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0年6月意大利参战。

· 9月12日，格拉齐亚尼^[1]指挥的意大利第10 集团军进攻埃及，随后止步于西迪拜拉尼。

· 12月8日，在埃及的英军反攻。

· 1940年12月17日至1941年2月8日，意军撤出利比亚昔兰尼加，连失塞卢姆、巴迪亚、图卜鲁格、班加西等港口，共13 万人被俘。

· 1941年2月，德军组建非洲军团，由隆美尔将军指挥。

· 2月16日，隆美尔发动第一次反攻，3月至4月夺回昔兰尼加。

· 4月11日，轴心国军队围困图卜鲁格。

· 7月，英军从塞卢姆第一次反攻，未遂。当年秋季，英国皇家海军和空军成功打击轴心国在地中海上的北非补给线。

· 11月28日，德国空军第2 航空队转战地中海。

· 12月10日，英军第二次发动反攻，至1942年1月，成功解围图卜鲁格。隆美尔则从昔兰尼加撤退到欧盖莱（El Agheila）。

我真正开始关注地中海战场是在1941年9月的一天，耶顺内克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有意前往意大利或非洲。他确信，如果想阻止意大利在北非一溃千里，我们必须尽快往那边投入重兵。可接下来几周，此事再无下文，而我也忙于东线战事而无暇他顾，因而首次从空军总参谋部的霍夫曼·冯·瓦尔道将军那里听到转战地中海的提醒，我竟大吃一惊。不过，无论多么憧憬艳阳高照的新战场，在东线前途未卜之时丢下冯·博克元帅的中央集团军群和部分第2 航空队还是令我为之内疚。

我飞抵柏林向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和空军总司令部报到并接受指示，获悉霍夫曼·冯·瓦尔道和林特伦将军联络上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和空军总司令部，已为我打点参战的前期事务，瓦尔道曾任驻罗马的空军武官，现由冯·波尔将军接任，林特伦是陆军武官。我据此以为自己的职务很明确，而且航空部队转往地中海，尤其转往西西里岛的前期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我被提议任南线总司令，一个看似与职务级别及属性颇为般配的头衔。我当着戈林和耶顺内克的面接受了希特勒的最后指示。北非补给形势严峻，他说，必须压制英国海空和空军的要地马耳他岛方能缓解。这时我提出异议，表示应该占领马耳他，一劳永逸。但他未加理会，只是直白地告之无兵可用。我尚不了解情况，便不再纠结这个话题，哪怕稍后偶有机会重提。

1941年11月28日，我早于自己的参谋部先期抵达了罗马，没多久便发现了双重指挥系统存在困难。墨索里尼对意大利统帅部做了调整，任命福吉耶元帅为国务大臣，他是我的老朋友，曾在佛兰德斯^[2]指挥意大利空军远征军团，可谓正合我意。但意大利总参谋长卡瓦莱罗伯爵无法接受将自己为新一轮攻势所准备的三军军权拱手相让，抗议说墨索里尼的安排无异于放弃独立指挥权，他最大的妥协是将意大利空军的指挥权让与我。

中庸只会一事无成，我于是枉顾希特勒的指示，放弃了总指挥权。但作为交换，我坚持意大利方面必须开展比原计划更紧密一致的合作，卡瓦莱罗做出并信守了承诺，意大利统帅部的一切命令都须经我书面或口头同意才下发给非洲前线。回顾往昔，我认为双方的妥协是精诚合作的最重要因素，同时还鼓舞了意大利人根深蒂固的民族自尊心和荣誉感。我一直青睐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的主动合作，它胜过被动服从，后者必然会招致纠怨。合作过程中，里卡尔迪元帅和圣佐内蒂将军的意大利海军总司令部、空军总司令部以及最高统帅部、三军各部队的参谋们无不向德国盟友展示出亲如同志的互助友爱。在军方高层，我同卡瓦莱罗伯爵合作愉快，我们之间有多诚信忠贞，1943年同他的继任者安布罗西奥将军之间就有多僵硬和百般算计。那时我个人只听从意大利国王和领袖^[3]。

在的黎波里塔尼亚，我按德国国防军模式建立了一套清晰的组织架构，海陆空三军均服从于利比亚总督巴斯蒂科元帅，即使隆美尔也不例外。这套组织理论上很完美，付诸实践却注定以失败告终，因为隆美尔同巴斯蒂科纷争不断，且寸步不让。那时他正如日中天，显赫的声望制约了一切变动，不过对于破解某些微妙的困局也不无裨益。

