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2年1月21-30日，隆美尔反攻昔兰尼加，兵临加扎拉。

· 4月2日-5月10日，德国空军猛烈轰炸马耳他。

· 5月26日，隆美尔指挥德意联军发动新的进攻。

· 6月11日，轴心国攻占比尔哈基姆；21日，攻占图卜鲁格。

· 6月23日，隆美尔打过埃及边境。

· 7月1日，隆美尔到达阿拉曼，距离亚历山大港西南只剩约60 英里。

· 德意联军的进攻受挫。

· 8月30-31日，隆美尔徒劳地试图从阿拉曼卷土重来。

· 10月23日，英军反攻，打响阿拉曼战役。

· 11月5日，隆美尔撤退。

我来到地中海战区时，隆美尔刚开始从图卜鲁格向苏尔特湾撤退，在军队得到喘息之机和补充后，他又马不停蹄于1942年1月发动反击，一直打到加扎拉。两场行动都极富隆美尔风格，初来乍到的我更是久久难以忘怀。这一退一进间，我都不得不扮演起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和隆美尔之间的调解人角色。对意大利人表示出某种妥协的意愿，即使一次形式上的矫正，也能稍微平息或者压下那股浓浓的火药味。隆美尔的撤退之举无论正确与否，对于罗马和意军非洲司令部都是一种打击，卡瓦莱罗伯爵和巴斯蒂科元帅感到隆美尔的擅作主张是对他们的蔑视，也是对轴心联盟的威胁。

1941年12月17日，我们在贝尔塔（Berta）举行会晤。会上，意方对隆美尔的机动战略提出异议，而隆美尔断然拒绝接受，还放话说将来要调整部署，将手上的机动部队调去别处，引得哗然一片。我试图缓和气氛，承诺在意大利步兵安全撤回来前绝不放弃要地德尔纳及邻近机场。

行动确实依照计划完成了，没有发生重大损失。撤退期间一如既往出现了步兵师一溃千里的现象，隆美尔设法在基本沿用原计划的前提下稳住了防线。此间德国空军和高炮部队做出的贡献无需多言。

隆美尔决定在1942年1月21日发动反攻，主意出自他的作战处长韦斯特法尔，有一天韦斯特法尔驾驶鹳式联络机飞过荒无人烟的敌军阵线时有这个念头。它即刻被采纳，并以最快速度和最高机密做好准备并付诸实践。隆美尔养成了习惯，不到最后关头绝不向意大利人透露自己的行动计划，原因毋需讳言—他信不过他们。战术突然性的首要前提疑问是绝对保密，为了保密无所不用其极也无可厚非。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隆美尔那样做给联合指挥制造了很多困难，毕竟他从属于巴斯蒂科元帅和意大利最高统帅部。

隆美尔发动进攻后，我将此事告之了在罗马的卡瓦莱罗。他闻讯激动异常，唯恐再遭失败。在我的建议下，1月22日他同我一道飞抵非洲，不过第一件事不是见隆美尔，而是直奔当地意军司令部，而我的关注重心也放在当地的德国空军和后勤补给上。

在1942年1月，我们对英军兵力、部署和战斗素质一清二楚。我向卡瓦莱罗保证，隆美尔的攻势即使一时有所停滞，也不存在疯狂的孤注一掷。英军的部署和明显紧张的资源都令我们相信有望拿下班加西，而有了班加西，补给线就有了保障。与意方多番争论后，会议就一次目标有限的进攻达成共识。不同于我战后读到的一些观点，讨论时我确为扮演调解人一角，但并不意味着我反对行动，卡瓦莱罗的日记也证实了这一点。意大利最高统帅部不愿进一步冒险，觉得无助于另一场反败为胜。

尽管会议达成共识，我知道应该对隆美尔报以什么期望，凯歌高奏时他一定会一鼓作气，直到被敌人的抵抗止住前进的脚步。果不其然，精疲力倦的非洲军却以如虹的士气打响了这次进攻，并得到了凌厉的空中支援。到1月30日，我军打到了所谓的加扎拉防线。光荣归于隆美尔，一位在当时无与伦比的装甲军将领、大胆勇猛的突袭战大师。

在非洲的德意空军规模很小，战斗力却强过英国空军。德国战斗机控制了战场空域。“斯图卡”令英军闻风丧胆，一如令我军欢欣鼓舞。不过，班加西沿途，英军飞机使用照明弹生成的“魔幻之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它们营造出庞大的轰炸机群正开赴过来的错觉，所有被照射到的区域顿时陷入停顿。

这里要提一段插曲，虽鸡毛蒜皮却也堪称空前绝后。1月23日，我亲自驾驶我的鹳式机载着卡瓦莱罗去开会，这是因为当时停机坪没有别的飞机，所以卡瓦莱罗坚持要我随行。那次会议长得出奇，直到日落西山，我们才从欧盖莱动身返航。就这样，一个德国元帅驾驶一架不适合夜航的飞机，载着一个意大利元帅飞越茫茫大漠，总算把他提心吊胆的乘客安全交到前拥后簇的将军们手中。着陆后，迎上来的拥抱和亲吻肯定不是我异想天开。

1942年2月初，隆美尔的反攻止步于加扎拉防线，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德意联军随之停留下来，占据着与不久前还在班加西的英国第8 集团军大致相同的阵地。敌人被隆美尔成功挥出的一拳打得晕头转向，多久回过神取决于他们的替补和补给情况，尤其是不利于行军打仗的时节趋于结束，英军补给线也会越来越短。如今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修复班加西和德尔纳这两座港口，而攻占班加西几天后，第一批货船就驶入港口卸货。尤其幸运的是，德军从前的军火库及另外几个堆集所被发现时完好如初，我们的海上补给从而得到扩充。

