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侵英国前瞻。

· 浑浑噩噩的计划。

· 德国空军的角色。

· 英国空军的实力。

· 第一阶段：1940年8月—9月。

· 丘吉尔与“海狮”。

· 第二阶段：1940年9月—1941年6月。

· 轰炸伦敦。

· 轰炸工业目标。

· 轰炸行动的原则问题。

· 进攻苏联前的过渡期里的德国空军。

剑指英国的海狮行动在预备阶段便暴露出德国策动战争有多轻率。无论在政治还是军事领域，对英作战都是仓促上阵。有可靠证据显示，即使在1939年秋，进攻西欧已成定局，我们的备战也从没把入侵英国考虑进去。假设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和希特勒太过急功近利，加之横扫西方列强令希特勒也始料不及，可完全忽视入侵英国的想法，对每个军人而言显然都是难以理解的。每逢大战在即，希特勒对备战工作检查得何等一丝不苟，预测结局是何等谨小慎微，但凡知道之人都会从他这次的犹疑不定中得出结论：希特勒试图避免同英国公开交恶。我个人认为，他有个牵肠挂肚的信念：英国会接受他伸去的橄榄枝。同样的道理，疏忽必要的准备工作始终是重大失策。此外，希特勒和德军总参谋部的战争思维仍然局限于欧洲大陆，避讳渡海作战，海军上将雷德尔也能印证这个观点。如果说陆军不愿同大英帝国交战，海军就是直截了当地反对。包括帝国元帅在内，空军将领们的心态更开明，鉴于我们的乐观主义向来饱受诟病，这次变本加厉的积极态度—我故意使用比较级，倒实乃秉持空军传统。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概括局势必须以迄今的战争走势为基本前提。三场胜仗已经展示出德国国防军的实力，英国远征军被逐出大陆，重振旗鼓尚需时日；皇家空军亦遭重创，战斗机部队到9月6日濒临绝境，许多机场残垣断壁，位置再优越也未能幸免。英国没有对地攻击机，“惠灵顿”那样的中型轰炸机则为少得可怜的出动数付出了代价，它们损失惨重。英军轰炸机群通常连高炮这一关都闯不过，沦为如饥似渴的德国战斗机的猎物只是早晚问题。我们运用恰当的战术便能打散英国战斗机机群，各个击破，终将其歼灭。此外还可以出动伞兵，他们搭乘滑翔机，通过扫射、投弹或其他方式毁坏雷达站，令引导英国战斗机迎敌的本土防空系统陷入瘫痪。英国无力保持传统意义上的制空权，原因很简单，他们缺乏能击溃登陆舰队的空中打击力量，即使他们孤注一掷，也会被击退。

德国空军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对抗英国本土舰队，那是一项需要调动海军、空军及全体武装力量的任务。对方的布雷和重型岸炮引来德国高度重视。问题是，英国海岸水雷密布，来不及清扫干净，因此能供英国本土舰队机动的英吉利海峡水域大幅变窄。且不论我后来有了地中海战场的经验，即便在这时我也无法理解我们的海军对待英国岸炮的态度。不难推测这些岸炮当然能被压制，海上炮击和空中轰炸足矣，更不要说还有烟幕弹可用。可海军却表示突击航道及邻近水域的所有岸炮得到压制才能发动入侵，他们的要求太极端。

联想到1942年，有一次我同意大利最高统帅部洽谈马耳他登陆事宜，意大利海军要以摧毁岛上岸炮为条件。我回复说这不可能做到，又解释道，我见过很多袭击，敌人的炮火根本没被压制，却也没危及到行动的成功。只要能赢得整场战役，甚至整场战争的最终胜利，即便一两艘舰船被击沉也是可以承受的—何况那也未必意味着船员全体牺牲。

我对西贝尔型渡轮^[1]信心十足，也曾亲自登船体验过。它易于大批量装配。1940年，我尚未见识过图卜鲁格之战中英军4 艘驱逐舰被我军88mm 炮干掉2 艘，也未见识过安齐奥―内图诺登陆战中，拥有厚重装甲板的舰船以类似的方式被我们轻、中型岸炮击退，可即便如此，我也能肯定，我军防空坚不可摧，大量装备有3 门88mm 高射炮和轻型炮的西贝尔登陆艇不仅能保护布雷水域不被敌人扫雷艇破坏，还能保护渡口，抵御小股英国海军的攻击。我知道德国海军厌恶一切不是纯粹为他们设计的船只，但坚持认为，作为西贝尔先生天才般的发明，西贝尔渡轮加上工兵突击艇是运送部队渡过英吉利海峡的利器，不会逊色于它们后来在墨西拿海峡、突尼斯和西西里海峡的表现。

海狮计划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攻打荷兰时积累的空降经验被束之高阁，还有提议说摈弃空降支援。我们本来能通过正确的计划，拿出足够的伞降和滑翔机机降兵力，打掉登陆海岸的防御工事和雷达站，夺取几处机场，供一到两个空降师着陆。

