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1年6月22日，德国北方、中央、南方三大集团军群入侵苏联；

· 陆军北方集团军群穿过波罗的海沿海诸国开赴列宁格勒；南方集团军群向乌克兰挺进；

· 中央集团军群（下辖两个装甲集群、两个集团军，后来扩充到三个集团军）：7月初，比亚韦斯托克-明斯克包围战；

· 7月16日，中央集团军群攻占斯摩棱斯克；

· 8月初，包围奥尔沙-维捷布斯克的苏军；

· 8月9-19日，戈梅利之战；

· 9月9-19日，中央集团军群分兵南下，配合南方集团军群合围基辅；

· 10月2-12日，德军三个步兵军及装甲军对莫斯科发动迟来的进攻；维亚济马-布良斯克双重合围战；

· 11月2日，古德里安的装甲军止步于图拉；

· 第4 装甲集团集群止步于莫斯科外的莫扎伊斯克；

· 莫斯科征途现危机。

代号“巴巴罗萨”的对苏战争计划属于最高机密，绝不容走漏一丝风声，参谋人员和部队官兵一样，一概被蒙在鼓里。我认为不宜让我的参谋部提前一两个月就专注于此事。1941年2月20日，一个负责制订计划的小组在柏林郊外的加图空军学院成立，由戈林亲自领导。参谋团负责人勒贝尔上校随时将最新进展知会于我，或者要我做决定。1941年年初，我飞至华沙，同驻军司令克鲁格会商，并就地域的空军地面组织给出了一些补充指导意见。5月我再访华沙，视察第2 航空队的东线基地部署工作，这次发现机场建设无法在6月前完工—表面上是被不利的天气和地形条件所误，好在能及时赶上调整后的行动时间：6月22日，我核对发现戈林分配给我的军力不足以完成中央集团军群所需要的空中支援。后来我来到戈林停在巴黎北郊的专列车厢指挥室，同他一番唇枪舌战，在担任空军总参谋长的老朋友耶顺内克支持下，终于被应允了一个最小规模的额外的空勤部队和一支高炮部队，后者是我据理力争所得。听闻提出上述要求的人不止我一个，我能理解戈林说这话时的暴躁；与此同时，对英空战也不能停。但我坚决反对，原因有三：其一，前面两场战役传授给我了地面部队对空中支援的要求；其二，以我们这点大打折扣的军力继续同英国空军耗下去，结果令我极度怀疑；最后一点，我的极力主张能大幅提高空军战斗力。

1941年6月12日或者13日，我从法国北部沿海动身，参加希特勒召开的最后一次“巴巴罗萨”行动研讨会。会上决定，官方名义上我继续留在西欧，以便让全世界相信由德国空军主力在凯塞林元帅率领下仍在力战英国。

前章已经提过，应对闪电战时，希特勒在波兰战役前夕说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署，我为此大大松了一口气。那是在1939年8月23日，现今已是1941年年中，短短两年就风云变幻，以至于曾经压在我心头的忧惧全然烟消云散了吗？目前欧陆列强联盟支离破碎，英国陆军败走敦刻尔克后呈游兵散勇，英国皇家空军也仅限于小打小闹。我们的侧翼北边有法尔肯霍斯特的陆军第21 集团军和施通普夫的第5 航空队在挪威保护，南边是隆美尔的非洲军和意大利军队。最近一场闪电战消除了巴尔干地区的威胁。美国是否参战存疑，至少短期内不会。

由此可见，两线作战的实际危险在1941年比1939年小得多，那么是否非进攻苏联不可？希特勒在6月14日最后一次面向将领们的演讲中再次表示，与俄国之间的一仗不可避免，若不想被对方伺机攻打，现在就要先下手。他又一次点拨道，苏德友好之所以无法长存，问题在于存在两种公认对立的意识形态，这种对立迄今也无法根除。希特勒还提醒我们，苏联在波罗的海沿岸和西部边界地区动作频频。此外，种种迹象显示苏联大有进行动员之嫌，比如两国交界地区的苏联士兵变本加厉侵犯我国居民；苏军在靠近边境地区的活动；苏联军工业的急剧增长，等等。

1939年9月，苏军在边境200 英里纵深部署有65 个师，当年12月增加到106个。到1940年5月是153 个师加上36 个摩托化师，总共约189 个师。而在中央位置，苏军亦有大军集结—仅比亚韦斯托突出部就有约50 个师，这部署背后很可能包藏祸心。不仅如此，我们都知道苏联空军的地面机构靠近边境，带有明显的攻击性。