尽管有了这些意料之外的优势，现在仍然急需抓紧时间，做好空袭马耳他的准备工作。此事因北非战事一拖再拖，成了一桩沉重的心理包袱，幸好换来北非的胜利，终究是值得的。

在西西里的第2 航空军司令部举行的会议上，我亲自确定下每个人都理解透彻了进攻马耳他的指令。检阅部队时，我看到官兵们个个摩拳擦掌、信心十足。第2航空军进攻令的基本思路是突然袭击，压制敌方战斗机，至少削弱它们，令其无法威胁到后续轰炸；以密集的波次对岛上三个机场投放重型炸弹、轻型杀伤弹，并加以机枪扫射，从而摧毁地面飞机，而且至少使跑道瘫痪。

下一步的轰炸目标是机场和港口设施、船舶，城镇本身被排除在外。昼间实施集中而不间断的打击，战斗机提供严密的护航，阻挡下靠近我军轰炸机的英军战斗机，追击并消灭它们。

在夜间，出动单机频繁袭扰，阻碍敌人清理废墟和修复重建，附加的计划是用俯冲轰炸机击沉少数几艘驶过来的补给船，用机投水雷封闭港口航道。

该计划立下了周全的重大任务，但要圆满完成势必要付出轻微的代价。攻克这座海上要塞存在几大难点。机场周界和港口附近有岩礁改造而成的天然掩体，保护着飞机和物资储备，最猛烈的延时引信炸弹也未必能彻底摧毁它们。即使尝试用战斗轰炸机炸毁掩体入口，也以失败告终，飞机只有以小型（触发引信）炸弹为武器，搜索加扫荡才有望取得成功。另外，英军在海岸集中部署了强大的防空炮，还有海军的防空炮支援对港口的保护。要突破它们的拦截火力，唯有靠奋不顾身的勇气并以损失许多飞机为代价。

俯冲轰炸最脆弱的时刻莫过于俯冲及随后的改平，这套机动动作会放慢飞机速度并破坏编队队型。要将此过程发生的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必须派出战斗机陪同俯冲，还要在它们改平时安排一对一的战斗机保护。应该认识到，英国战斗机飞行员不乏勇猛和灵活的技艺，尤其是他们从高空（3 万到4 万英尺）俯冲杀入密集的德国轰炸机编队，将飞机操纵得很是漂亮。英军卸货组织工作也值得称道，进港的货船和油轮卸载速度快得不可思议，货物瞬间被藏进海岸线上的防空地下仓库。

在墨西拿，第2 航空军极为出色地完成了空袭马耳他的计划和实施工作，出类拔萃、足智多谋的航空军参谋长戴希曼将军尤其值得称道。

由于要将攻击部队转去对付英国的护航运输船队，对马耳他的空袭暂时中止了。毕竟要拿下这座岛，先击沉补给船队是不可或缺的。经过苦战，这些船队全部覆灭，只有少数几艘逃过一劫。

主攻于1942年4月2日打响，5月10日，我认为任务完成。这次胜利保障了我们拥有意大利至非洲补给线的海上优势和空中优势。大轰炸过后一鼓作气占领马耳他岛本不在话下，结果并非如此，这是德意联合司令部所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日后只能自食苦果。难能可贵的是，德国空军将攻击目标限制在纯军事范围内，这是连英国也承认的事实。

有了空袭马耳他的战果，德军最高统帅部认为南线的压力大为缓解，便可以将这边很大一部分空军调往东线。当然，仍有足够的兵力留在地中海，一边继续盯住马耳他，一边遏制敌人的海运并保护我方交通运输系统，也无需劳驾德国空军在非洲的部队。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事实证明这点力量并不足以压制马耳他这座要塞，也无法掐断其补给。

意大利在战役初期错失良机，未能占领马耳他，终以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之名载入史册。

德军最高统帅部很快认识到马耳他岛至关重要，可饶是我苦口婆心，极力争取攻打该岛，后来还得到意大利统帅部和隆美尔支持，他们仍旧满足于轰炸压制，他们有意地拒绝了亡羊补牢，也就是在根本性战略上的错上加错，令地中海司令部受困于一个致命的软肋。

不同于德军南线总司令部的态度，意大利最高统帅部摇摆不定。攻下图卜鲁格后的1942年6月26日，一次元帅级重大会议在西迪拜拉尼召开，决议背离了既定的战略方向，批准了隆美尔的提议，即继续向尼罗河进军。北非战场的命运就此注定。我提出反对，理由归纳如下。

隆美尔曾对我们侃侃而谈战场局势，他宣布现在众志成城，十天内就能挥师直捣开罗，对此我回复道：

就算我认可隆美尔对地面局势高瞻远瞩，也不能消除自己心中的疑虑。宜将剩勇追穷寇的道理我自然懂。可如果继续推进，即使只有最零星的战斗，也必然有更多的装甲车和汽车因故障抛锚。现在故障率已经居高不下了，预计必需的替换件数量也支撑不了多久。即使眼下英军在埃及没什么值得一提的预备队，但首批增援力量肯定正从近东地区赶来。