如同荷兰、比利时之战一样，针对埃塞克斯、肯特和萨塞克斯的大范围牵制性轰炸将迷惑英军指挥机构、守军和民众，为主攻创造有利条件。但无论如何，一个前提条件必须具备，即德国军备产能不仅不能下降，还得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不仅将自己的观点解释给戈林听，还向第9 集团军总司令布施将军和几位有才干的海军将领解释过，然而核心目标依然一片模糊。备战几周以来，我越发确信海狮行动不会启动。对照前几场战役的备战，这次空军内部没有开过一次可供军长们和各兵种指挥官讨论细节的会议，更别提同陆军总司令部或希特勒开会。在设在法国沿海的第2 航空队前线指挥部里，我同戈林以及参与“海狮”的海军、陆军将领们会面也只是非正式交谈，而非有约束力的会商。我甚至对于目前的空袭与登陆计划之间的关系也云里雾里，上面既没有命令下达给航空队里的将领们，也没有明确的指令要求第2 航空队应该采用什么战术任务，或者做好哪些准备工作以便与陆军、海军协同作战。更令我灰心的是，根据8月6日收到的口头指示，我相信定于两天后发动的空袭便是“海狮”前奏。结果这次空袭自打一开始，实施方式便与前期指示大相径庭，同入侵也格格不入。除此之外，每个指挥官都应该明白，以我军当时的装备，即便在最理想的条件下，一场空中攻势如果超过5 个星期（即1940年8月9日到9月15日），不可避免的损耗势必将超出发动入侵所能允许的范围—由于物资和人员补充得不到保证，或者满员作战兵力撑不了数月之久，损失便更令人无法承受。

要实施入侵，德国空军首先需要重拳出击，震慑岛上守军，然后以基本齐整的阵容发动突然进攻。不过说到这点，当时禁止轰炸伦敦地区的空军基地，这个错误令我们在争夺制空权之初便蒙上阴影。另一个有待商榷之处是，在特定时段压制欧洲大陆对面的英国港口是否真有那么重要？不过，即使发动不列颠空战的作战令让我高兴不起来，同帝国元帅几次谈话后我对“海狮”也重拾了些许信心。我无法想象仅仅为了原地踏步就把空军宝贵的军力白白浪费在价值甚微的攻击目标。也许陆军总司令部顾忌诸多政治和军事问题，始终无法下定决心，于是频频将入侵视若儿戏，权当良心慰藉，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其他合理假设能解释海狮行动前的反常。我不得不同意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富勒笔下观点：海狮行动经常被惦记，从未计划过。

有了这个浑浑噩噩的“海狮”计划，英伦空战深受其害。包括希特勒在内，明眼人都清楚，凭德国空军一己之力不可能使英国屈服。既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德国空军失败一说便无从谈起。我们空军指挥官同样清楚，空战优势或许能有一时，但不占领不列颠岛则不可能长久。道理很简单：在德国轰炸机鞭长莫及的英国腹地有太多空军基地、飞机和发动机制造厂。同理，英国只有少数几个港口完全位于我军攻击范围内，德国战斗机有限的航程更是雪上加霜。

所以我们听说“海狮”会取消或者推迟后根本乐不起来—类似的传闻自9月初已不胫而走。我们意识到，从此对英作战的重任将在更加险恶的条件下由德国空军独自承担，这时我们的愤懑之情不难理解。

毋庸置疑，英国本土和海上的经济目标是战略轰炸的关键一环，如果精心计划，设定好目标，经济战将收获称心如意的结果，但我们发起它只是为了替代另一套流产的行动，该行动空有宏图霸业，没有针对所有可行之计的专项准备工作，这意味着经济战成了破绽重重的临时抱佛脚。

这时，第2 和第3 航空队要完成分配下来的任务已经很吃力，飞机数量和航程都捉襟见肘。同1939年进攻波兰时一样，这次我们也仓促开战，所以眼下的装备无力支撑大范围的经济战。诚然，我们把岛上的英国人压得喘不过气，却无法割断大不列颠的命脉。

英国作者们夸大了海狮行动发起之日，即1940年9月15日的德军兵力，比如丘吉尔说有1700 架飞机。对比我国年产量报表就会发现他的数据有误。1939年生产的大约450 架战斗机^[2]到了1940年8月都可视作报废。类似的，1940年战斗机总产量约1700 架，其中600 架损失在早先的荷兰、比利时、法国之战，粗略估计大约还有400 架在8月前未能交付军队，因此我们的战斗机实际最多只有1700―1000=700架。如果加上截至9月两支航空队共200 架Me 110 驱逐机，总共也只有900 架单发和双发战斗机，而非丘吉尔所说的1700 架。

根据政治和军事目的，1940—1941年的英伦空战可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1940年8月8日到9月6日。这一阶段包含了为计划中9月中旬发动入侵所进行的空战准备，换言之即消灭英国防空力量，同时继续攻击船运，以图扼杀对方的补给线、削弱空军军备产能。具体措施有：由大规模战斗机编队对英格兰东南部的空军基地进行不定期的扫荡和低空空袭；由变换规模的单支轰炸机编队在战斗机护航下轰炸工厂。俯冲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攻击英格兰东部和南部海域的补给线，附带袭扰和阻碍入港卸货。严禁恐怖袭击。

