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空军扑向敌军舰队，突尼斯之战就此掀开序幕。发动空袭的战机编队需要从最西端的基地起飞，即撒丁岛和西西里岛，但他们还是出战并飞至了最大作战半径。最初几天，敌人出动舰载机防守，还匆忙派出战斗机自阿尔及利亚的机场出战，增援强大的高射炮。尽管我军飞行员英勇无畏，空袭结果还是低于预期。

根据我手中的报告，盟军登陆过程中只遇到法军不值一提的抵抗。11月11日和12日，布日伊和波尼^[2]的港口、机场落入敌手。

直到11月9日清晨，希特勒听到达尔朗海军上将^[3]的广播演讲才如梦初醒，亲自打来电话，将突尼斯战事交予我全权负责—只不过后来他又加以限制，禁止我亲自去那边视察。我最初制定了几个极度克制的对策，但迫于国防军作战参谋处干涉，需要推迟执行—偏偏这个时刻，作战处不归希特勒管。我也只好暂时按兵不动，等待贝当同意德军介入突尼斯的冲突。

在战斗机和斯图卡俯冲轰炸机保护下，半个伞兵团和我的司令部警卫营率先行动，占领了乡村。与此同时，由哈林豪森（Harlinghausen）上校和勒尔策（Loerzer）将军领衔，德军与法国驻突尼斯总督埃斯特瓦海军上将的外交谈判至11月9日也接近完成。我们希望这次谈判能拉拢法军及其海军并肩作战，至少保持中立。

起初，协商进展顺利，法国和德国士兵相处融洽。德国伞兵坐着法军装甲车巡逻敌情。然而当一支意大利战斗机中队突然降落在突尼斯市附近，局势急转直下，朋友转眼变敌人。意军此举属于瞒着我公然违背了明示协议。在我干预下，卡瓦莱罗立即把该中队召回了撒丁岛，但于事无补。更令人不快的是，卡瓦莱罗估计自己的名誉，曲解了我的意愿。贝当已经下令法国殖民地军队与我们共进退，随后生效。若非这次节外生枝，这道命令必能得到执行，从而令我们占得优势，对此我很有把握。但事已至此，我就不得不尽快对巴里将军的军队采取点行动了，这位先生心里的算盘和态度太过高深莫测，在他身上继续浪费时间非我所能承受。德国领事默林豪森积极游说，也未能拉拢这个狡猾的将军倒向我方阵营，我只好让俯冲轰炸机去给这难以容忍的局面划上句号。大敌当前，同墙头草讨价还价是徒劳。

出人意料的是，一个弱小的德国师辅以高射炮，居然成功建立起一个小型桥头堡。11月15日，内林将军受命指挥在突尼斯的德军，他得到后来的驻意大利大使拉恩博士及同僚默林豪森的鼎力支持，海军的门德森-博尔肯将军通过同法国海军上将德里安^[4]打交道同样也帮了大忙。内林面对的是一项极为艰巨、同时对一位年轻将军而言又极具吸引力的任务。对他的任命被视作我那无可救药的乐观心态的例证之一。我承认自己表现得很乐观，但我从不轻敌，而乐观和轻敌是两码事。这里讲一个插曲为证，战后它引来媒体很多误解。1942年11月26日，敌人6 辆装甲车突袭了朱代伊德的一个斯图卡轰炸机机场。内林以一种可想而知的激动给我打来电话，对遇袭后果下了最坏的结论。尽管我一时无法分忧解难，还是叫他冷静下来，说我第二天就会赶到。

此时此刻，登陆大军已经抢滩上岸，法国那点弱不禁风的岸防土崩瓦解。盟军必须花一些时间去集结他们生疏的部队，并与法国人接洽、协商，不过他们肯定急于站稳脚跟，不会浪费须臾。突尼斯的法国人、阿拉伯人立场可疑，至少是对我们暗怀敌意。而敌人知道德军方方面面都严重实力不济，会忍不住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消除他们在突尼斯的危险，敌人另有一个不确定因素：交通问题。他们要行军500英里，穿越陌生、危险的野外山区。就算铁路正常运转，也不足以承担任何大规模军队运动，还不要说敌人还处于德国俯冲轰炸机的打击范围。眼下暂无大战之虞，但显而易见，我们预计少不了敌对突袭和侦察活动。