可是，我有资格代表德国空军说一句，航空兵到达尼罗河附近时将彻底师劳力竭，飞机急需大修，补给却全面匮乏，他们将面临生龙活虎的敌军的抵挡，对方还能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进一步增援。作为空军一员，我认为此时向一个兵强马壮的空军基地发动进攻是疯狂之举。鉴于空地协同作战至关重要，单就这一点我就反对继续朝开罗进军。

面对卡瓦莱罗所要求的三思，隆美尔不为所动，乐观如初，依旧信誓旦旦十天内兵抵开罗。

巴斯蒂科和卡瓦莱罗终于同意了。军队开赴埃及首都那一天，墨索里尼也将赴非洲亮相于世人。

希特勒发来电报，告诉我不要再干涉此事，我对他的决定深感遗憾，原因相同：夺取开罗无益于缓解补给困境，即便能，效果也微乎其微。除非一举拿下亚历山大港，补给线才真正有保障，接下来轴心国还要有足够的防守力量挫败发自亚丁和叙利亚的进攻，这些想法不但当时行不通，将来也无发展余地。^[1]

1942年春季，德军南线总司令部和非洲装甲集团军都同意接下来的作战目标定是马耳他和图卜鲁格，舍马耳他而取图卜鲁格是不够的。因为雅典到克里特、克里特岛到图卜鲁格的海上航线都处于以埃及为基地的英国空军和海军有效打范围内，需要动用强大的护航力量，这超出了我们对从意大利出港船队的护航能力范围。而且，东线形势也很紧迫，不容这边彻底解决补给和替换品经由希腊运输的特殊困难。

隆美尔和我之间的分歧焦点只有一个：攻打马耳他和图卜鲁格的先后顺序。护卫海运航道和输入港口乃我职责所在，所以我向希特勒建言应以马耳他优先，从而为攻克图卜鲁格做好准备，希特勒当时表示同意，后来却变卦了。4月底在贝希特加登，他批准了隆美尔的意图：先从加扎拉发起地面行动。我懂陆战，能理解隆美尔为何急不可待，也明白攻打马耳他的时机还不成熟，没到万事俱备的程度。我想由我做出妥协也合情合理，因为我们（在非洲）逼得越紧，英军重振旗鼓就越慢，我们就能越早到达终极目标：伊塔洛―埃及边界。非洲战场取胜后，攻打马耳他便是万无一失，届时我们也做足了准备工作。所以说，我与隆美尔的分歧在攻占下图卜鲁格之前并没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对于错误的决策，希特勒及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与意大利最高统帅部一样难辞其咎。隆美尔的宣传机器一开动，他们辨别势态的能力便明显大打折扣。

德国的统帅部有着与生俱来的大陆战争思维，看不到海外战区的利益，也不懂地中海的重要性和北非战场固有的困难。那里不适合构思或生搬硬套任何条条框框的计划，而是要因时制宜、随机应变。与墨索里尼的私人交情令希特勒不便插手地中海战事，哪怕到了大厦将倾，必需他介入的地步也不例外。他的口号是“开罗的墨索里尼”。

那阵子，隆美尔对希特勒有着近乎催眠一样的影响力，后者几乎失去了客观辨别形势的能力。有了这等咄咄怪事，前文提到的那份发给我的电报就不足为奇。那时希特勒心系图卜鲁格的成败，还有可能受了隆美尔的联络人贝恩特博士怂恿，便叫我不要给隆美尔的行动计划添乱，要鼎力支持他。

后来，希特勒自然大喜于图卜鲁格大捷，也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可以取消刺眼的马耳他冒险。这件事上戈林唯命是从，他本人也唯恐马耳他成为第二个克里特，再次“血流成河”，尽管克里特和马耳他丝毫没有可比性。我再三告诉他，有了4月和5月的空袭后，只需要一点点兵力和损失就能拿下马耳他。越拖到后面，难度和代价越大。意大利那边，由于海军重新变得举棋不定，意大利最高统帅部也面临如何消除分歧的问题。

随着向尼罗河进军的决断敲定，攻打马耳他的行动被搁置了。原本为此准备的陆军和空军部队奉命转移到非洲，后来进军埃及的努力以灾难收场，马耳他彻底遥不可及。

总而言之，在这个引起战争史学家和心理学家浓厚兴趣的问题上，我们的失败对整场战役是决定性的。

1942年年初的大捷和加扎拉防线的建立令我们重返去年12月撤退时的地盘。隆美尔对自己领导能力和麾下军队的信心再次爆棚，他知道英军正虚弱，急需时间休整，他也肯定预计到了，接下来六个月里，英军就会得到相当可观的巩固，重振旗鼓。他还知道，一旦沙漠战陷入僵局，非洲集团军的锋芒将难以为继。此外，压制敌人需要付出高昂的人力和物力代价，无利可图。拖延不利于计划好的进攻，很不可取，这我也同意。可与此同时，他要求的增加补给都得到了满足，这是拜我们成功空袭马耳他所赐。到了5月初，隆美尔统领的德意联军装备齐全、供应充足，甚至还有一定的剩余储备。

隆美尔起草了（进军埃及的）行动计划，并同德国空军非洲指挥部指挥官霍夫曼·冯·瓦尔道将军进行了探讨。瓦尔道有义务同意大利空军指挥官一道部署好空战事宜，而我也对意方寄予充分信任。魏霍尔德将军负责解决海军协同的问题，即如何从敌军后部海域迂回穿插，以及随后如何运送补给。

战术突然性是行动成功的核心要素，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对英军正面发动歼灭性打击，同时从沙漠实施侧翼包抄，随后还需要一小股精锐的突击队从海上登陆，策应主攻。