首轮交锋过后，损失惨重的英国战斗机开始回避强势的德军，皇家空军部分地面机构也转移到德军战斗机作战半径外的内陆。这时，我们出动小规模轰炸机群，诱使英军战斗机再次升空拦截，直到这招也渐渐失效，敌机在天空几乎销声匿迹，以至于我们也无计可施，因为对方明显是奉命一律避而不战。我们难在迫使敌机应战，而非将其击落—加兰德、莫尔德斯、奥绍、巴尔塔扎等大王牌们辉煌的空战战绩便是明证。

击落和击伤敌机的数目对双方的意义迥异，英国飞行员在本国领空被击落后可以跳伞，可以迫降，伤愈和领取新飞机后再次升空作战是迟早的事。德军则不然，飞行员一旦降落在敌国，便是永久损失，倘若只是发动机被击中，德国飞行员还有机会落在海上等待营救，只不过这种情况往往同样意味着永久损失。尽管我们不乏安全保障措施，飞行员配有救生装备，海空搜救也会迅速出动，但海空搜救队的红十字标识不被英方认可，无法享受国际法保护^[3]。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在英国海域还是地中海，我们自然而然地派出海空搜救队同时营救英国飞行员。

我军战斗机飞行员在英国对手避战的不利条件下依旧取得可观的战果，但代价也很大。英军大约700 架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飞机自开战后共损失了500 架左右，而同时期德军共损失了800 架战斗机、轰炸机和侦察机，后者损失更重的原因上文已有说明。航拍照片显示，针对利物浦、伯明翰、考文垂、泰晤士港、赫尔（Hull）等地的飞机制造厂和查塔姆、纽卡斯尔、希尔内斯（Sheerness）等港口的轰炸效果显著。根据我多次从战地指挥部观察所见，俯冲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的袭船战同样大获成功，战果远远超过前几个月，尽管单座飞机的有效航程不足。空投水雷的战果基本上无法清点，但英方也承认它们不容小觑，这也同我连续收到的第9 航空师战报相符。

进入9月，我们短时期内在局部赢得了空中优势，但空袭伦敦地区后难以为继。不过岛外还是任由我们驰骋，如入无人之境，可见英国轰炸机确实难堪大用，他们构成的威胁远远小于严防死守的英国战斗机部队。惠灵顿轰炸机战斗力低下，而德军高射炮威力十足且人员训练有素。

作为“海狮”的预赛，我们第一阶段的空袭计划轻虑浅谋。有德国和英国作者写道，首轮较量以德国空军败北告终，德国空军未能夺取制空权，于是导致入侵行动取消云云。这种批评在形式上便错了。容我概括要点：“制空权”是一个绝对概念，换句话说是掌控天空，它只有在敌人的空军接受挑战的情况下才可能赢取，现实却不是这样。皇家空军的策略对症下药，但证明不了他们实力强大或技高一筹。某种程度上，皇家空军飞行员可谓出色的防守专家。

德国空军在不列颠空战第一阶段不可谓不成功，起初我们保持了交换比优势，英军无法充分组织防御，前几场战斗也显示我方占据上风，一直拖到后来，我们不得不承认打成平手。

为配合入侵而对军工厂、港口、补给站和军营的空袭具有不容小觑的心理威慑力，也达到破坏敌国经济的作用。

对于发动一次入侵，如果谋划者能采取必要步骤，成功占领制空权，如果能避免一切无谓的兵力消耗，如果德国空军能在行动实施之日全体焕然一新、整装待发，那么战斗部队就能完成他们的使命—那些条件其实都是可以圆满实现的。

英国的战略局限于倚靠所有能倚靠的技术知识和新式设备死守到底，偶尔几次对法国沿海碌碌无为的夜间轰炸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反而告诉我们，若真发动入侵，英军轰炸机不足为惧。空袭占领区的德国空军基地如同隔靴搔痒，倒是针对德国城市的恐怖性空袭性质更严重。

这场争夺制空权的战斗掀开了战略空战的新篇章，值得每个空军将领重点关注。我个人被禁止飞向英国方向，但我会在出击部队飞出海岸线时尾随一程，希望以这种方式尽到一份司令官的职责。偶尔我会插手作战行动，通过与返航机组交流，时刻把握他们的情绪波动。我渴望了解官兵们的感受，并以此为参考发布命令。不过这个习惯有时招人厌烦。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发现机群开始转到我监管区域以外的机场，朝着南北两个方向起飞。如果发现编队队型散乱，我会用无线电下令返航，我相信这份慎重减少了他们的损失。只是对官兵们而言，在不列颠空战前两个阶段，敌机明显还比不上他们要命的总司令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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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丘吉尔著作中《最光辉的一刻》一章所述，英国估计德国势必会铤而走险、发动入侵，只不过德国“未能占领制空权”才前功尽弃。丘吉尔认为，德军内部的主要反对之声来自海军，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入侵有多困难。这点我同意。“……海峡上空的绝对制空权作为约定中实施行动的前提条件并没有实现”，雷德尔点明所有反对意见，成功说服了希特勒，其目标就算不是完全取消这场冒险，也是推迟它。他这一手很是漂亮。总而言之，一切责任看似都在德国空军，可我连续数日在位于格里内角（Cape Gris Nez）的指挥室观察英吉利海峡，几乎没有迹象显示敌机占有空中优势，也没看到敌海军活动，以及任何能对我军在海峡活动持续构成实际威胁的因素，飞行员们也证实了我的观察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在西西里和突尼斯之间的海域，英军空袭我军小型运输船和驳船，但因为我们火力十足的防空炮，几乎未造成任何损失。）