在我看来，希特勒所谓“一出现进攻我们的有利时机，俄国人一定会抓住”观点合情合理。炮制一个兴师问罪的理由对于克里姆林宫而言信手拈来，他们有的是时间。不过，虽然他们是韬光养晦的老手，我还是自几名刚从苏联回来的空军工程师所做报告里了解到，那边已经启动一个巨型工厂和军火计划，不日我们的产量就将被甩在后面。遗憾的是，戈林和希特勒对此只当做浮想联翩。我相信，今天只有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才会暗示苏联会满足于自己在波兰战役后的地位。

那么，倘若十有八九要开战，1941年有怎样一番军事前景？对我们不利的是，提议的进攻日期还是太晚了，尽管这方面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能通过限制目标得到弥补。我们的优势在于，通过两场大型战役、两场小型战役积累下丰富的经验，这是苏军望尘莫及的。我们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对打仗了如指掌。诚然，20年代我们发展坦克和飞机时确与苏联不相伯仲，但自那以后我们取得长足的进步，在发展速度和得到验证的试验数两方面都创下过纪录。而苏军的羸弱却在苏芬战争中暴露无遗。单谈德国空军，我对飞行员们充满自信，冯·博克的集团军群无需担心协同作战的第2 航空队会令他们失望。

这一战不会轻松，或许有着层出不穷的危机。补给问题肯定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阻止共产主义向西欧侵蚀这个目标还不够重要，不值得我们倾其所有去实现吗？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说两线作战是一个危险的错误，至少我不认为他忘了自己当初的观点，不知险恶就投身于两线作战。也许他受“据内线而战”^[1]观念所驱使，相信先伺机消灭苏俄，就可以立即调转枪口，集中兵力，粉碎西边的威胁。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基本没想过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发动进攻，给予苏联沉重甚至致命的打击。这个战略还能同时在英国最脆弱的要害部位捅一刀。希特勒的陆权思维根深蒂固，以至于惨痛地低估了地中海的重要性。

1941年6月15日或者16日，我飞抵华沙，降落在北郊一个非常优越的机场。我发现，航空队司令部的组织工作在能干的新任参谋长赛德曼将军指导下进展神速，参谋部和战斗部队要么业已到位，要么像冯·里希特霍芬的第8 航空军那样，正从克里特岛陆续赶来。飞机密密麻麻挤在机场。改良的伪装、完善的飞机报知服务和火力十足的高炮即使无法抵御全部空袭，也很有可能将苏军的空袭效力降到最低。

指挥官们担负的责任表面轻松，实际上异常沉重。我在得力干将、高级信号参谋赛德尔博士开战前夕自杀身亡时便无比确信这一点，他明显被工作重担压垮了。接替他的阿申布雷纳（Aschenbrenner）上校曾任驻莫斯科的空军武官，对俄国人知根知底，这项人事安排自然令我喜出望外，正是得益于他灵活敏锐的信号控制，第2航空队才能始终洞若观火。

我无数次驾驶双发双垂尾的Fw 189 飞过集结地域，了解那里的幅员和纵深距离，此间还头一次尝到暴雨倾盆的滋味，雨势如此巨大，要不是从巴尔干赶来的部队准时到达还有一丝挽回余地，我们差点要被迫推迟进攻时间。为了最严格保密，航空队命令飞机在靠近边境的机场上空只能低空飞行。采用突然袭击机场的方式，对苏联空军的打击效果更佳，因为过了6月20日，克里姆林宫方面不会再对恶化的局势抱有幻想。

我同冯·博克元帅（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的会议简短干脆，两人已经知己知彼。6月21日晚上我们又把他心头所有潜在的忧虑和念想讨论了一遍，其间我发现他的精神状态全然不似前几次战役前夕，他闷闷不乐，心事重重，合乎一名负责任的统帅面临生死大业时的样子。我又一次意识到了两个默契心灵之间简单交流意见所产生的慰藉。在这场充满未知因素的战役中，我希望同陆军集团军群的指挥部保持更密切的联络和不间断的沟通。联络官是一名空军总参谋部的军官，早年也在陆军服役。每天晚上他必须来我的指挥所汇报当日“陆军的态势”，讨论次日对策，同样的，他也要听取“空军的态势”，以便向陆军集团军群总司令做详细阐释。

