的空中支援尤为出色。南线的德军战斗机飞行员在击落敌机方面战功彪炳，“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飞行员们同样奋勇杀敌，直到招架不住敌人先进的现代化战斗机才会被迫撤退。为了打击正穿过沙漠实施迂回的英国第10 军和敌军机场，第2 航空军的轰炸机群一度从意大利基地前来驰援，可惜回天乏力，重要原因在于机组缺乏沙漠作战训练，在导航和地面侦察方面极其困难。

因战场不断收缩，突尼斯的大部分空勤部队被迫转移到西西里，所以战机出动数和效率大为降低。相反，盟军却能集中出动两支空军的重型轰炸机，轰炸德国船运和突尼斯、比塞大的港口，同时还能投入所有轻型轰炸机，畅通无阻地支援地面部队。当我不厌其烦地向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请求增加援兵和补给，再三敦促隆美尔和阿尼姆充分利用确实吃紧的资源，那些画面就浮现在眼前久久不散。

我以一个简要的归纳总结为本章收尾：

在我看来，突尼斯战役是一个错误战略发展到极致的表现。如前文所述，我认为最大的错误在于决策者完全不懂非洲和地中海战场的重要意义。

第二个错误是对海运保护不力，任补给线渐渐崩溃。

对我而言，第三个障碍在于两国的联合作战困难重重。一味妥协和寸步不让有着不相上下的危害。意大利总参谋长卡瓦莱罗被前陆军总司令安布罗西奥将军取而代之后，双方合作变得不堪忍受。昔日我和卡瓦莱罗之间交洽无嫌，到了安布罗西奥那里恶化到无以复加。领袖任命此人前我警告过他，但他权当耳旁风，于是我主动请辞，他不为所动，并保证我们会“坦诚相待，情同手足”。很遗憾，我最终屈服了。那时我便隐约怀疑意大利政府高层圈内正在商量如何背弃盟约，后来果真如此。

第四个，或许也是最不幸的一个错误在于德国对待法国的态度。不可思议地，法国的非洲殖民地被希特勒视作禁地，固执地不准我们踏足。

追根溯源起来，否认我们犯下的战略错误是毫无意义的。但上述几点可以做出部分解释（倘若这些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我们这么快就丢了突尼斯；为什么早在1943年，盟军即便整体实力不如我们，也在南欧开辟了新战线。考虑到大部分错误其实都能避免，就更令人痛心疾首了。

盟军赢得了全面胜利，还在终场之战打出优越感，三军士气大振。而继的黎波里塔尼亚后，败走突尼斯对意大利人民和军队高层都是无比沉重的打击。随着开拓殖民地的梦想破碎，他们意识到，当时仍不失太平的祖国已然唇亡齿寒。

作为轴心国主导方，眼见战火势不可挡地烧到地中海的重要区域，德国有一点浑浑噩噩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她错失良机，未能对英国在这个世界上的要害之地打出致命一击。这个机遇蕴含着宏伟的战略计划和政治目标的大洗牌，如今一去不复返。自突尼斯战役尘埃落定，轴心国便丧失了战略主动权。

而大不列颠帝国，这个老牌的地中海霸主在美国的帮助下，终于建起一座出击基地，从此便能一路向北，攻入欧洲大陆。

【注释】

[1]指部队可以休息、交谈甚至歌唱，并可自由持枪的行军。

[2]布日伊（Bougie），阿尔及利亚的贝贾亚旧称；波尼（Bône），阿尔及利亚的安纳巴旧称。

[3]时任维希法国的国防部长和二号领导人，盟军登陆北非后，达尔朗立即与盟军签署了停火协议，并被任命为盟军驻北非地区法军最高长官。

[4]路易斯·德里安，时任法国海军驻比塞大的基地司令。

[5]今利比亚的大理石拱门村，北非战役期间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分界线上矗立有一座古代拱门，因高大雄伟成为当地地标性建筑，附近还有一处重要的德军机场。

[6]位于罗马附近。

[7]1943年2月23日，隆美尔被任命为非洲装甲集团军群司令，统一指挥阿尼姆的第5 装甲集团军和梅塞的意大利第1 集团军（原隆美尔的非洲装甲集团军）。隆美尔获得新权力后，决定抢先攻击蒙哥马利所在的梅德宁。这次进攻失败后，他奉希特勒之命，以健康为由回国。阿尼姆接任为非洲装甲集团军群总司令。

[8]事实上，蒙哥马利从密码破译机获得的情报中，掌握了隆美尔这次进攻的方向和确切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