第二阶段是包围和攻占图卜鲁格。隆美尔欲带领最重要的侧翼纵队亲征，但保留了自己的全权指挥权，正面进攻由克鲁威尔将军^[2]指挥。

该计划简单明确，巴斯蒂科元帅予以批准，不过我不太满意传令安排。万一隆美尔不得不滞留在翼侧，他就无法坐镇指挥全局。其实应该设一个固定的战地指挥部。

敌人确实被打得措手不及，不过隆美尔一度失联。一些对于空军和克鲁威尔将军同等重要的报告都久等不来。进攻和反击的坦克频繁转错方向，打得不可开交，既加大了空中侦察的难度，又令每次轰炸都是孤注一掷。尽管如此，我们不间断的空袭却从没有误伤地面友军。战斗首日和次日堪称非洲空军指挥部大放异彩的日子。

5月29日早些时候，克鲁威尔将军乘坐鹳式联络机迫降敌后方，沦为俘虏，前线群龙无首。克鲁威尔的作战处长梅伦廷少校不肯也不适合代理军长，于是在众人苦苦哀求下，我答应暂时代为指挥前线。我总算了解到，被一个发不出也收不到命令的上级指挥部搞得束手束脚的军长有多么不容易。此外，隆美尔重现在重要的侧翼，消息传来，令人兴奋又心焦，因为这也意味着他直接暴露于变化无常的战场。想要了解在这场坦克大战首日隆美尔的参谋部里发生了什么，就必须听听亲历者陈述。不过第二天就真相大白了：我们的装甲军及其指挥官度过了辉煌的一天。

我不断地通过无线电要求与隆美尔通话，无论他选择何时何地均可。终于，他在南翼侧同我建立了联系，随后促成了正面与翼侧的行动在千钧一发之际形成配合。看着隆美尔以出神入化的娴熟技巧在沙漠排兵布阵实为快事一桩。不过当时的形势也不是完美无缺，我驾驶鹳式飞机飞往意军总部开会，寻了一处理应被我军控制的区域，准备降落，突然遭到地面机枪和20mm 炮弹射击。根据这次在空中亲眼观察所得，我在夜幕降临前下令对一支敌军实施空中打击，对方已突破前线，正向西横穿隆美尔的后方交通线，很可能打算洗劫非洲装甲集团军的补给车队。我直接降落到某部队的机场，通知他们出动俯冲轰炸机、Me 110 战斗机以及战斗轰炸机，实际上可以说是机场上所有可用战机。这次打击非常成功，敌人蒙受了重大损失，只好调头作罢。可是飞机在沉沉暮色中降落后，我发现两名沙漠战场上最出色、最资深、最有斗志的航空兵也赫然在伤亡人员之列，不禁格外痛惜。

后来我对隆美尔攻打比尔哈基姆据点的办法存在异议，这个由科尼少将^[3]率自由法国旅坚守的据点对我军是个不小的威胁。隆美尔要求空中支援，于是俯冲轰炸机成群结队投下汽油燃烧弹，地面进攻却没有及时跟上，导致陆空协同以及随后的步兵进攻均告失败。不过争论很快平息，隆美尔拿下了比尔哈基姆，我也向他表示了祝贺。

比尔哈基姆绿洲陷落后，隆美尔与我一番简单交谈，随即马不停蹄率领装甲大军杀向图卜鲁格，精力之旺盛可见一斑，不久之后图卜鲁格便被他包围。(www.daowen.com)

那段日子里，我们的陆军和空军过关斩将、攻城掠地，堪称军事史上一段传奇。事实上这一系列战斗也成为了隆美尔军事生涯巅峰之作。意大利军队同样发挥出色。

对图卜鲁格要塞的进攻有前期胜利的鼓舞，有隆美尔和霍夫曼·冯·瓦尔道大胆的计划，还有奋勇利落的执行。我将希腊和克里特岛上具备俯冲轰炸能力的多余的飞行部队全部调到北非。进攻前一晚，我挨个走访各部队，发表了一通简短致辞：

先生们，明天一早倘若你们恪尽职守，那么明天晚上全世界的广播电台都将播报这条新闻：图卜鲁格陷落了！

祝你们满载而归！

进攻准时发起。最后一枚炸弹刚坠地，突击部队就在俯冲轰炸机和大炮的出色支援下攻克了纵深处的防御阵地，连港口都被我军炮火所覆盖。虽然在不少关键时刻仍历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但我们最终赢得了胜利，夺取了图卜鲁格要塞。消息果然传遍全世界。霍夫曼·冯·瓦尔道被授予骑士铁十字勋章，隆美尔将军晋升为元帅，意大利人对此忿忿不平，他们或许更认可给隆美尔高级勋章而非军衔。英军俘虏不计其数。包括食品在内，种类齐全、数量庞大的战争物资补充到我军补给，港口设施也扩展了我军交通系统。

我们以微不足道的损失取得胜利，沉重打击到敌军的抵抗力量。而且敌人的撤退会因为失去图卜鲁格而难于补给。英军司令部陷入绝境。如今消灭整个英国第8集团军的机会看似唾手可得，就算普通人也会禁不住诱惑趁胜追击，不会比隆美尔更克制，但追击需要马不停蹄。1942年6月22日我来到新晋陆军元帅设在图卜鲁格的司令部拜访他，发现他正对部下布置简令，准备当天上午就向西迪巴拉尼进发。在不妨碍攻打马耳他的前提下，他的计划与我不谋而合。