作为空军指挥官，我粗略调查过一次陆军的调动情况，还收到过航空军和高炮军发自陆军前线的一手报告，有时它们同陆军指挥部的报告相比存在较大出入。我会在每天晚上的情况通报会上评估陆军态势，指示联络官于贝将我的批评意见传达给陆军集团军群总司令，只有遇到个别紧急情况，我才会让自己的总参谋长、或者自己亲自致电冯·博克。冯·博克知道我的交涉并非越俎代庖，完全是一个合作伙伴急于帮助兄弟部队的正常反应，毕竟两军同舟共济，目标一致。每天早上，我要同空军总参谋长耶顺内克将军就这一天和第二天的计划进行深入详细的探讨，晚上往往还要再梳理一次，目的是让戈林在元首的通报会上多为空军争取利益，同时也让这些计划更贴合军事目的。极罕见的情况下，比如在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我受益于这套联络机制，极力将自己对于陆军某些措施的观点传达到可以拍板定夺的决策层。其实本章标题若改为“德军陆空协同之典范”也无妨。出于对陆空军精诚合作的信赖，我教导手下航空及高炮部队的将军们，除非事关空军重大利益，导致陆军的要求不具有可行性或者存在不利影响，否则要像对待我的命令一样认真顾及地面部队的需要，这样丝毫不影响我们的上下级关系。我和我所有指挥官都自豪于我们能想陆军之所想，在能力范围内，第一时间完整地处理任何合理的请求。

战役的目标在命令中表达得很清楚：击溃在白俄罗斯（即从边境线到第聂伯河之间）的苏军。因此，由冯·博克的集团军群主攻苏军集结地域。苏军将被一次势如闪电的推进消灭，来不及退出战斗，撤往广阔的草原。届时苏军轰炸机也只能撤退到第聂伯河东岸的后方基地，从此再也无法威胁到德国本土。空军总司令下达给我的命令里规定了首要任务：一是赢得空中优势，如有可能，占领制空权；二是支援同苏军交战的陆军，尤其是装甲集群。任何下一级任务如果会造成有害的损耗，必须先行搁置。很明显，我这个任务即便无法一举圆满完成，也肯定能陆续完成。

关于第2 航空队的可用之兵，前文提过我坚持讨要来一点最微薄的兵力。我的据理力争渐渐得到回报。除了一支远程侦察机中队指挥部，第2 航空队麾下部队还有：

第2 航空军（军长布鲁诺·勒尔策），包括：

一个侦察机中队、两个轰炸机联队、一个俯冲轰炸机联队、一个战斗机联队（拥有四个中队）、一个驱逐机联队、一个信号营和一个战时编制的行政军区参谋部，这些部队组成了第二近距离战斗指挥部。指挥官菲比希。

第8 航空军：（军长沃尔夫冈·冯·里希特霍芬男爵），包括：

一个侦察机中队、一个轰炸机联队、两个俯冲轰炸机联队、一个对地攻击机中队、一个战斗机联队、一个驱逐机联队、一个信号旅、一个战时编制的行政军区参谋部。

第一高炮军（军长阿克斯特·黑尔姆）后来换为第二高炮军（军长奥托·德斯洛希），均下辖三到四个高炮团

波森航空行政军区^[2]（司令：比内克）

出于铁一般的地面战术原因，行动发起时间定于（6月22日）破晓时分，这非空军所愿。届时单发战斗机和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无法编队飞行，发动进攻对我们极为不利。不过我们最终克服了困难。

在先进的航拍技术帮助下，开战后短短两天，我们便成功占领制空权。部队上报共有2500 架敌机在空中和地面被摧毁，起初帝国元帅不信有这么多，他在我们继续推进后进行了核查，然后告诉我，我们比实际歼敌数还少报了200 到300 架。从第二天开始，我观察战场时能看到苏军重型轰炸机群从纵深袭来，允许击落这些垂死挣扎、溃不成形的飞机几乎给我带来负罪感。天真的苏军轰炸机一队接一队、按时向我军战斗机自投罗网。这是十足的羊入虎口。苏军发展壮大轰炸机大军的根基就这样被斩断，事实上整场战役中苏军轰炸机都销声匿迹了。