希特勒若真铁了心实施海狮计划，会像入侵挪威时一样，排除万难，将个人意志凌驾于三军之上—他与丘吉尔在这方面的性情倒颇为相似。若真如此，就不会有那些似是而非、令三军将帅难以达成共识的命令了。

对于英国政府为提高岛上防御潜能所投入的精力，我唯有钦佩。不过根据本人后来在别处抵御入侵的经验，我持以下观点：

防御工事和其他障碍物的价值无可争议，但如果做不到持久卫戍，投入过多只能适得其反，因为它们反而会被打过来的敌军坦克、巡逻兵和空降兵所利用。我认可英国人民的拳拳报国之心和献身精神，但不认为地方志愿军这些民兵组织具备任何战斗价值。他们手中低劣的武器便首先不敢恭维。即便那批地面正规军也不过炮灰而已，就像1944—1945年间德国兵的下场一样。德国的人民冲锋队得到了大力宣传，武器强过英国地方志愿军，结局也是一败涂地。站在牺牲生命的角度看，将这样的队伍投入作战需要承担极其重大的责任。在德国，我们发现最好的办法是征召退役士兵，分派到前线军团。英国地方志愿军守疆固土的斗志再昂扬，也不要对其战斗力抱太大期待。

那段时期，英国最多能向英格兰南部投入十五六个能打运动战的一流的师，但实战经验无法与身经百战的敌人相抗衡。如遇空降、空袭等敌对行动，预备队的调动势必受拖累甚至被破坏，随后以彻底失败和重大损失告终。所以和丘吉尔的观点相反，我坚信，一次筹备周全的攻势最晚在8月以前发起的话必能站稳脚跟—后续成败则更多地取决于德国空军和空降兵。

当然，我们最大的威胁来自英国本土舰队，只能靠德国海军和空军倾尽全力，集中打击，方能化解危机，而海军的踟蹰不前无助于开展海空协同作战。饶是如此，只要认真策划和实施，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当时我们可以用飞机和布雷舰在港口通道口集中布雷，可以出动潜艇、驱逐舰、鱼雷艇、西贝尔渡轮的优势兵力，外加岸炮和施放烟幕，这些方法都可以压制强大的英国海军。粗略估计，上述行动由海军和陆军岸炮部队承担六成，德国空军承担四成。

持续数月观察英国空军的活动后，我心里有了数，9月形势依然有利：

1.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天空牢牢掌握在我军手上。

2.英国的昼间空袭代价高昂，势必会取消。

3.在夜间，英军起初以微弱的兵力轰炸攻击沿海目标，后来袭击机场，但都不足挂齿。

4.虽然为“海狮”行动设想的高炮防护还不可用，但（敌人）突袭海峡沿岸的登船港口收效甚微，连德国海军报告也有提及。

5.英军对德国城镇的夜间轰炸愈发频繁，但没有造成重大破坏、物质损失以及民众恐慌。

一旦面临入侵，以皇家空军当时的实力恐怕无力承担多重任务，比如空中侦察、回击包括伞兵在内的登陆部队、压制敌军补给、阻止护航船队驶回法国港口，以及为驱逐舰提供战斗机护航。上述任务需要攻击德军机场和沿海港口；攻击英吉利海峡以及散布在辽阔海面上的大大小小船队，攻击敌人地面部队，还要保护己方的陆地和海上交通。不难想象，凡此种种，远远超出了皇家空军的军力。况且我们的战斗机、驱逐机和高炮也不会坐视不理。至于轰炸机，我无法想象英国那支无论数量还是战绩都乏善可陈的近距离支援力量能造成什么重大破坏，尤其是它们还要突破德国空军天衣无缝的防护，各港口还有德国海军及其防空炮虎视眈眈。英国重型轰炸机另当别论，它们的目标位于德国腹地，不过当时国内的高炮和夜间战斗机尚可将它们的入侵抵挡在可容忍的范围内^[4]。

总而言之，放手一搏，困难在所难免，甚至充满艰难险阻，但成功并非全无可能。凡事都有风险，不仅需要万全之策，还需要坚决果断的执行和积极乐观的心态。倒是防守一方的丘吉尔出色地达成了上述条件，但我敢说，换做德国将领也不会逊色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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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0年9月6日到1941年4月，不列颠之战进入第二阶段，入侵计划逐渐被弃，德国空军首要任务变成袭扰英国军工生产和供应，根本目的是降低英国武器产量、全面打响经济战。在这一阶段，“报复性空袭”也开始了。

读透了新任务之深意的人都明白，“海狮”行动被判了死刑。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也随之付诸东流。行动时间先推迟到9月中旬，然后变为“无限期延迟”，一直拖到1941年春再无下文。