霍夫曼·冯·瓦尔道与隆美尔协商了空中支援的战术安排，冯·波尔忙于将地面组织转移到图卜鲁格地域，那里有充足的机场，不过得先清除地雷才能使用，并由高炮提供保护。尽管如此，这一系列工作很快落成。

与此同时，魏霍尔德海军少将和意大利海军司令部下令立即修复图卜鲁格港口设施。我认为图卜鲁格作为输入港价值连城，不管是供船舶沿码头停泊也好，驳船卸货也罢。汽油储备越堆越多，泊车场挤满了俘获来的卡车，尽管如此，班加西/的黎波里到前线的公路被拉得太长，导致无法时刻保证不间断的运输流量。西迪巴拉尼这座小型港口被我们拿下后也开始投入使用，然而不占领马耳他，北非战场始终没有保障。

按照计划，下一步就是攻打马耳他了。准备工作从2月开展至今已万事俱备。计划中的部队配置情况经过了仔细周密的计算，完全能避免失败。施图登特指挥的两个伞兵师被调了过来，其中一个是意大利第2 伞兵师“闪电”师^[4]。部队运输机、重型货运飞机以及用于运输坦克的“巨人”运输机达到可观的数量。此外，轴心国还准备了两三个意大利突击师，一支作战舰队，届时将炮轰岛上防御工事、护送运兵船和冲锋舟，还有一支规模大大超出原计划的空军部队。

行动计划草案概括如下：

1.空降部队占领马耳他岛南部高地，以此为出击基地发起一次突击，夺取城镇南边的机场和瓦莱塔港口。在此之前，空军先对目标机场和高炮点实施一轮轰炸。

2.海军和登陆部队发动主攻，负责攻克瓦莱塔港口南边的据点，并与空降部队联合夺取瓦莱塔港口。空军同步开展对岸炮的轰炸。

3.从海上对马尔萨什洛克湾实施佯攻。

与此同时，非洲军也正按计划挺进埃及，第一阶段进程顺利，证明隆美尔是对的，但不久之后，敌军的抵抗越来越强，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问题：是往北非投入生力军，还是加快为现有军队输血。战斗越发艰苦，终于在阿拉曼停滞下来，非洲军转攻为守。

在这个紧要关头，也只能不顾一切地派装甲侦察单位和德国空军介入。陆军和空军部队都兵疲马乏，急需增援和物资。不但如此，隆美尔也在疾呼新的部队，而事实上，不但第二支德国步兵师和原本用于攻打马耳他的德意伞兵师调给了他，另外几支增援部队也已经从希腊和意大利奔赴北非。这些增援部队都没带任何车辆，因此需要首先抽调当地德意各师的定额装备为他们补充交通工具，此举将进一步限制所有师的机动能力。结果，连高炮军和航空军都被搜刮走了大量机动车，这也使得补给部门除了供应新部队，需要额外承担的工作量与日俱增。要摆脱困境，就必须得到马耳他，可是原本为夺岛行动而准备的军队被撤走，马耳他终成泡影，最后连我也被迫放弃了，因为成功的前提条件已经不复存在。行动取消对于整个北非战场的士气是个沉重打击。

几天后，敌人的反击也弱了下来，显然英军没有利用个别意大利师的失败扩大战果，于是还不足以发动一次绝杀。

此时，战线稳定在一处对于我军侧方阵地相当有利的地段，其宽度适宜我们增强打击力量。我开始拼命催促重启进攻，一如当初我在图卜鲁格之战后强烈要求暂停进攻一样。地中海和北非局势变得何等风雨飘摇，完全可以想象。在东边，与我们正面对峙的英国第8 集团军兵力攀升到新的高峰，上方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后方有一个安全稳妥、装备充足的补给基地。我们西边的威胁仍不明朗。在后方，补给线被严重拉长。随着英军在马耳他岛再度活跃，埃及基地实力大增。我们大祸临头的兆头已隐约可见。

想要挺过两线作战，全部希望都维系在一件事上：要抢在与后一个敌人兵戎相见之前先从内线收拾掉已经与之交战的敌人。面对一场首先连补给都得不到保障的纯防御战，既然我们全面落于下风，那么发动进攻只要有一丝成功的机会，我们也必须抓住，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如果进攻，轴心国占有先机，可以决定发起进攻的时间。一切都取决于隆美尔能否抢在英军坐大之前尽早出拳。我个人认为，进攻时间最晚不能晚于1942年8月底。

有了交通系统这个隐患，就不可能打下包票称补给需求能全部得到满足，我承诺尽个人最大努力，动用自己在意大利最高统帅部的影响力去保持交通运输流量。那时我很确信，只有埃及和地中海的港口到手，才能在北非站稳脚跟。然而前有马耳他岛，后有亚历山大港，我们的补给线两面受敌，永无宁日。这时，眼看开罗几乎只有一步之遥，隆美尔断然拒绝打退堂鼓。他虽一门心思沉浸于筹划进攻，却仍然注意了阿拉曼防线的防御工事，确保能坚固到抵挡英军大规模反攻，对此他再三向我做了保证。这可苦了工兵一段时日，不过隆美尔可以无愧于心地表示已经竭尽人之所能，必能闯出一条富于想象力的新途径。

英国第8 集团军也在试探德军阵线，只是未见任何切实收获。不过正因我方诸多不利因素，他们很快就摸清了我军防御体系和火炮阵地，而且这些小规模冲突会消耗我们大量物资，还不要提人员伤亡。另一方面，英军肯定根据我军前线实力得出结论：隆美尔放弃了继续进攻的念头，正考虑转入战略防御，再另行决断，卷土重来时很可能是更大的突然进攻。