起初，“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独自攻击地面敌军，两天后它们得到越来越多的航空队友军增援，任务也进入了下一阶段：1）消灭敌人的空军，这个任务已经不再需要任何具体的分遣部队了。2）支援坦克和步兵，肃清当地抵抗，或者消灭构成侧翼包抄威胁的敌军，这类任务主要由俯冲轰炸机和对地攻击机完成。3）出动俯冲轰炸机、对地攻击机、战斗机和轻型轰炸机，实际上是使用一切手段击溃或阻挡苏军赶赴前线和退出战斗；4）破坏苏军在铁路上的作战运动；5）持续开展侦察。仅仅几天后，我便能驾驶我的Fw 189 独自飞临苏军战区，可见头两天的攻势彻底打垮了苏联空军。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地域的战斗一直进行到6月24日，该地要塞终于被一枚2500 磅炸弹炸开。与此同时，装甲集群一鼓作气冲向明斯克和比亚韦斯托克（战斗从6月26日进行到7月3日），最终俘获30 万苏军，但未能全歼在此地作战的敌军。装甲大军朝着第聂伯河与“斯大林防线”长驱直入，而第4 集团军和第9 集团军只能将麾下非机械化师逐步调往包围圈，此时危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次重创包围圈内苏军的行动帮助了装甲集群打过第聂伯河的机动。

在冯·里希特霍芬的第8航空军支援下，第3装甲集群于7月9日占领维捷布斯克，为他们胜利进军斯摩棱斯克北边和东北开辟了有利跳板。行进在极端落后粗糙的土路上，第3 装甲集群的势头被断断续续的恶劣天气所阻，苏联战区的威胁至此终于露出本来面目。包括坦克在内，所有全履带车辆和绝大部分补给运输都只能依靠公路干线，此事为地面部队敲响警钟，困难还在前方。

第聂伯河一线的战斗（7月10日至11日）表明苏军抵抗疲软，但仍有一支规模庞大的预备队，哪怕素质低劣。

德国空军在一场场大捷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苏军无论在大道还是小径，无论在铁路还是营地，无论前进还是后退，一旦被我们发现，都会遭到集中打击。俯冲轰炸机、对地攻击机和战斗机后来还对显眼位置的河流两岸各段防线发动低空空袭。在快速推进过程中，空军地面组织遇到的困难甚至比陆军的还要大，因为地勤的摩托化程度低，也没有全履带车。此外，除了少数几个提前确定好的机场，其余前线机场要靠我们自行查勘和装备，陆军不会提供直接保护。

为了同部队保持密切联系，紧紧把握战场动向，6月23日，航空队将指挥室搬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附近一列火车上，7月初进一步搬到明斯克以东的运输汽车指挥所。

在开战短短几周时间里不可思议地拿下广阔领地后，关于这次攻势何去何从的争论出现了。我支持中央集团军群的主张：应该将这场已经持续几周的歼灭战继续进行下去，跨过第聂伯河，一举全歼苏联红军西方面军。统帅部却举棋不定，迟迟无法下定决心，只不过他们的踌躇尚未体现到前线。(www.daowen.com)

战斗在斯摩棱斯克合围战（从7月中旬到8月初）时进入白热化，我军大获全胜（再次俘虏30 万敌军），但依然无法锁定胜局。如果能封锁斯摩棱斯克包围圈东边的缺口，或许苏军就彻底回天乏力，戈林和我都提出紧急建议，上面也是置若罔闻。几天以来，一股数量可观的敌军趁着夜色，穿过数英里宽的狭窄缺口，穿过一个小溪流过的山谷中部，最后成功溜走了，山谷的地被植物掩藏了他们的活动。如果我们的对地攻击机能在白天以不懈的空袭扼杀掉苏军潜逃的势头，那么对方（我估计人数逾10 万）就没有机会趁夜晚逃走，也不会在日后成为苏军新生的骨干。这次未能全歼敌军（后来我仅仅还记得7月30日至9月3日期间代价高昂的叶利尼亚突出部之战），责任不在部队及其指挥官。包括德国空军在内，很多师不堪重负，根本已是强弩之末，而且补给线拉得太长。

长话短说。将近一个半月以来，行军接着战斗，战斗接着行军，我军就这样突破了近500 英里纵深，其中一段时间是泡在凄风苦雨里；部队要正面应战撤退的苏军和后方增援而来的苏军；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要同被困在大大小小包围圈里的苏军战斗，要对付大量涌现的游击队，还要对付具备有效装甲防护的苏军强击机，后者以单支小队的规模冲下来低空扫射。任何寻常的希望这时都成了痴心妄想。比如一次常规换装，比如撤出火线、稍事休息，哪怕片刻也好。