1941年11月底，地中海地区的军事行动最突出的问题在于越洋交通运输不畅。英军在海上和空中的优势日趋明显。事实上对隆美尔而言，北非战局已然岌岌可危。他虽顶住了德尔纳东边的敌军咄咄逼人之势，但开展作战行动极为受限，这首先是因为意军战斗力低下，我们也无法排除哪天被迫撤离昔兰尼加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马耳他作为战略要地，有着左右全局的重要价值。起初我的首要目标是通过烟熏这个马蜂窝来保护我们的补给线，但在西西里建立空军地面组织、调动德国空军部队和补给都需要时间，否则不足以打垮马耳他岛上的英国海军和空军基地，也不足以确保同意大利空军联合发动进攻时的安全。在当时，我能做的也只有加强空中掩护，保护最不可或缺的船运。

另一边，隆美尔的军队需要空中支援。南线总司令部同意大利空军总司令部之间、德国空军驻非洲指挥部同意大利空军的北非航空军之间虽建立有密切高效的联络，却无法减轻战场上德国飞行员的主要负担。尽管装甲军在沙漠的战绩不俗，仍旧抱怨着弱小的空军中队对地支援不力。但可以说，若没有我们的飞行员们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隆美尔的军队也不会只撤到苏尔特湾（Sirte）便站稳脚跟（1941年12月24日退至艾季达比亚，1943年1月13日退到布雷加）。

应卡瓦莱罗元帅之请求，我承担了一项次要任务，当德意两军前线指挥官们不时发生根本性分歧，我要出面斡旋。

德国海陆空三军皆素质一流，装备精良，有些方面胜过敌军，但是规模有限，只在极个别情况下才达到过满足战术需求的优势兵力。此外，补给本已供不应求，巨大的海运损失更是雪上加霜，捉襟见肘。

每场战役都会涌现出全新的纯地理问题。到了北非，我军首先需要习惯独特的气候、地形和植被，官兵们必须同时学会适应大自然和敌人的抗争技巧。一旦克服了水土不服，无论军官还是士兵都能胜任任何任务。

通常情况下，和意大利人并肩作战的感觉可谓良好，只不过我们的盟友无论在参谋工作还是战场杀敌方面效率之低每每挑战着这种友好的氛围，实在令人大光其火。

虽然战争由罗马方面主导，可他们很不上心。我的印象是，意大利人没有本着对前线士兵的责任感而严肃认真地投入这场战争。在需要投入一般的急迫感和全力以赴的场合，他们做事也是漫不经心。

依我之见，问题的症结在于意方不愿意充分利用其战争潜力。对于我的抱怨，墨索里尼常回答说，意大利人民厌倦了漫长又费劲的殖民战争，其间他们付出了太多宝贵的鲜血和生命代价。无论他的解释还是我的观点或许都有道理，可到了1944年，意大利人对于开采他们后备人力资源的抵触在我眼里可谓相当明目张胆。

卡瓦莱罗和安布罗西奥同我打交道时，总嚷嚷着物资短缺，士兵装备不到位、人力资源没得到充分利用皆归因于此。同样，他们或许所言不假，可另一方面，他们把一项精打细算的囤积政策贯彻得远远超出我的理解力。1943年意大利倒戈后，几个巨型仓库被发现，里面满是原封不动的战争物资，足可见意大利人有多小家子气。

他们的动员体制还不适应一支百万陆军或者长期紧急状态的需要，事实不止一次向我证实，哪怕战争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太平盛世的工作作风在意军依旧大行其道。虽然卡瓦莱罗接受总体战的原则，但刚一动手将各个国计民生的机构整合进一台战争机器，这台机器立马罢工。

我认为，人们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战争关乎生存还是毁灭的，倒是觉得，随着深陷于战争泥潭，空袭和领土沦丧等现实才令人们深刻了解战争，北非战场尤其如此。德国和意大利的城市差距之大深深触动了我，以至于我千方百计想要消除那些印象，比如很少视察城镇和乡村，后来也只有迫于职责才不得不去。我永远忘不了安齐奥和内图诺硝烟弥漫时罗马那安宁祥和的光景。墨索里尼倘若激发不出这个国家的血性，那么就该摒弃卷入纷争的念头。可是从游击队抗击德军所进行的激烈的游击战来看，意大利人民又绝非全无尚武精神。