8月中旬，进攻计划逐渐成形，但最终方案直到最后一刻才敲定—8月29日，进攻时间被定于30日到31日，由装甲师和摩托化师从实力较强的右翼发起。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和南线总司令部千方百计凑够了汽油。至于油轮驶出图卜鲁格后沉没，起码不是南线总司令部的责任。^[5]这次损失过后，空军的燃油储备令身为空军司令的我自顾不暇。我承诺过送给陆军500 立方米高标号航空燃油，但供求矛盾依旧尖锐，何况交付的航空燃油一直没达到我承诺的数量，直到战后我也不明白原因何在^[6]，但我还是承担下了这个责任，不过我也不认为这批汽油能发挥决定性作用。事实上，9月6日以前，所有的摩托化部队视手头补给情况不同，或多或少都参与过机动防御。充分可见，他们的汽油足够继续进攻。更何况，假设他们能像以前那样通过缴获的战利品补充库存，我就更有理由这么认为了。这次失败的原因或许更多出自主观因素。当时我坚信，此战对于曾经那个隆美尔根本不在话下。倘若不是连年无休的非洲战事带来的压力令他长期饱受病痛折磨，他不会在已经完全包围敌人的大好局面下罢手—那时，被称作英国人的“救命稻草”的阵地都被我们巧妙突破了。今日我才知道，当时连他手下的部队都无法理解撤退的命令。

隆美尔一如既往地呆在具有决定意义的侧翼。因受阻于敌人密布的地雷，这次进攻未能在最初几个小时拿下预期的地面目标。此外，敌人连续不断、突如其来的空中活动也令我军蒙受损失，而且特别折磨人。受此影响，早上6 点到7 点之间，他下令取消进攻。下午早些时候，他一番左思右想，在我出面干预前一刻又重新发动进攻。当然，很难断言如果一鼓作气打下去，这次进攻就能达到目标。但可以肯定的是，胜利曾是隆美尔唾手可得的，中止进攻既给了敌人机会，也相应阻挡了我方装甲军成功的可能。

从那些密密麻麻的地雷来看，隆美尔又一次从沙漠迂回穿插的意图早在蒙哥马利意料之中。英国人有理由这么推测，因为德军在左翼和中央的前沿防护区域也有大量布雷，这样能阻断敌人从那里进攻。可见，对防御而言我们有必要将主攻点转换到英军左翼。英军雷区给了他们的第8 集团军必要的应对时间，他们将德军的进攻部队压制在一条狭长地带，使之成为皇家空军的绝佳靶子。对错与否这里姑且不论，倘若我们能坚持进攻，其实能一鼓作气突破这一瓶颈，进而来到相对安全的地方做最后一步部署，并避开空袭。但是我们缺乏这种不屈不挠的钢铁意志，既如此，由于我们也了解孤注一掷要承担的全面风险，那么这次进攻一开始就不应该发动。

这次作战行动本身有多大胜算，从蒙哥马利对于德军在1942年8月推进之势的观点可以清楚地体现出来。经此一败，我意识到北非战役的结局已经注定。我对力挽狂澜已经不抱希望，唯一可行的策略是退到某地，防守北非一段时间。自此以后，我的关注重心便是巩固现有阵地，在南线尽可能久地拖住盟军，使欧洲战场不受威胁。

可一个事实仍然摆在面前：我们的交通系统再也没有保障。南线和其他地方一样，时间站在了敌人一方。

蓄谋已久的英美联合登陆行动（按我的判断将发生在北非）意味着开启一场钳形攻势。届时即使英美两军相隔万里，也势必导致轴心国军力耗散，也会沉重打击到在非洲孤军奋战的军队的士气。

不管怎么说，蒙哥马利打败了隆美尔，这件事的深远影响比战场成就更为重大，因为德军方面暴露出来的劣势只会有助于英军将来的行动。

随着皇家空军把持了天空，英军在海战将得到更加有利的支援，马耳他也变得固若金汤。而上空有这么一支强大的空中力量保驾护航，英国第8 集团军足以应付最艰巨的任务，何况他们自成功击退敌人的进攻后更是信心倍增。

这样的局面下，难道我们就该在阿拉曼坐以待毙，等着英军攻过来吗？鉴于战后一些著作归咎于是我做出了那样的决定，我在这里明确声明：首先也最重要的一点，我作为航空队总司令和南线总司令，只保留有过问和干涉隆美尔的权力，但非他的上司，那时隆美尔隶属于巴斯蒂科元帅，更上一级是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同时他又自认对德军最高统帅部负责，并与其保持密切联系，此事的效果不可小觑。我确有责任为隆美尔提供建议—前提是他肯接受。我摆明这些事实，不是为了推诿这份责任。兴登堡曾有言：胜利偶尔有他的功劳，失败永远是他的责任。此话同样适用于此事以及我的其他一些案例。犹记得1943年5月突尼斯战役尾声时的一段插曲，那时也存在一些不公正和无理的诽谤之辞，直指我对战役的指挥。两个参谋长力劝我予以驳斥，我拒绝了，只道是当着全世界的面，这个责任总要有人承担。当尘埃落定，战争得到盖棺定论之时，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清者自清，如此即是立于不败之地。另外，正是同样的信念，在我日后受审时支撑着我。