有了这些以及其他多方面的考虑，我意识到，在这种特殊环境下我们各支小股力量必须有一个司令部统一组织和指挥。我请求组建一个装甲集团军总司令部，1942年12月初如愿以偿，冯·阿尼姆将军的第5 装甲集团军来到突尼斯。希特勒给阿尼姆指派了一名高级将领齐格勒，事实证明这位“不管部将军”不但成为他那个心力交瘁的长官的朋友兼幕僚，只要有需要，还是一名能干的代理军长。这对搭档的效率取决于默契程度，好在两位将军经受住了考验。

这时隆美尔还在继续撤退，炮轰一般连连呼吁增援，可他的要求不可能办到，我甚至没准备去办。海上补给线一缩再缩，突尼斯至利比亚的交通系统尚未建立，我也没有理由打劫我的空军运输机部队。马耳他依旧为英国所把持，地中海每个角落无不笼罩在它的阴影下。隆美尔的部队报告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即使一次成功的抵抗最终也会前功尽弃，他们已然放弃了战斗。巴斯蒂科元帅上报给意大利最高统帅部的话更是直言不讳。卡瓦莱罗和我相当清楚，这场朝着突尼斯撤退的“马拉松”如果继续下去，意大利师会全军覆没，而班加西、的黎波里的港口会落入英军之手，然后立刻为他们所用。非洲集团军疲惫不堪，士气摇摇欲坠。马雷斯防线（突尼斯边境最南端的防御阵地）远未完工，还无力扭转颓势。

这时巴斯蒂科和隆美尔之间脆弱的关系快要恶化到公开撕破脸。1942年11月底，卡瓦莱罗在费勒尼拱门^[5]开会斡旋，共商对策，当事双方的剑拔弩张才算有所缓解，但敌意依旧存在。卡瓦莱罗在会上阐释了意方观点：1.只要尚存任何可能，必须守住的黎波里塔尼亚；2.不要再提超出意大利步兵师耐力限度的要求。突尼斯南部边境上的防御工事正修筑得如火如荼，以上两点为设防必不可少的条件。而此后轴心国将经由突尼斯向利比亚输送补给，效率会得到大幅提升。

到了11月底，盟军入侵逐步深入。11月25日一支美军小纵队首次推进到迈贾兹巴卜（Medjez-el-Bab）。与此同时德国和意大利的陆、空军援兵也赶过来稳固了阵地。一个战斗机中队在一队弱小的步兵护送下转移到加贝斯（Gabès）后，从突尼斯输送给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隆美尔的补给线得以开通。英、美、法联军共8 到10 个师将面对轴心国5 个师，后者中至少有2 个意大利师、1 个混编的高炮师，师长是诺伊弗（Neuffer）将军。战斗机、俯冲轰炸机和侦察机的数量满足当前所需，它们归前奥地利飞行员科施（Kosch）将军指挥。

西部阵线长250 多英里，虽然靠这点有限的兵力（火炮尤其紧缺，起初我们仅能凑出100 门炮）守住它看似绝无可能，可我仍然觉得不能一味防守，还应该通过游击的进攻方式尽可能向前推进，这样我们才不至于一次次被敌人成功的攻击逼得朝大海步步后退。地势对我们有利，唯一一条公路和铁路交通网就处于西部阵线北边三分之一段；要从盟军的位置接近中段更难，从沿海平原开始就会遇到山脉阻隔，它们易守难攻，隘口屈指可数；沙漠的存在令接近南边三分之一段也非易事，我估计没有打过沙漠战的盟军新手们一时半会儿推进不了那么远。南边的防线是为隆美尔的军队预备的，坐北朝南，暂时不存在威胁，故我没做考虑。中部地段有意大利师卫戍足矣，不过我心知肚明，倘若敌人突破到那里，还是得派德军过去。北边三分之一地域由德军防守。我的计划一是在中部和北部大面积变换地点、变换兵力，不断进攻，从而掩盖我们薄弱的真实兵力；二是阻碍敌人强大攻势前的集结。