或许根据一个有着南方习性的民族就能料到，意大利军队的训练更像用于展示而非打仗的，他们的军营不适合进行战斗训练，潜艇下潜表演和飞机特技飞行都是花花架子，无论较小规模的联合作战训练还是真正的全军种一体化联合作战训练皆不受重视，后者也是大多数国家普遍存在的薄弱环节。缺乏大型训练场所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更要命的是，直到陷入战争，他们也拿不出多少精良的武器和装备。让一个士兵操着4cm口径反坦克炮和假坦克这般贫弱的武器去阻挡碾来的重型坦克，或者让他驾驶装甲薄、火力小的坦克对一支现代化的敌军发动突击，又或者让几艘没有夜间战斗设备或反潜仪器的船只迎战一支现代化舰队，让速度慢、武器差的战斗机去击落动力强劲的敌机，凡此种种岂非强人所难？

除了几门古代大炮、形同虚设的空防预警系统（没有雷达、没有适当的通讯系统、没有便捷的防空洞）之外，意大利城市防护连花花架子也不搭，就不要奢求那里的人有多么勇敢和遵纪守法。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能信手拈来很多。所以说，妄加谴责意大利士兵装备落后或者不适合一场漫长艰苦的战斗有失偏颇，如果要归咎应该归咎于墨索里尼及一帮出自和平年代的国务秘书们。如果他们知道这些沉疴积弊，就该避开战争。意大利犯的另一个错误在于倚赖国产武器—那些总是呼之欲出，可就是造不出来的高精尖利器，却不肯通过授权采用久经考验的德械，比如新型坦克、9cm 高射炮等。

战斗训练设施的匮乏在意大利军营尤为明显，这便罢了，可是连军纪也远远达不到我这个德国军官的标准。只需要观察再简单不过的换岗，就能看出意大利士兵对自己的职业有多意兴阑珊。作为骨子里完全不同的北方人，我的评判标准或许有误，但事实胜于雄辩。

我认为这种令人失望的状况首先要归因于军官与士兵相疏离，意大利军官过着脱离基层的生活，不了解部下的需求，他在士兵们需要他时派不上用场，危急时刻自然无管控能力可言。即使是战场上的口粮，意军也官兵有别，口粮分量按照军衔高低递增，更不消说菜品和数量之间也存在正比关系。军官们单独用餐，通常不清楚手下吃的是什么。一群生死与共的人彼此间本该普遍存在袍泽情谊，但在这种风气中不知不觉淡漠了。战地炊事员也有意消除这种待遇差异，却无法在意大利陆军中得到支持。我常常向卡瓦莱罗点明这种现象对于士气的危害，可惜未能取得完全一致意见。事实上我亲眼见到德国炊事员被意大利士兵围得真是水泄不通，另一方面，我曾应邀到一间意大利军官食堂帐篷做客，发现连日常菜品都好过我自己的参谋部食堂。1944年格拉齐亚尼元帅下定决心并采取措施，保证了按时足额、发放普通士兵的军饷，此事需要他特意过问在我看来也属最为典型的例子。

之所以谈论这些现象不是揭丑，仅仅是解释意军往往以常败之师示人的原因。我不是暗指意大利军官和士兵之间全面关系僵硬，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事实如此。这也只是反映出普通意大利士兵天生守规矩，况且他很可能因此锻炼为一名铮铮铁骨的战士。从阿拉曼战役中的空降师“闪电”师、突尼斯战役中的炮兵，船艇、鱼雷艇、鱼雷轰炸机上的海军和空军将士……意大利部队和个人的英雄事迹我见过太多太多，所以有十足底气做如上断言。然而在战争中，能决定胜败的不是个别英雄壮举，而是军队的基层训练水平和士气。

其他方面，意大利同样奉行中欧军事列强普遍接受的战略原则。我见识过他们海陆空三军很多将领毫无疑问都是一流的战略家和战术家，他们的勤务部门工作体系不逊色于其他任何国家。风传“意大利副手不懂维护规程的相关知识”，这个观点在我这里纯属无稽之谈。我倒是认为他们只是缺乏实践操作；另一方面，意大利统帅部那旺盛的直觉超出了执行部门的能力范畴，这是很多失败之处的原因。他们行政工作或许很周到，执行起来却很差劲。毫无疑问，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南方人的习性。尤其让我吃惊的两件事是，海岛甚至大陆本土的岸防居然也能被意大利人忽视；而自巴尔博离世后，意大利的现代化飞机研发和生产看似突飞猛进，实则裹足不前。