希特勒下令的报复性轰炸伦敦只不过是表面上偏离了最新指示，因为选定的轰炸目标都被归为“经济战”一类。

我们制定战略、投入突袭兵力和选择目标会依据天气变化、敌军防守以及自身的训练和装备情况而做出调整。德国空军司令部被批评为兵力分散（这点并非全无道理）、战果参差不齐，我本人堪称“重拳出击”狂热信徒，却尤其饱尝这样的批评。深受诟病的改变轰炸目标是应1940年秋季和1941年春季的形势不得已为之—除了个别时候，我们只能屈从于上级毫无回旋余地的武断命令。上上策显然应该是：先衡量目标价值，做出选择，再通过不间断的轰炸，将目标夷为平地，接下来留心观察，一旦该地出现重建的迹象则加以袭扰，破坏建设。但如果经济战优先，我们的招数就捉襟见肘，我们缺乏具备远程作战能力、爬升动力足、速度快、载弹量和火力强劲的四发轰炸机，况且也没有远程战斗机能为深入敌后的轰炸机提供护航。最后一个问题是，行动有赖于天气，可那几个月里天气变化无常，持久的大雾、连绵的阴雨和积云都阻碍了大规模的后续轰炸，最终导致有效轰炸功亏一篑。偷袭能兼具利益最大化和避免重大损失，或许还能故技重施一次。但不久之后，我军损失攀升至极限，因为英国战斗机和高射炮反应敏捷，前者集合得更敏捷，及时挡在目标上空和进攻航线上。眼见一次次被敌人不可思议地看穿意图，为了避免德国空军失血而亡，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变换攻击目标、时间和进攻方式。

第一次声势浩大地轰炸伦敦军事设施发生在戈林亲临前线之时，助攻性轰炸先行一步，入夜再补充夜间轰炸，结果大获成功。亲眼目睹一个个中队列队划过天际，杀向伦敦，再从前线司令部里感受到空袭的力量，戈林兴奋至极，以至于面向全国人民发表广播致辞时情难自禁。他的讲话冗长又浮夸，无论作为普通听众还是军人，我听着都很倒胃口。

我们不乏热忱和实力，为了实现目标，我们需要的是幸运女神眷顾。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大举空袭伦敦次日，天气便急转直下且不见好转，严重阻碍了行动条件，削弱了打击效果。整个9月，我们以不同的出击规模，几乎夜以继日地空袭伦敦地区，主要目标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军工厂、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次要目标是港口设施、武器车间等，其轰炸效果起伏不定。南安普顿、朴茨茅斯、利物浦、伯明翰、德比、查塔姆等地为首选。

由于护航的Me 109 航程有限，空袭只能局限在英格兰南部。我们曾想过用Me 110 双发战斗机（驱逐机）护航或者携弹独自轰炸，但未能付诸实践。事实证明Me 110 太慢太笨拙，自身反而需要战斗机保护，那段时期战斗机护航困难重重，甚至稍后也不见改善。飞机在云层中要维持密集编队很吃力，不失散已属不易。没有仪器能协助解决这个问题。战斗机飞行员不会仪表飞行，迫使轰炸机中队有时只好独闯虎穴。倒霉的是，天气因素却很少阻碍到英国战斗机出动。遇到阴天，最好的解决办法让那些同时能飞双机和三机编队的飞行员组队出战。

根据安排，我们和第3 航空队展开了一些联合行动：对不同目标同时发动集中攻击和交错攻击；对普通目标展开全天候持续攻击。面对我们携带炸弹的战斗机和驱逐机来袭，英国守军一时会陷入迷惑。

与此同时，英国也加紧了对德国的恐怖袭击，但在实体和民心两方面均收效甚微。卡姆胡贝尔将军领导的德国夜间战斗机屡屡提前赶跑敌机，自身也逐渐历练成长为本土纵深防御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墨索里尼派出一支航空军加入了英伦空战，我们对此喜忧参半。德意两军此番合作的最大亮点莫过于双方航空兵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说到意大利空军，我无意妄下评断，但他们的战斗机确实比不过现代化的英国战斗机，连飓风式战斗机都比不过。意大利轰炸机无法在白天出动。后来我们转入夜间行动，但意大利轰炸机飞行员既缺乏仪表飞行训练，也缺乏合适的仪器。当意军轰炸完赫尔的港口设施，三三两两返航降落，我都会长舒一口气。他们所能取得的战果总显得得不偿失。司令官福吉耶将军是个明白人，意识到问题所在，便抓紧一切空余时间加强训练。

英国防空体系立足于强有力的高炮拦阻，可高炮并非决定性因素。从当年到现在，本土防空的主心骨永远是战斗机力量。意识到这点的我向戈林建言，除了用轻型轰炸机突袭，重型轰炸机也要参与攻击。我对自己起誓，通过正确运用重型轰炸机，以较少的投入和损失博得更好的结果。