就这样，第5 装甲集团军开始沿一条重点防线布防，它朝着斯贝特拉―加夫萨（Sbeitla-Gafsa）方向，沿锡勒亚奈（Siliana）大致穿过阿布罗德山―贝扎―蒂布苏克（Dj. Abrod-Bezha-Tibursuk）。为最终目标着想，我还考虑过沿波尼―苏格艾赫拉斯―泰贝萨―富里亚奈―加夫萨―吉比利一线布防，那里距离海岸线约150 英里处，是第一道阵地，我们最后也可以那里发动反击。这段防线得天独厚，有助于仓促设防，还有便利的交通线，这是敌人在整个南段都缺乏的，即使在北段，敌人的交通也远不及轴心国。要是最初就能有一个德国师登陆，或者法国坚定立场，今日之局该有多么简单啊！我们从一开始就能取得事半功倍乃至四倍的效果。

英军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猛追了几周后，势头有所缓和。埃及的暴雨干扰了蒙哥马利前进。11月底隆美尔退到欧盖莱，他的军队渡过了眼前的危机。依靠着苏尔特崎岖干旱的沙漠和布埃拉特（Buerat）牢固的阵地，非洲集团军的前景变得光明许多。按照官兵们的心愿，1942年圣诞节前夕和次年元旦前夕我两次飞到前线，所见之处毫无灰心丧气的迹象，他们唯独耿耿于怀于本可以与敌人一战却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他们对更好的补给望眼欲穿，这无可厚非。

1月15日，非洲集团军打退了进攻布埃拉特的敌人，但在宰姆宰姆（Zemzem）避开了南面围攻过来的敌军。的黎波里陷落前，同样的战术如是反复，举例而言：1月16日到22日，军队在七天时间里撤退了220 英里（直线距离），平均每天30 英里。不需要总参谋部培训也能猜到其间没有战斗可言。1942年11月24日的元帅会议明显白开一场。说实话，卡瓦莱罗和我反对可能招致非洲集团军覆灭或大伤元气的战斗，但我们都确信，朝着适当的目标，有反击的机会就一定要充分利用，这样才不会磨灭战斗意志。若是指挥有方，即使我们涓涓细流一般可怜的补给也足够完成这种有限目标的任务。我们被迫到处打一场“穷人的战争”，可离奇的是，1941年隆美尔却应付自如。(www.daowen.com)

随着撤离的黎波里，大量宝贵物资沿途被抛弃，为意大利争夺殖民地的战斗至此基本划上句号，意大利人对打仗更加心灰意冷。不过1月25日，隆美尔决定将由7 个意大利师改编而来的3 个师派到突尼斯南部，他的点子乃大势所趋，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和德国南线总司令部立即批准。

相比之下，冯·阿尼姆的第5 装甲集团军总司令部在头一个月便完全达成了战略目标。如果将意大利部队换作能干的德军，还能实现进一步推进到阿尔及利亚边境的目标。拥有了好师长穆勒将军的第10 装甲师、第5 装甲军进行了连续冲刺，虽然缓慢但无疑在向西徐进。德国士兵素质之高一次次展露无遗。尽管突尼斯阵线的右翼因突击部队撤出有所削弱，但德军依旧把守得无懈可击。盟军的进攻全是专挑意军防守的阵地下手。

意军遇袭总是以几处阵地失守收场，有时还是大段防线被突破，即使偶有德军成功的反击—比如1943年1月25日那次俘敌4000 人—那也无法掩饰一个事实，即我们进攻计划的系统性实施会因此受到严重危害。1月底，盟军从费德（Faid）向斯法克斯（Sfax）突击穿插的后果也不容小觑，如果美军的指挥和战斗水平能够应付棘手的局面，这次突击完全可能发展为一场为盟军锁定胜局的攻势。由于美军尚未达到那样的水准，我们有效的机动到最后居然扩充了战线，吃掉了敌人部分军力。如果德军指挥机构放任这种不期而遇的良机，没捞到好处，那绝对是一群十足的门外汉。