不用说，我开始争分夺秒地熟悉新战线，我视察德军部队、联系隆美尔和意大利指挥官。第一站是西西里岛，结果开局不利，冯·波尔飞来与我会面途中飞机迫降在第勒尼安海。直到获悉他获救，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意大利海军和空军的救助给我留下了极为积极的印象。

接下来我去了北非，头一次聆听隆美尔发牢骚，也了解到德意两军的差异。由于空军驻非洲指挥部指挥官弗勒利希将军位置不便，我还以他的名义帮忙接收了第10 航空军司令部从雅典发来的命令，两地距离实在太远了。考虑到盖斯勒上将^[4]虽能力上佳，在隆美尔那里却说不上话，我当即让空军非洲指挥部直接受南线总司令指挥。视察克里特要塞时，我通过航空兵上将安德烈了解了当地一些问题。

这些航空视察搜集到的信息令我确信，必须斩除马耳他岛对运输线构成的威胁，同时也让我深刻意识到地中海对整场战争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果那时我就知道海军上将雷德尔在海狮行动取消后同样视地中海为对英作战的重心，我和他联手加把劲，或许有望将德军主攻方向转向这边。这就是希特勒的保密政策在这边取得的回报。

不过，当时我们无力对马耳他发动决定性的空袭，因为设在西西里的空军基地还无法容纳行动所需兵力，而行动又横竖没被提上日程。所以首先得改善补给形势，方式是对这个英属海岛实施一系列侵入空袭，同时加强对船队的保驾护航。多亏德国空军锐不可当、技艺高超，战果丰厚得出奇。1942年1月和2月在罗马，我以统计数据为证，向帝国元帅报告形势已发生扭转：船运损失率从70%―80%下降到20%―30%。不过所有人都清楚，就算一次成功值得我们自鸣得意，也有利于隆美尔发动进攻，但还是没法解决北非的补给问题。

我一再催促戈林和希特勒夺取马耳他，以便在地中海站稳脚跟，有几次意大利最高统帅部也予以支持。我甚至做通了隆美尔的工作。直到1942年2月，攻打计划总算批准下来，那是在元首大本营的一次会面，气氛剑拔弩张。最后，希特勒抓住我的胳膊，用他的奥利地口音说：“请冷静，凯塞林元帅，我会批准的！”这也算传闻中元首大本营的典型一幕了。

****

得补给线者得的黎波里塔尼亚，至于补给这块顽疾的成因很有意思，值得详细讨论地中海的环境。

人们凭直觉会以为意大利内有强大的舰队，外有西西里和潘泰莱里亚两个位置得天独厚的岛屿，理应控制“我们的海洋”^[5]，至少能封锁突尼斯至西西里之间这段海峡。我刚去西西里时也深信不疑，可很快就发现现实和理论有天壤之别。想要顺利和成功地走海运，必须满足各种先决条件。首先，要有一个思路清晰的指挥系统，可这个条件从一开始就无从谈起，尽管卡瓦莱罗绝非深闭固拒之人。从1941年年底开始，意大利所有有分量的国务秘书和重要部门负责人几乎天天聚在一起开会，我也不例外—如果无法出席就由冯·林特伦将军参加，卡瓦莱罗主持会议。意大利海军总司令部还成立了一个常设的补给委员会，委员们囊括了各行专家。理论上，都知道地中海两岸所有用来存放前线随时需要的物资的仓库、堆场必须填满，实际上，前线期望的数量从没得到满足过。1942年至1943年港口和补给仓库遭受的空袭更如雪上加霜，对北非的打击尤其大。

意大利的补给勤务稍微好过我方的，他们坐拥主场之利，离补给源相对更近，况且，他们毕竟只需要供应一个战场。的黎波里塔尼亚在开战前就有意军驻防，故而有一定的补给余力。由于没有直达铁路，殖民者建了一个高效的重型机动车运输系统和一个相应规模的柴油车车队，北非战场的一大难题正是燃油短缺，因而这些柴油车格外有用。一个更大的困难在于平民和军队的必需品都只能从海外供应，甚至要用木船运。非洲当地的产量虽然有所提高，仍然供不应求。(www.daowen.com)