摆明了个人立场后，我还需要补充说明一点，无论德国还是意大利军队的最高统帅部都不会执意反对隆美尔任何重大撤退意愿。那时候的隆美尔总有办法得偿所愿。但这次，他相信阿拉曼防线上的兵力。按照以往非洲战场的标准判断，他的军队状态良好，兵力可观。同样的，起初补给数量充足。基于此，我才推测这条防线可以抵挡一次进攻，这也不至于被诟病为赌徒心态。

回首过去便能发现，留在阿拉曼是个错误。东西数百英里长的阵线上无论何处承受考验，能否拖住蒙哥马利的猛攻，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阻挡英国第8 集团军，是让我军拥有一个更宽广的补给基地支持—如果可能的话，位置以的黎波里到图卜鲁格之间为宜。然而别忘了，德意两国陆军和空军基本丧失了机动化，充其量是有限的机动能力，无法胜任一场持久的机动战，连他们的指挥官也感到束手束脚。此外，英国空军占有绝对优势，很可能令我们陆军在地面的运动毁于一旦。蒙哥马利的战略谨慎也好，冒进也罢，过往的战斗再无借鉴意义，而且当时在我们的印象里，他会仔细权衡所有风险。最大的未知因素是盟军在西地中海发动入侵的时间和目标。隆美尔及其副司令施图姆对阿拉曼阵地信心十足，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合理的。隆美尔比施图姆（他很不幸地恰恰死在英军进攻首日上午）更有可能在一定区域内完成有限的机动。但是从各方面考虑，更好的办法是靠一支后卫部队殿后，撤退到一个易于防守的阵地，比如哈勒法亚隘口就比较合适；或者佯装在阿拉曼防线上坚决抵抗，实际在其西边二十英里处展开决战，也就是那个叫富卡（Fuka）的阵地，那边较之阿拉曼占尽优势，而且左翼能更好地得到地势的保护。

无论采用哪种对策，都应该尽早行动，也就是说尽早勘探阵地，刻不容缓地进行强化。然而隆美尔和施图姆都从没向我提到过这样的计划。我们无需再做主要决策之外的部署，因为接下来的一切作战行动都受盟军在西地中海的入侵进程所左右。夏季末，我和隆美尔时常天南海北讨论未来的走势。将德军撤出北非，撤退到亚平宁半岛或阿尔卑斯山的念头那时曾闪现过。但权衡了一番政治和军事利弊后，我表示了反对，我对隆美尔也是这样说的。这个问题稍后再叙。

无论对错，决议已定。为了备战这场大决战，意大利最高统帅部，意大利陆军、海军和空军的总司令，巴斯蒂科及其手下陆军和海军将军们，隆美尔以及南线总司令都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隆美尔回国养病期间，施图姆本着公正无私的眼光检查并有效改善了阵线，这是一员成名于东线的装甲军老将，比隆美尔稳重、和善，他做了大量工作去缓解手下官兵们紧绷的神经，还与意军司令部建立起较为平稳的关系，可惜他的身体状况同样欠佳。

所有相关负责人员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提高的黎波里、班加西、图卜鲁格、西迪巴拉尼和马特鲁港这些输入港口的效率，加大战斗机和高炮对港口的保护力度，组织新的运输方式，还在伊塔洛―希腊地区囤积了大量补给物资。至此，我们和敌人在海洋运输线上的争斗愈演愈烈。

到头来，双方都蒙受了巨大损失，又都达到了目标。轴心国军队在非洲保持着需求量下限的给养、装备和增援。但另一方面，英军打击力量在马耳他卷土重来，越发猖獗地袭扰我方船队，可见想要在地中海自由驰骋，一昧防守是守不来的。事实上我们不得不考虑，预料中的英美联合大型登陆如若成功，联同这些海上破交战，恐怕会重创我方补给线，尤其最严峻的，届时对方还能对我们在非洲和克里特的空军基地采取非常有效的破坏行动。

我不甘心无所事事地坐以待毙。到了9月中旬，我很清楚，如果只能通过空袭马耳他缓解补给的困境，哪怕只是暂时缓解，也必须奋力一搏—正如“超级机密”情报告诉盟军的那样。至于有多困难，我也完全明白。如今的马耳他戒备森严，上空有实力大增的战斗机部队把守，从航母起飞的英国战斗机转眼间就能完成转场，除非我们无所不用其极地加以阻止。即使雷达能探测到它们，我军战斗机也总是姗姗来迟—南线很难争取到高速战斗机。由于保护运输船队的需求量太大，因而德―意空军的相对兵力很吃亏。最后一个困难是，英军吸取第一次马耳他空战中的教训，扩散了岛上基地，还把防空保护提升到最高等级。

德国空军总司令对我提议的（二打马耳他）行动给予了广泛支持，只不过依旧无法满足我所有需求。好在部队的战斗素质多少能弥补其他方面的不足。几支德国战斗机联队同英军打过多年交道，轰炸机部队也是久经沙场。意大利空军则不容乐观，他们的轰炸机和战斗机太落伍，而且轰炸机机组缺乏夜间作战训练。

此次空袭再次由第2 航空军担当，但自10月中旬发起突袭以来，未能取得我所期待的成功。打到第三天，因损失过重，我不得不取消了行动，尤其考虑到盟军登陆，不得不防。

突然袭击和轰炸马耳他岛的空军基地也以失败告终，我们反而在疲于应付敌人升空拦截的战斗机和地面的防空掩体。英军使出了一个前所未见的花招：掷铝箔条迷惑我方雷达，从而扰乱了我军战斗机作战和对轰炸机的护航，他们的防御手段确实有了显著提升。