德国飞行员还算控制着突尼斯空域，他们的对地攻击常常给初来乍到的美军地面部队造成毁灭性后果。这时德国空军在西地中海也不可谓不成功，但对比战场之广袤，我们的空军委实势单力薄。眼看日月如流，德军最高统帅部却漠视时间因素，我决定乘飞机去一趟元首大本营。

面见戈林时，我强调了几个要点：需要燃油，需要更高效的轻型（55mm 口径）和重型高射炮，需要加强火力的飞机，还需要增加分米波雷达、“芙蕾雅”雷达以及远程侦察机用的搜索雷达。

在元首大本营，我依自己所见画了一张态势图，我指出，拉拢法国的尝试已经搞砸了。由于兵力不足，将前线推进到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的机会也不能扩大胜利。

“我们已经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向前推进了一条战线，它虽然挡不住一次大规模进攻，但能得到巩固。”我告诉他们：“这就需要新的增援。两三个意大利师难堪大用，我们在长达200 英里的战线上只有三个半德国师和刚好100 门火炮，装甲师只有一个第10 师，想靠这点兵力向前推进根本没戏。我们还有时间，但也只是指间沙。一旦天气转好，艾森豪威尔就会发动进攻，掌握主动权。作为进攻方，他可以自主选择时间和地点，只要打击我军助攻正面就稳操胜券，因为我们不能向对方那样及时地集中兵力”

“万一第5 装甲集团军败退，他们连能确保守住突尼斯的接收点都没有。再次可见，增援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像海狸一样不知疲倦地修筑马雷斯防线及翼侧阵地，但不要指望六到八个月内能完工。如果没有其他理由，我认为隆美尔的德意联军快速撤退的问题是不值得考虑的。最最重要的是，绝不能让英国第8 集团军和入侵登陆的盟军建立联系，要阻止两边的盟军空军在狭小的突尼斯要塞空域配合行动，否则目前尚良好的突尼斯和比塞大港口卸货工作将毁于空袭。”

“我方战略目标必须是阻隔两边的盟军，然后从内线开始各个击破。我反对立即撤回隆美尔的军队，因为那是同防守突尼斯的地面计划背道而驰。但我支持部分撤走，前提是隆美尔不能以此为由变本加厉地避战或者加速向突尼斯后撤。坦白地说，自阿拉曼一战后他就再没有以我期盼的强硬气势回击过。”

我继续解释道：受限于前线防御工事进度，非洲军的装甲部队在2月上旬或中旬之前不必急着撤回突尼斯境内。另外，应该新设一套指挥系统，即一个集团军群司令部和一个陆军最高司令部，我建议前者由隆美尔指挥，而后者由意大利坐镇，以便顾全对方声望。新指挥系统启动前的准备工作不能晚于2月上旬完成。除此之外，我还要求增加两三个师，若干炮兵连、迫击炮部队，各类型火焰发射器营和反坦克炮营。最后还要求积极改善当前的应急办法来加强海上运输。

这套战略计划被批准了，我得到一箩筐承诺，“增援马上就到”云云。隆美尔曾提出将他的两个摩托化师让于我，我权当他想为自己加快后撤找借口，自然回绝了。最终我们达成共识，他让出一个师，但要保证此举不会损害作战行动的实施。

希特勒的其他承诺无不是随着时间推移就再无下文了，他显然觉得拿隆美尔的一个师足以堵住我的嘴。我能感觉出统帅部有难处，自认为对他们的态度郑重又恭敬。但作为一个战区的统帅，必须明白自己所处的立场，否则何以立足。同希特勒私下交流时他很少食言，然而一旦我离开他的视野，他对地中海的关注立即褪去。对有些人而言，太过遥远的事就权当不存在罢，顺便一提，很多能力突出的人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