很遗憾，德国和意大利军队的装备有别，导致一些特殊情况下双方士兵无法通过互换装备帮助对方脱困。连交换口粮也因为口味差异显得没那么简单，德国士兵只能辛苦地改掉深植于祖国故土的饮食习惯，可谓完全是被逼着适应热带气候环境的统治。

为了海运，我们召集了一个庞大但五花八门的意大利商船船队，以及数量有限但性能出众的德国船舶，后者因宣战而被困在地中海。当时除了穿过亚得里亚海到达希腊及其周边群岛，已经没有安全的海上航线可走，因此这支联营船队理论上应该足够了，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依我之见，问题主要出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意大利的船厂还在沿用战前那套工作流程，无法在码头有效分配原材料和零部件；其二，船主们不愿意提心吊胆地拿自己的船冒险出海，直到战争结束也是如此。他们却没有想过，倘若意大利战败，他们的船队同样不保；其三，商船船队没有被纳入海军管理，它们分散在一个个孤立的港口；还有，船只速度各异，很难组成船队；最后一点原因是石油和煤短缺。

所有缺陷如果永远无法根治，那也只能慢慢补救。按照意大利人的性格，总动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兵临阿拉曼后不久，还能用的船明显太少，不够维持我们拉得太多的补给线。在这个节骨眼上攻占马耳他的条件也不复存在，而突尼斯市和比塞大两个港口也因为最高统帅部顾忌法国的反应而被禁止用作我军补给基地，加之从克里特岛到图卜鲁格这条新开航线也没能带来明显改善，因此我们必须另寻他法去缓解补给之急，包括靠U 型潜艇、炮艇和驱逐舰帮忙运送小宗补给物资、出动运输机部队。到最后连能适航的沿海风帆船也被用于单程航行。

除此之外，我们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小船和平底船建造计划。经验告诉我们，体型小、吨位小、航速在15―16 节的船只，以及像海军驳船、西贝尔渡船这类航速在6—10 节的小船能躲过鱼雷。我们给它们装上小口径武器并安排火力强劲的西贝尔渡船随行，从此很少再发生损失。它们在风平浪静甚至5―6 级风浪的天气条件下都能安全出海。有了它们，卸载变得更快捷简单，必要时还能避开有空袭危险的港口，改在海岸卸载。如果快船能利用夜色掩护承担大部分航线将大有裨益，可惜我们可以说一艘也没有，也无法在短期内造出来。

南线总司令部将总共至少1000 艘小船（含海军驳船和空军渡船）列为生产优先级别，其中包括一种约400 吨重的新型木船、500―600 吨重的海军特种船艇。建设项目已经启动，可德国和意大利军械之间无休止的分歧拖延了项目步入正轨。

早期的油轮问题已经发展生死攸关的地步。这是敌人天经地义的攻击目标，所以为它们提供特别保护自然必不可少。伪装只能偶尔奏效，于是我们很快开始另寻他法。汽油本来就相当稀缺，损失一艘4000 到6000 吨的油轮几乎是不可弥补的。潜艇、炮艇和驱逐舰基本上一直在运油，我们还征召了小船，唤来运输机联队，联队日载运量能达到200―500 吨。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航空燃油被奢侈地消耗在装甲车和机动车上。和海上的油轮一样，陆地上的油库和摩托化运输车队也是绝佳的靶子，本就微薄的燃油供应因这些原因遭受进一步损失。在1942年8月前，即使我们还没遭到决定性失败，战斗也是严重受制于汽油短缺，连最重要的作战行动也常常因此前功尽弃。

意大利舰队的规模足够挑下所有的船队护航任务，而且德国海军也确实无余力可用。直到1942年年底，一艘由希腊船厂建造的驱逐舰才完工并服役，表现居然不错。德国U 型潜艇也间接做出了贡献，勃兰特上尉便是其中一名王牌，他和他的战友们潜伏在地中海，伺机攻击英国船队，这其中大部分袭击发生在直布罗陀和亚历山大等主要港口，但这些零星的胜利永远起不到决定性作用。