敌军开始包抄中央集团军群暴露的右翼，这对我军构成新的威胁。于是1941年8月1日开始，第2 航空队不得不在罗斯拉夫尔（Roslavl’）为古德里安的装甲集群提供航空火力支援和高炮支援；接下来—也可以说几乎同时，还要支援冯·魏克斯将军的第2 集团军，后者在戈梅利一带激战正酣。8月末，航空队进一步协助陆军肃清被留在斯摩棱斯克到伊尔门湖（位于大卢基以东）之间的低地的苏军残部，战斗至此进入白热化阶段。三位将军在8月异常活跃，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魏克斯在戈梅利俘虏10 万人、古德里安在罗斯拉夫尔的俘虏3.8 万人，施图姆在大卢基俘虏3 万人。我的空军同样凯歌高奏，在极短的时间内摧毁了126 辆坦克、上千辆汽车和15 座桥梁，更不消说在前线给苏军造成的血淋淋的损失。

这些战斗刚打响时，我将指挥室一口气搬到斯摩棱斯克，以沙塔洛夫卡―斯摩棱斯克―维捷布斯克一线为基地的空军轻装部队正在那边奋战。同样在这条线上，我们能为重型轰炸机做的，只有创造起飞条件而已。“巨人”重型滑翔运输机^[3]迎来首次实战，它们从奥尔沙起飞，向沙塔洛夫卡运输补给。缴获来的苏军机械化货车适宜越野，当地的马车也被我们物尽其用。地勤部队甚至顺手用缴获的苏军坦克击退过袭击机场的敌军坦克。

1941年8月，关于如何、何时继续向莫斯科进军的问题始终压在我们这些中央战线的指挥官心头，军队也在无所事事地干等着。在我们怨声载道中，统帅部踟蹰良久，（于1941年8月21日）最终决定将主攻转向南方。

两个观点或许可以解释为何非要在9月初转而南下对付布琼尼的集团军群^[4]。实际上，冯·博克的中央集团军群和我的第2 航空队大部分主力当时正对南边，不得不另建一条南方战线，令伦德施泰特的南方集团军群成功包围布琼尼的军队。好在大战了四个多星期后（8月28日—9月26日），布琼尼的军队连带基辅的命运走到尽头。9月13日，冯·克莱斯特和古德里安的装甲集群在基辅以东125 英里会师，俘虏苏军65 万人有余，缴获将近1000 辆坦克和3500 多辆摩托化运输车。

这里不能不提第2 航空军的决定性贡献，否则对德国空军有失公允。如果没有第2 航空军的轻型轰炸机（其中一部分还转随到了南边的第4 航空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地面战斗条件会更为艰苦，因为俄国人吃足了前几次的教训，在白天几乎完全遏制住我们的交通。紧密飞行编队在恶劣天气里很难维持，尽管如此，我们机组成员还是展示出了高超技艺，战斗区内被彻底炸毁的铁路线就是证明，短短一截铁路上滞留有二三十辆火车，它们随后被驱逐机打烂。此战直到最后几天，公路上再不见任何苏军目标，就算出现也必挨上有着毁灭性下场的无情打击。

随着8月21日，朝基辅方向进攻的命令下达，关于叶利尼亚突出部的争论以放弃为结局就此平息。完成了无线电信标和弹药装载后所有远程轰炸机整装待发，随后以政府、武器和交通枢纽为主要目标飞往莫斯科。诸如在沃罗涅日的大型飞机厂、图拉和布良斯克的工厂、布良斯克拥挤不堪的铁路调车场被定为备选目标、恶劣天气时的目标或者战术性瞬间目标。只有在恶劣天气里，才靠单轮战斗机突袭这些目标。

对莫斯科的空袭令我忧心忡忡，机组一旦被击落便是永久损失。就连闯荡过英国上空的老兵也对苏军防空炮和探照灯的效率心有戚戚。苏军战斗机数量也在日渐增多，幸亏只在白天露脸。空袭结果与我的预期之间存在一定差距，但对比目标的体量，我们确实心有余而力不足。炫目的探照灯照得人心慌意乱，而且为了多携带燃油，必须减少载弹量。几年后，我在蒙多夫战俘营受审期间听到一个苏联女翻译无意中提及“轰炸何等可怕”，为了我出色的轰炸机部队和机组们，我欣喜地扭转了过去的看法。无论如何，持续空袭除了造成物质性破坏，还能为城市的崩溃做准备，只可惜其未能物尽其用。