不列颠之战从此进入了新阶段，轰炸机飞行员的个人技能和勇气在这一阶段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依旧不时出动重型轰炸机编队，不求造势，而是希望通过单独空袭一些关键工业目标，比如发动机厂，阻碍英国工业生产。此类飞行任务自然要经过周密计划，有时我会亲自审查。计划中总有一个或几个备选目标，一旦出现意外可以转而攻击其他重要目标。机组成员虽热情高涨，但这些轰炸不算太成功，或许有一些骚扰的效果，但不妨碍英国工业产量。

尽管如此，变换作战方式有出其不意之效，减少了我们的作战损失。原本针对军事目标一系列大规模轰炸于是变成了对伦敦、对利物浦、曼彻斯特、朴茨茅斯和考文垂等港口和军工重镇、空军基地无休止的突袭。考文垂由轻型轰炸机编队对付，再以航空布雷巩固。

我们已经使出浑身解数，无论是大规模集中轰炸还是单独袭击，总体结果依然不尽如人意。如果拖到严冬又将如何？那时经济战加剧，我们的目标是否越发遥不可及？如果要对英国战争机器造成实质性破坏和打击，就应该调整战术。于是从1940年11月开始，我们转入夜间轰炸。

第2 航空队、第3 航空队与施通普夫的第5 航空队（总部在挪威）开展联合对英作战行动时，指挥权掌握在空军总司令手里。宽广延绵的海上航线和漫漫黑夜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样打下去会将德国空军逼至极限。只有亲历者才知道这种战争方式意味着带着最后一滴油返航，意味着凭借仅剩的一个发动机在海上飞行数百英里。参战的机组成员飞越结冰层，时刻笼罩在被英国夜间战斗机击落的危险中，他们配得上最崇高的敬意。

这些轰炸任务的通行原则是：

（1）权衡攻击目标对于英国战争经济的价值，据此做出筛选；

（2）大型轰炸机编队发动攻击，其后以袭扰的方式干扰对方清理工作；

（3）如果目标无法通过航空照片、现有最准确的地图进行精准定位，最新情报也无法提供位置、军事价值，则不予攻击；

（4）对所有出战编队和单独作战的机组成员详细布置简令，并同各军长、航空队司令或者空军总司令仔细核查；

（5）由挑选出来的轰炸机机组提前飞临目标区域，进行侦察和照明，类似于后来英军著名的“先导机”。

然而敌人的拦截力量与日俱增，我们的作战任务则受困于距离、导航和天气，因而更加艰难。

不过，我们逐渐权达通变。无线电设备完好则万事大吉，可一旦出故障，那就是一段对所有地勤而言都焦头烂额的体验，他们要在恶劣天气或大雾天里引导返航轰炸机降落在合适的机场，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用上所有技术辅助设备，有时仍难免会失败。这种情况下，如果无法保住飞机，至少要保住机组成员性命。为此飞机要么紧急迫降在沿海，要么继续飞到德国西部和中部地区，比如新勃兰登堡，给机组成员留出跳伞逃生的时间。有意思的是，如果飞行员在布鲁塞尔上空跳伞前重新配平了飞机，这架飞机会继续飞350 英里左右，最后耗尽剩余燃油坠毁在如佩勒贝格、施滕达尔等地。

那几周里，我们举步维艰，除了一些潜艇部队和小型船队还有活动，陆军和海军都一边休整一边静待晦暗不明的未来。德国空军却在使出浑身解数，阻碍英国物资供应，拖延对方重整军备。我们反反复复轰炸港口和工业中心，尽管目标形形色色，我们还算是取得了一定的集中打击效果。

整个第二阶段，天气成为决定性影响因素，可我们的作战行动从没懈怠过两天以上。图表显示，战机出动数在1940年8月和9月达到峰值，然后稳步下降，从12月开始再次攀升，至1941年4月停止。从1941年4月到6月，出动数呈显著下降。战报和航拍照片表明轰炸成果显著，但轰炸的效力却被我们高估了，一如后来盟军也犯下的错误那样。炸弹直接命中后确实破坏极大，这在航拍照片上清晰可见，但即便重磅炸弹也难以达到彻底摧毁的效果。燃烧弹效果更佳，成千上万枚被投到辽阔的目标区后，大火能吞噬被重磅炸弹破坏后的残存之物。

然而，防守依然顶住了进攻。即使空袭有如暴风骤雨，英国人民也渐渐习以为常。男人们以过去难以想象的团结一心，全体投身于加固房屋、清理废墟的工作。无论足以寸草不生的高爆弹一排排倾泻而下，还是对单个目标一轮轮的反复攻击，在当时都史无前例。确实，任何摧毁大不列颠王国战争潜力的企图都似白日梦。

后来的事实很清楚，要武力征服一个拥有广阔的战争潜力和强壮根基的国家，需要经年累月、夜以继日地施以强有力的空袭和恐怖袭击。1940年轰炸考文垂那样异常成功的行动纯属侥幸。在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被问到这次袭击时—它在英国激起举国愤慨也在情理之中—我解释说，考文垂及城里所有军工厂被精确标注在目标图上，它们在英国的地位好比缩小版的德国埃森。空袭的巨大成功乃天时地利所致。便利的距离使得我方轰炸机一个晚上能出击两三次，当晚的照明度又有利于导航和瞄准。即使精准轰炸也难料后果，考文垂之灾万分不幸，却是任何规模化轰炸不可避免的。在熊熊火势和冲天浓烟的上空，不可能做到准确瞄准，必然的投弹散布量只会有增无减，进而殃及邻近地区，这绝非我们主观故意。出自军人之口的和平主义难免会被人质疑，但质问当事人的感受也不对，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个有责任心、懂现代武器的军人自然明白总体战有多么可怕。