护航通常由轻型战舰执行，巡洋舰只在特殊情况下使用，小船航行能力有限，大部分无法承受5 级以上的风浪。这一短板促成了如下情况：在平静海域，或者说在天气晴好时，英国海军和空军从直布罗陀、马耳他、叙利亚等基地倾巢而出，于是反潜和防空自卫能力不足又没有护航的船队差不多只能任人宰割。除非船长足够高明，能躲开鱼雷，或者我方战斗机拦截能及时或者成规模地出动，否则船队里总有几艘要么葬身大海，要么伤痕累累。另一方面，遇风暴天气，护航船承受不住狂风，因而船队也就无法出航，其实这种天气反而能提供相当大的保护，有时甚至是一种安全保障。个别情况下，我方可以呼叫巡洋舰支援航速快的船队，而落后的炮艇和驱逐舰只能坚持完成任务，然后等待漫长的大修。就这样，随着总损耗的积累，护航船配额也会下降到最小需求量以下，可是船队留在港口又意味着延误急需的补给运输。

接管了停泊在法国南部港口的船舶后，我们对其进行了分配，放归大海，这才暂时缓解一段生死攸关时期（1942年底至1943年年初）里的燃眉之急。但是老问题依旧，三艘闲置在突尼斯和比塞大港的大型快速驱逐舰、潜艇依然被禁止使用—上有一个总是顾虑声誉和战后形势，不肯充分利用一切海军资源的联合司令部，这便是难处之一。

尽管如此，我们千方百计地去克服资源匮乏的困难。我们申请德国支援，事实上也得到了燃油、原材料和零部件这一形式的援助；我们给意大利船装上定位仪器，训练炮手，还从国内调来教官，但所有方法都是远水难救近火。

地中海战场另一个特点是敌人谍报系统手段高明、无孔不入，以至于连我，或许还有意大利海军的里卡尔迪将军、桑佐内蒂将军当时都全然无察。我们曾怀疑船队航行信息被泄漏出去，但始终无从查证。

无论如何，事实证明反间谍措施整体而言还是不够。如今我们才知道大量舰船沉没和人员伤亡是毛杰里将军^[6]通敌的牺牲品。

意大利海军被视为意大利武装部队的顶梁柱，动用它总是慎之又慎，这种态度滋生出特殊的内部障碍。不过我们曾有三次克服了困难，成功推动意大利海军出航。更麻烦的是，意大利海军分驻在不同的基地，会合耗时又费油。最后，总有那么几艘战舰要么没完成出航准备，要么没加油，要么还呆在船坞。同样的，大型演练很大程度上受燃油紧缺所限而无法开展，射击训练难得一见。除此之外，意大利海军还存在一个离奇的技术缺陷，使得他们当之无愧地被戏称为“晴天舰队”。由于适航性能不靠谱，他们需要加强空中掩护，而地中海的轴心国空军兵力有限，于是这种荒谬的要求被甩给德国空军，可后者一直忙于保护护航运输船队，德国飞行员承担了75%―90%的飞行任务，结果连最后一点精力也要被榨光。如果意大利海军不小心闯进英国舰队的最大射程内，又真的发生交火，那么随着夜幕降临，他们会因为夜晚射术不佳而退出战斗，逃往最近的塔兰托或墨西拿港口。

意大利造船业是另一为人诟病之处。船厂拥挤不堪，原材料供应不足，造出来的作战舰队，尤其是主力舰之成事不足有目共睹。恰在这段年月，“罗马”号战列舰建造完工了。墨索里尼对自己的军工业政策存在的危害浑然不知，豪情万丈地在亚得里亚海港口为他这个“技术奇迹”举行阅兵仪式（1943年7月墨索里尼垮台后，“罗马”号遵照协议从拉斯佩齐亚港驶往马耳他向盟军投降，途中被德国空军的滑翔制导炸弹炸沉），我相信其他几艘主力舰也完工或者服役了。连外行也看得出来，靠切实可行的建设政策解决补给难题有多么任重道远。对于墨索里尼公开宣称会在关键时刻出动全体舰队，我很早就不再相信他会兑现。

总而言之，我无抨击之意，只希望尽最大努力描述客观事实，我深深珍视意大利官兵表现出的同袍之谊，也多次亲眼见到他们忘我的工作。我同意大利空军总司令部里的国务秘书福吉耶等许多空军军官的友谊都足以证明我对意大利空军的批评是客观公正的。