伴着阴晴不定的天气，我们不停地出动战机，奋战在中央集团军群两翼，8月和9月上半月就这样飞驰而过。我同意冯·博克的观点，第4 集团军和第9 集团军占领的阵地不适宜冬季战役，尤其是正面的敌军还明显有所增强。要再次朝这个方向碰碰运气，就要早作打算。一次成功的合围或许就能打垮苏军，并确定下我军在冬季的战术。赢下这一仗后，进军莫斯科的可能性必定取决于我们的军力、状态，以及最至关重要也最不确定的因素：天气。

自9月15日开始，我们以精打细算的干劲，筹备起新一轮攻势。我在梅茨服役时期的故交，现指挥第4 装甲集群的霍普纳将军不看好此战前景，似乎还对北方集团军群的战绩平平无法释怀。我两次向他解释中央集团军群的情况迥异，使他明白了此值千载难逢的良机，能以侧翼包抄实现突破。我还保证空军会鼎力支持，他这才逐渐重拾信心—战斗打响后我几次拜访，见他无不是笑容可掬。

关于我的航空队，战术思路很清晰。高炮部队主要立足于地面，用于右翼主攻方向上的炮火支援和打击；对地攻击机的身手有目共睹，自是继续为陆军开路；重型轰炸机将封锁后方战场。最近几场战斗中敌机近乎销声匿迹，相较而言，南翼成为它们最活跃的空域。

随着右翼外侧的战斗以俘虏65 万苏军落幕，可以说，我军又“小胜”一场。9月初，第2 装甲集群冲向南方地域时天公不作美，经由图拉大迂回挺进莫斯科的意图受挫，糟糕的天气还阻碍到空中支援。雨雪交加之下，本就坑坑洼洼的道路经过沉重的全履带车进一步碾压，到了破烂不堪的地步，导致行军耗费了大量时间，到了10月5日近乎停滞。地勤试过用高炮牵引车一架架地挪动飞机，以拖绳或导轨咔嚓一声断裂告终。第2 装甲集群的给养没跟上时，一部分物资得由空军空投。由于没有冬季装备，陆军一些单位的生理和心理压力渐渐濒临极限。

东线一系列大战至此到了转折点。正如后来一目了然的那样，繁重的战事、与日俱增的精神压力令我在魏玛国防部时期的老友古德里安将军，这个坚韧强悍的装甲集团军司令也吃不消。

鉴于形势发展，我觉得这次攻势的战略目标再难企及。寒冷潮湿的天气彻底葬送了之前的大好形势。地面状况糟糕得要命，11月开始出现霜冻，陆军没有冬季服装。这时，西伯利亚的苏军携大量很有用的T34 坦克和强击机趁势而入。

当时我深信不疑，霍普纳和古德里安能率领装甲部队长驱直入杀到莫斯科甚至更远的地方，这件事本身对两人而言不在话下。可惜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俄国人得到机会，投入由工人和军校生组成的最后的预备队，在莫斯科西边筑起一条薄弱的防线，他们同我们几乎丧失了机动能力的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战斗，顶住了我们的攻击。

苏军的西伯利亚师在10月还没到达前线。时至今日我仍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据我所知，我军远程侦察机居然从未就远东方向的苏军战略集中发出过警告—尽管他们报告了公路上有活跃的军队运动。不过10月底，关于苏军铁路运输量增大的情况应该单独警告给了最高统帅部。在陆军报告了西伯利亚的苏军单位已经到达前线时，最高统帅部本来应该最晚在11月中旬下令撤退到一条冬季阵线。

然而受基辅和布良斯克―维亚济马两场合围战鼓舞，最高统帅部下令继续进攻莫斯科，可主事的指挥官们反应尤其冷淡。冯·克鲁格元帅直到被前线部队士气所感染才逐渐热心起来。霍普纳还是愁眉不展，这是我在与他私下交谈中发现的。克鲁格，这个被动甚于主动的人，对霍普纳优柔寡断的领导颇有微词，后者在我面前辩解称原因出在补给短缺。到了11月底，我和航空队参谋部以及第2 航空军先后调离苏联，登上前往柏林的火车，可东线前景依旧晦暗不明。