这里要提醒读者，一，德国政府希望促成空战被国际法禁止；二，所以这场空战的责任人被指控的罪名有误。我重申一点，在一些个案里，德国空军总司令部下达的纯粹的恐怖空袭命令实际上都得到了调整，航空队将其改为针对军事目标。轰炸不设防的城市实为皇家空军首开先河，这点我敢打包票，英国战争史学家也能证实。此外，德国空军司令部是怀着勉为其难的态度承担下报复性空袭的，例如在9月轰炸伦敦。

从长远考虑，空袭英国的次数在逐渐下降—只不过起初我也被蒙在鼓里，哪怕我注定要继续在接下来的对苏战役里身居要职。谢天谢地，从那时起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去琢磨如何休整部队、重振军力，如何应对变幻莫测的天气。德国空军的总体负担趋于缓和。直到1941年5月才开始显著减轻。

1940年12月24、25、26日以及除夕之夜，我均下令停止指向英国的作战飞行，料想英军亦会如此，可惜只是一厢情愿。我时常被批评为纵容自己感情用事，对此我无法完全否认。我强调这一点，不惧反驳，哪怕我曾是反人类罪加身的死刑犯。

岁末年初，我获得了战争期间唯一一次假期。然而事与愿违，得知辖区内几座城镇遭受猛烈轰炸，我不得不中断休假飞回荷兰，在那儿同卡姆胡贝尔、夜间战斗机联队长法尔克上校展开严肃探讨。我给了他们两个选择，夜间战斗机联队要么从基层整顿，要么解散，但也承诺尽我所能满足诸多个人心愿，交换条件是必须拿出切实成果。

他们确实拿了出来。这次会议后，我依然同夜间战斗机部队保持密切联系。有卡姆胡贝尔这位组织者，有身经百战的法尔克，还有塞恩-维特根施泰因少尉（亲王）和施特雷布上尉等未来的夜战王牌飞行员，这支军队很快打响了名号，被视作可怕的防空力量。夜战部队每逢重大军队或私人社交活动，都会邀请我这个“夜间战斗机部队之父”。同时期，我们首先狠抓技术升级，地面雷达设备完美地标示出了敌机来犯的航线。在一个探照灯师管理下，探照灯与雷达形成密切配合。这套系统成功实现了“照亮夜战”，而有了机载雷达，我们便可以“隐藏夜战”。自新防空军组建以来，英国夜间轰炸机群更多选择从德国海岸线来袭，由此得见新防空军的效率。

1940年年底几个月里，英军的轰炸造成了人员伤亡并在相关地区短暂引发混乱，但都不痛不痒。另一方面，英军虽损失可观，却也能轻松弥补。他们加大了对设在荷兰、比利时的德国空军地面组织的夜间空袭力度，虽一如既然以失败告终，但或许证明我军对英国的空袭卓有成效。英国轰炸机绝不敢在晴空万里的白天进犯，但我们不时会撞见武装巡逻的英国战斗机，对方偶尔也会捞到大鱼，第1 航空军的好军长格劳尔特将军便是因座机被英军战斗机击落而牺牲。敌机越是迟迟不来进犯，占领区的防空炮炮手们倒越发惴惴不安。

1940年圣诞节至新年期间，我访问第2 战斗机指挥部。机场铺着一层细雪，我的小飞机刚降落，一阵猛烈的20 毫米航空炮便前来接风洗尘。事后我自然痛斥了奥斯特坎普等人一顿，他们辩解称，接报有“英国轰炸机”来袭，这个借口和荒唐地栽赃给陆军高射炮一样让我难以接受。历史有时会自动重演，1942年在突尼斯，我有一次驾驶我的Fi 156 鹳式联络机，同样被意大利高射炮当做英国轰炸机招待了一顿，多亏意大利炮手高估了射速修正值，我才幸免于难。

从构思到结局，这场空中战役该被视为败仗吗？

西欧地面战事闪电般落幕，丢给德军司令部一个措手不及的局面。德军有多么缺乏一个长远计划第二次暴露无遗。如果走一步算一步，不规划好下一步打算和最终目标，则必留后患。无论希特勒对待英国的态度背后有何动机，我都确信他在那几个月里从没有认真盘算过进攻这个岛国。不列颠空战，一场对我们无所求，却暴露出妄念何其盲目的战役就是在这种局面下拉开序幕的，这样的开端注定要影响进程和结局，一如事实所展现的那样。战果常常低于预期是个不争的事实，而症结之所在，从这一仗便能看出来。不过，考虑到战局发展，考虑到包括了最不利的天气条件下的升空出战的飞机数量，“德国空军输掉不列颠空战”一说恐怕有待商榷。