意大利的战斗机可以用于纯粹的防御，鱼雷机、轰炸机参与攻击行动，个别情况下投入俯冲轰炸机、战斗轰炸机。至于技术性能，我已经坦率地吐露过个人意见：水平相当低。

我的结论是，意大利战斗机在相对安全的地区可堪一战，就是说可以派到第勒尼安海、班加西和的黎波里的狭长海岸线，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考虑进亚得里亚海和巴特勒海湾。而西西里岛和克里特岛以南、爱琴海这部分地中海地区的危险空域由德国战斗机中队负责，装备两款夜间战斗机容克Ju 88、梅塞施米特Me 110 的中队也位列其中，但只部分适合该类型任务。北非空战的重任由德意两军共同承担。从1942年春开始，我们增加了1 到3 个战斗轰炸机中队为船队护航，它们携带深水炸弹，负责预警、搜索、对付敌人的潜艇。鱼雷艇也会提供支援，武器同样是深水炸弹，偶尔实施炮击。用20 毫米航空机炮对付浮出水面的潜艇，至少能将其赶回水下。

作战指导由第2 航空队的作战参谋部负责，该部将命令下达给第2 航空军、第10 航空军以及空军驻非洲指挥部，在必要时联络意大利空军总司令部开展合作。

所有德国飞机均携带副油箱执行任务，所有海空搜救飞机随时待命，准备起飞，搜救船也要做好出航准备或者留在阵位。主攻要地设有雷达站。船队的护航兵力取决于危险程度、天气状况、时间段以及船队速度和规模以及重要程度。昼间战斗机在夜间停飞，非主力战斗机（Ju88 和Me110）会在傍晚出动，接手护航任务。负责空中警戒的飞机数量从2 到16 架不等。困难情况下会投入领航机（Ju88 和Me110）—有好几次，编队得由1 架装有测向装置的飞机领航才能返航。如果发现有敌机接近，所有可用的战斗机都将上前拦截，为船队挡下威胁。当然了，这些任务都相当危险，因为我方战斗机要以有限的航程飞在茫茫大海上。

这还不是全部，如果接报沿途发现英国海军，所有可用的战斗轰炸机、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必倾巢而出。由于不得不飞越敌舰格外有效的防空炮弹幕，这些拦截任务给德国空军作战编队带来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被击落通常意味着葬身大海，尽管不时会有坠海的机组成员幸运获救—盟军舰船报告过他们救起了跳伞航空兵。不过，至少来袭的敌舰中队被击退了。

从这套船队保护体系的介绍足以看出轴心国空军兵力随着飞行员和飞机的损耗有多么不堪重负，更不要说损坏或完全损毁的后果。从战术观点出发，派飞行员去保护船队是得不偿失，大部分时候在浪费宝贵的飞行时间。尽管如此，我们别无他法。为了单纯用于空中格斗，有必要将一定数量的飞机留在机场，但规定它们的限额变得越发困难，由此必然招致不幸的后果，但我们同样无计可施。随着对空军全方面的需求持续增加，机组成员的休息时间被步步蚕食—一切都是跨海例行飞行的结果。

1941—1942年间，德国和意大利空军都没有组织过专门的空运部队，每个战斗机中队全靠队内的运输机解决各自的运输需要。这些运输机首次参加作战行动是在挪威战役和克里特战役期间，稍后在1941—1942年冬季又参加了东线的行动。某种意义上讲，当年空降荷兰的经验为这些行动奠定了基础。从那时起，运输机飞行员被组建为联队，单独设立联队长，其中两三个联队在紧急情况下由我直接调遣，被派到西西里岛、意大利、希腊、克里特岛和的黎波里塔尼亚执行吃力不讨好的任务。除去夜间飞行，运输飞行必须有战斗机护航，或者至少在黎明时与战斗机会合，在目的地机场得到防护。运输机联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战场表现甚至好过曾经的六引擎“巨人”运输机部队。

这类飞行相安无事地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43年春天，一个Ju 52 运输机联队和一个“巨人”运输机中队离开突尼斯时几乎被敌人的战斗机全歼。美国媒体不失时机地发表了一通苛刻的评论，可是我们的损失并非第2 航空队工作过失或疏忽所致。