一意识到这个冬天恐怕得在俄国度过，我立即订下冬季物资。受益于航空队运输主管及其部门的高效运作，它们几乎一刻也没耽误就送达了。我们还充分利用芬兰人的援手，造出一种特殊的加热器，保证了即便在最严酷的低温环境下，空勤部队也能进入驾驶舱战备。离开东线时，我知道我的将士们足够安稳过冬。

德国空军的实力是否还不足以克服凸显于陆军中的战斗疲劳症？是否无助于军队加快挺进莫斯科？战绩胜于雄辩：自6月22日到11月30月，第2 航空队共摧毁6670 架飞机、1900 辆坦克、1950 门枪炮、26000 辆汽车以及2800 列火车。但是，从1939年9月1日到1941年11月中旬，连连征战给空军施加了沉重的资源负担，而苏联秋季气候多变，加上降雨、大雾、低温，最终止住了前进的步伐。

布良斯克―维亚济马合围战结束后，只有极个别时候才能观察到敌人成规模的活动。精锐的西伯利亚师的集中也不见踪影，或者说没有引起该有的重视。还存在抵抗的弹丸之地彼此孤立，小型碉堡散落在四面八方，飞驰而过的飞行员很难发现和击中它们，在阴霾天更是如此。

这时，越来越多的T34 坦克涌现出来，连最烂的路况也拦不住它们，这给我军对地攻击机飞行员施加了巨大压力，他们只能奋不顾身地飞临森林、树林和村庄，对其发动攻击。面对苏军飞机的超低空扫射，地面部队不停地呼叫空中掩护，我们只好出动战机以求片刻安宁，可惜收效甚微。高射炮和反坦克炮效果更佳。事实上，我们不管千难万阻，一直坚持从空中攻击坦克，但依旧未能重创它们，也无力重创它们。

我们拼尽一切努力，随地面战线，大致沿奥廖尔―尤赫诺夫―勒热夫一线转移着机场。即便如此，战果还是乏善可陈。就算空军兵强马壮也帮不了被冻僵和被削弱的德军前线对抗一个几乎是无形的敌人，精疲力竭时就更没指望了。

固然，两线作战本身是一个错误，无疑也是普遍的避讳，但是两线作战的结局不见得一定是死路一条，这也是很多人的观点。所以我们必须先自问，靠着有限的力量征战苏俄，能否在1941年年底以前夺取莫斯科，摧毁苏联军事力量—换言之，消灭苏联陆军、指挥中心以及位于欧洲境内的军工厂。

我这个问题的出发点一定也是希特勒采纳的战略计划。我深晓其核心内容，也很肯定，最可恶的敌人是时断时续的恶劣天气和泥泞不堪的道路，尤其是在1941年。若非如此，夺取莫斯科本不在话下。然而，作为苏联战场不可避免的因素，即使严酷气候及后果被低估，要不是希特勒慢吞吞地左思右想，为次要行动浪费宝贵的几周时间，目标仍然是有望达成的。依我所见，9月初斯摩棱斯克包围战锁定胜局时，如果稍作歇息后一鼓作气攻向莫斯科，就能赶在在冬季和西伯利亚师到来前将其拿下，接下来就大有可能沿一种伞形桥头堡进一步向东推进，这样苏军就很难转向我军翼侧，供应他们的前线。若是攻占莫斯科，对于斩断苏联在欧洲的部分与亚洲大后方之间的联系本来将起到决定性作用，而来年夺取经济命脉列宁格勒、顿涅茨盆地和迈科普油田的任务也不再那么高不可攀。

不过，即便如此行事，也不能完全坐视不理布琼尼元帅在基辅的集群。那边的战斗肯定会愈演愈烈、生死攸关，但是否具有左右整场战役的特点就很难说。而另一方面，占领莫斯科可以扰乱苏军统帅部，破坏政府机关，还能切断他们同远东的联系。如果要严格贯彻战略目标，那么更为明智的做法是稍作歇息，进行休整和必要的重新部署，尔后快马加鞭，在8月底或9月进攻莫斯科。届时还有充裕的时间对布琼尼发动一次目标有限的攻势。

第二个问题是，希特勒打算让中央集团军群在第聂伯河转入防御，从而增强两翼的集团军群，助其拿下上面提及的重要经济目标，他这个思路是否比直取莫斯科正确？

我们到达第聂伯河时，有两件事已成定局，第一，德军未能合围并全歼第聂伯河西岸的苏军；第二，敌人明显还留有生力军，或者正在莫斯科至第聂伯河之间组建之，苏军能为这些新部队提供必需的增援和补给。估计中央集团军群将与150 万到200 万人的大军对峙，伦德施泰特的（南方）集团军群面前的布琼尼军队必然也是同等规模，但北方集团军群的对手应该会稍微弱一点。