1942年10月23日，英军大举进攻阿拉曼阵地。因非洲集团军代理总司令身亡，总司令部群龙无首、不知所措，直到隆美尔归来才回到正轨。防御战中第一道命令是多么生死攸关，但凡知道的人都不难理解折损了施图姆将军对整场战役意味着什么，更不幸的是隆美尔尚未完全康复。第三个问题是英军的空中优势一目了然。顺便一提，按计划埋设、有着“魔鬼花园”美称的地雷区实在辜负了我们的厚望。

1942年11月3日，阿拉曼之战几乎到了决定性时刻，我打算再去会会隆美尔，同他讨论当前形势。可飞往埃尔达巴（El Daba）途中，飞机在地中海上空发生发动机故障，我被迫改变航线，于下午晚些时候就近降落在克里特机场，次日黎明才赶到非洲，新任非洲空军司令部总司令赛德曼将军立即带我去见了隆美尔。

隆美尔向我描绘了局势有多岌岌可危，迫使他想下令撤退。而右翼部队已经退出了主控阵地。希特勒收到隆美尔的战报后，回了一封电报，表示反对这种“懦弱的逃避”，要求必须坚守战线^[7]。隆美尔过于悲愤交加，收回撤退命令，准备遵照命令，杀身成仁。当着他的作战处长的面，我告诉他，这样做无疑是愚蠢至极的，不能再理会希特勒的命令了，因为它将导致全军覆没，甚至的黎波里塔尼亚也将不保。我还告诉他，我会担起违抗命令的连带责任，我这就去电告希特勒此事。我说照当时情况看，希特勒一定误以为我军将士已经弃守阵地，逃到空旷的沙漠，所以如果没有其他原因，他的命令不必执行。

我用无线电向元首简要汇报了当前形势以及执行那道命令的后果，随后立即补充请求他给予隆美尔自由处置权。隆美尔也设法传达了类似意思的电报。^[8]

当天下午我起飞离去前一刻，我的请示获得批准。然则此间几个小时的宝贵时间已经白白浪费了。我以前飞行从未遇到过发动机故障，为什么偏偏发生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在11月4日所做的一切倘若能提前一天，就将起到最重要、或许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隆美尔及其副司令高超的指挥下，加上部队无可比拟的纪律，军队原本有望脱困并重创敌人。

我终于可以将关注重心放在西地中海那边的当务之急了，还有如何努力维持一条持久的补给线。自此，一段格外繁重费劲的时期开始了，而且隆美尔的态度和索求无度令这段日子煞是难熬。

多亏了非洲战场的老兵们，轴心国才幸免于大溃败的下场。我在远处目送了阿拉曼战役落下帷幕，那一幅幅画面深深地铭刻进记忆。比如拉姆克的伞兵师^[9]通过夺下追击者的车辆完成了机动撤离；比如通往巴尔比亚的路上乱七八糟挤满了敌人、友军，其他意外事件层出不穷。对我们而言幸运的是，尽管英国空军有过不少如哈勒法亚隘口那样的良机，却还是没学会如何消灭撤退中的敌人。

【注释】

[1]作者注：有一种异想天开的想法是，利用埃及为基地，从高加索进攻苏联。它充其量就是一种盲目的投机取巧，但如果最高统帅部真的认真考虑过（我个人持怀疑态度），要付诸实践倒必须保证我们的补给线，也就是占领马耳他。

[2]非洲军军长。

[3]马里-皮埃尔·科尼在1944年指挥自由法国军队参加了诺曼底登陆，二战结束后任法国驻德国占领区司令，后来升任为法国国防部长。

[4]作者注：这支意大利伞兵精锐得到了德国伞兵部队里精力充沛的拉姆克将军（Ramcke）快速而成功的训练，从我观看过的演习情况来看，马耳他正好给了这些小伙子用武之地。

[5]“8月28日，一架‘马里兰’执行侦察任务时发现一些船舶在驱逐舰密集护航下，疾行在克里特岛以西海域。黄昏降临后，一支由‘惠灵顿’和‘解放者’轰炸机组成的打击力量立即升空，前往搜索。其中一架轰炸机首先发现目标，在德尔纳正北命中1 艘油轮，目标随后爆炸。这一次打击便打掉了够德军坦克在沙漠行使数英里之远的汽油。驱逐舰迅速急转调头，在油轮周围释放烟幕。由鱼雷机和‘惠灵顿’轰炸机构成的第二波打击力量起飞并攻击了剩余油轮和其他一些商船，一架‘惠灵顿’鱼雷机发现油轮正装载着‘梅塞施米特’飞机所用的高标号航空燃油。”—摘自英国皇家空军中东司令部报告。

[6]北非和地中海战场上轴心国运输途中所损失的油料，大部分是因为英国“超级机密”密码机破译了德军的密码，准确掌握了轴心国的货运和部队调动情况。

[7]作者注：在去见隆美尔的路上，赛德曼告诉我空中侦察有误，才引发了撤退命令，他已经因此挨了一顿痛斥。他说自己拂晓亲自驾机升空，亲眼确认前一天空中侦察的报告，锡瓦绿洲和盖塔拉洼地均无敌军。隆美尔显然被意大利方面错误的情报所骗。这里纠正《没有仇恨的战争》一书所述。

[8]作者注：我曾读到过，隆美尔也派遣他的私人代表贝恩特博士去了元首大本营。

[9]当时实际编制为伞兵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