虽然发起了所谓的“补给品动员”（程度极为有限），意大利的煤矿和石油还是严重供不应求，不得不靠德国伸出援手，尽管后者自己也急需石油支撑战争。就这样，一项双方都很郁闷的实物交易应运而生，结局也以双方都很失望告终。除此之外，另一个后续影响是那点可怜的补给品还得分发到遥远分散的仓库，有了由此产生的延误，想在任何一个指定时间准时收齐护航船队所需的油料都是不可能的。考虑到必然的短缺，我们不得不转而依靠意大利公海舰队的储备库存，有那么一两次甚至把意大利战列舰的油箱差不多搜刮一空，方才解决了护航船的燃眉之急，这些事情又一次导致了运输延误。总的来说，雷德尔元帅慷慨响应了意大利海军的大声求援，第2 航空队亦是如此协助意大利空军总司令部。

煤炭不如汽油那么重要，我们得到的煤炭足以满足海上和公路运输。

很难说这些状况究竟能否到达改善，也很难避免“事后诸葛亮”之嫌。可以确定的是，德国给得越多，意大利对自己的资源出手越小气。不过毫无疑问，由于上述种种困难，必需的护航不是召之即有，而组织护航船队跨越地中海的最佳时机已经错失了。

现场控制装卸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但我从部分听命于我的德国起货检查员那里了解到现场管控的缺乏，我视察港口时也能确定，他们的抱怨不无道理。我发给最高统帅部的报告促成了希特勒在1943年先后将戈林和邓尼茨派到意大利，为我对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和海军总司令部采取的强硬立场撑腰。戈林召开冗长的会议、巡游视察，还责成航运建设委员们移除了船上那些最显眼的缺陷。问题有所改善，但始终没有根治。

装卸部门的工作极其松懈，物资配送和装载的脱节程度令人火冒三丈。空袭警报被不必要地延长。卸载下来的货物长时间被晾在码头，结果时常白白毁于炸弹。

很久以后，高炮防御才强大起来，从此防空几乎全靠德国高炮，但再次以削弱前线机场和装甲部队的防御力量为代价。

我必须承认，到了突尼斯，南线总司令部在当地设立了补给管控办，任命了一名来自德国空军补给部门的前高级军需官，从此，过往所有纪录都被打破了。在班加西或的黎波里，一艘运输船装货需要两到五天，而同样的工作在突尼斯市或比塞大半天到两天就能完成。如果预计有大空袭，船会被拖离码头，在港口或港湾外面抛锚，这样就能避免很多损失。相反，让一艘油轮驶离防御完备的图卜鲁格港是我们失策了，它的覆灭扭转了隆美尔在阿拉曼发动攻势前的有利条件。

眼见大型舰船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为了克服卸载方式上的弊端，我极力提倡建造小船，事实上说是小艇也不为过。小船在货运途中损失数量较少，在港口则带着它们完好的货物几乎没损失。由此便有了一道命令，像坦克这样的贵重货物只能使用渡轮或平底船运输，体型较大的船舶最多运6 辆。抵御空袭最有效的办法是将两个高炮连，共6 到20 门防空炮部署在一起。

护航运输队的交通必须始终同可行的空中和海上护卫方式保持一致，谍报、潜艇、飞机和无线电监听部门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情报，但决策时不能受无法核实的情报干扰而失去所有胆识和主动权。遗憾的是那时候我们就犯过这样的错误。优秀的侦察应该与灵活的领导、可靠的舰船运用相结合。

1941年12月到1942年1月期间德国和意大利的陆军、空军战斗部队已成强弩之末，在储备耗尽的情况下还能到达苏尔特（Sirte），仅靠一艘搁浅在欧盖莱（El Agheila）湾的运输船凑合着供应补给。考虑到这些状况，同时期的补给运行情况仍是可圈可点。

【注释】

[1]鲁道福·格拉齐亚尼（Rodolfo Graziani，1882—1955），意大利陆军元帅，1940年9月任意大利第10 集团军总司令期间率军进攻埃及，1941年3月被解除职务。1943年9月底墨索里尼被德军救出后在意大利北部成立傀儡政权，格拉齐亚尼任国防部长。

[2]1940年9月，意大利空军一支远征军参与了不列颠空战，驻法国佛兰德斯地区。在凯塞林的第3航空队的指挥和控制下独立执行作战任务。见本书第一章第十一节。

[3]指墨索里尼。

[4]德国空军第10 航空军军长。

[5]Mare Nostrum，地中海的罗马尼亚语名称。

[6]时任意大利海军情报机构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