中央战线上的苏军朝主攻方向大规模转移终究是挡不住的。如果中央集团军群只保留下最基本的力量，其余兵力和整条战线（换句话说，包括了西边和北边的战线）的所有空军单位外加预备队一起被派去支援南方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而且如果南北两翼的作战行动踩在7月底或8月初这一最晚时刻发动，那么德军只能指望两翼能速战速决。没有理由认为这些战役在冬季到来前还无法结束，尤其还没理由担心南方会和北方一样早早入冬。不过我今日仍和1941年时一样，对占领列宁格勒、顿涅茨盆地和油田是否和占领政治、军事和通讯中心莫斯科同等重要表示怀疑。所以说，首要战略目标必须是莫斯科，就算为此需要刻意限制两翼集团军群的目标。

第三个问题，比亚韦斯托克―明斯克、斯摩棱斯克、基辅、布良斯克―维亚济马这一系列包围战既浪费时间又拖住了装甲集团军，导致他们无法履行本职任务：不顾一切地突入敌军防线，向目标推进。如果有清晰明确的计划和一丝不苟的执行，究竟能否实现这些目标呢？

尽管1941年我不比后来那般见多识广，也相信第2 和第3 装甲集群会突破苏军防线。不过，我不认为后续第二和第三波步兵能迅速击败苏联的百万大军—如果真的击败了，也不能及时（也就是不可避免的精疲力竭之前）跟上装甲集群并提供补给。

因为这些任务，装甲集群的实力锐减。战略机械化部队的实力必须与攻占地区的纵深和宽度以及敌人的兵力相称，可我们实际离这个标准还相差甚远。包括坦克在内的全履带车辆只能得到仓促维护，持久的运动存在技术局限。要穿越重兵把守的敌占区，深入1000 公里纵深开展机动战需要庞大的补给量，尤其是在没机会转而依靠敌军有用的大型仓储时。我们的交通线和机场大部分位于受敌人威胁的乡村，安全保障不足。因为一些我不知道的原因，出动强大的空降部队几乎没在预期范围内，这种级别的作战行动本来少不了他们的参与。

通盘考虑起来，对莫斯科的进攻原本可以取得胜利，但前提条件是至少两个地段上（明斯克和斯摩棱斯克）的装甲集群暂时停止推进，并配合步兵军肃清西面（即装甲集群身后）之敌；尔后再从一个安全的出发点发起下一步进攻。

最后，就排斥外来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政策简评一二。1941年8月或者9月初，第6 集团军司令冯·赖歇瑙元帅建言将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组建为外籍师，希特勒一口拒绝，并留下评论“让赖歇瑙×××”，顺便一提，他还高度评价过赖歇瑙“只管自己打仗，其他事一概推给我”。可是，任谁见识过那些自愿投靠过来的了不起的俄国人数量有多么庞大，一定会为希特勒的态度扼腕叹息。自1943年到战争结束，我手下有德―俄混编的部队，从布尔什维克手中解放他们的国家是这些俄国人魂牵梦萦的心愿，虽然那时再无实现的可能，他们仍然咬牙效忠到最后时日。有他们的广泛支持，一些目标原本大有希望实现。所以说，不仅在游击战领域，就是在军事战场，我们也为希特勒及其党羽制定的错误种族政策承担了代价。如果立即有计划地开发利用苏联人力资源和军工业，那么1942年以后盟军想要破坏德国工业生产会困难得多—现实是我们只能默默忍受盟军的破坏，我们的物资紧缺困境也能大为缓解。

【注释】

[1]内线指一个部队的阵地处于两支或数支敌军之间的态势，一般而言，能比敌军更迅速地向一点集中兵力的态势，称处于内线。

[2]在德国空军中的正式番号为第2 航空行政军区，在1941年“巴巴罗萨”行动中作为德国空军第2航空队的预备队驻波森，下辖Bf 110 驱逐机补充训练大队和Bf 109 战斗机补充训练大队各一个。

[3]指梅塞施米特Me 321 运输机。

[4]原文如此。布琼尼时任苏联红军西南方向总指挥部总司令，指挥西南方面军、南方面军和黑海舰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