正如前文所阐释的那样，历史无法证明，“海狮”夭折是因为德国空军未能完成任务和英国顽强抵抗。否则行动取消后，对大不列颠的一系列轰炸绝不会旷日持久地延续了九个月。事实上，由于“海狮”行动缺乏计划，动用德国空军不过是权宜之计，用以填补对俄国的战争大幕开启前的空白期。公平看待我们的成就的话，应该说，即使我们未能达成目标，也曾非常接近它。只要将这十个月的英伦空战与后来盟军对德国持续三年的轰炸做个对比，任何人都会发现，我们的努力不容贬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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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顿·丘吉尔采信了一个德国出版物里老生常谈的观点：9月以前，英伦空战都是为“海狮”行动做准备，以下是针对这一观点的几点异议：

（a）在据信是海狮行动发动之日的前夕，戈林下达的命令给第2 和第3 航空队安排了大批五花八门、几乎和“海狮”行动风马牛不相及的目标。

（b）航空队的首长们被完全排除出“海狮”行动所该有的计划和准备活动。

（c）9月5日的命令指示空袭伦敦时应避开政治中心，主要集中攻击泰晤士河沿岸的设施。这些目标虽有一定价值，但几乎看不出和入侵意图之间存在任何关联。

（d）在第17 号元首指令中，希特勒提到了一周的准备期，仅凭这一点就能看出入侵行动从未经过深思熟虑，因为我们最初构想至少需要5 周的准备时间。

丘吉尔提到了空军兵力差距：法国战役中德军是英军的两三倍，到了敦刻尔克一战甚至升至四五倍。他的数字大体上应该没问题，尽管我相信德国空军的高出动率（轻型飞机一天能出动三到六次）对人的直观感受有着不小的影响。遗憾的是，经典的战斗机交锋本来能直观呈现这种兵力差距，却在当时难觅其踪。我方的一点优势是可以依计而行发动进攻，而英国空军不得不循着敌人的一举一动，这必然导致一种得不偿失的损耗，足以阻断任何成功的机会。英军的侦察和控制设备或多或少也会受此影响而陷入混乱。

8月20日，丘吉尔告诉议会，英国战斗机历经所有搏杀过后比以前更加强大了，此话只能从心理层面理解。因为就我们所见，直到那时还是没有重大的空战。就算以平均30%到50%的损失率计算，我们还是能保证常规补充。丘吉尔在书里写道：几个不同阶段的较量过后，“戈林只好屈从于无差别轰炸伦敦和工业中心这招”，进而又道：“（自9月底以后德军的）集中打击让位于四处出击”，暗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被迫放弃了计划好的行动。他的后一句话提到了大量分散的英国空军基地，这倒更接近真相。“这样，就真正的攻击点而言，他们能集结重兵，辅以佯攻和欺诈手段来集中打击我们，”他写道，可战术灵活性绝不等同于实力不济，事实是我们避免了一些部队失血过多、一蹶不振。这场空战中，我们几乎自始至终都以基本未衰减的兵力保持着进攻态势，哪怕面临最不利的天气和防守条件。而且，英伦空战在1941年6月中断后，我们还能持续数月以赫赫军力与战果征战苏联，同时依旧活跃在英国上空，以上事实都展示出我军的实力和自信。

我欣然赞同丘吉尔的赞誉之辞，他说皇家空军“没那么容易被摧毁”“是胜利之师”，凭他们的胆魄和技艺，英国飞行员当之无愧于这番盛赞，同样当之无愧的还有皇家空军整个防御体系，因其对新技术、新方法有着堪为典范的响应能力。另一方面，恕我不能接受“初次尝试便以德国空军在7、8、9月里一场决定性失败告终”一说。中断一场自身很顺利的战斗和决定性失败根本是两码事。英国的官方宣称手册《不列颠空战》说得很清楚—“这就能解释德国为什么为了继续他们下一阶段计划，几次在原本应该将一种进攻方式继续下去的关键时刻放弃之。”

一言概之，这场激战中，交战双方棋逢对手，你追我赶，履行着各自最崇高的职责。

【注释】

[1]德军为入侵英国而制造出一种浅水双体登陆艇，由飞机设计师弗里茨·西贝尔（Fritz Siebel）领导研发；最初供陆军和空军联合使用，“海狮计划”失败后，德国海军也开始装备，“西贝尔”被广泛用作高炮浮动平台、炮艇、护航和布雷以及港口防御等任务。

[2]作者注：这个数据取自维尔纳·鲍姆巴赫（Werner Baumbach，战时的德国空军轰炸机飞行员和指挥官）所著的《太迟—德国空军的兴衰》（Zu spät-Aufstieg und Untergang der deutschen Luftwaffe），普勒茨（Ploetz）在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给出的数据是：第2 航空队和第3 航空队共1361 架轰炸机和1308 架战斗机，推测1308 架战斗机包括了上文提到的未能交付的400 架。

[3]作者注：丘吉尔对此表达过英方观点：“在7、8月，标有红十字的德国运输机开始成群出现在海峡，无论那里是否发生过空战。我们不承认这种营救被击落的敌国飞行员的方式，因为他们很可能会因此卷土重来，再次轰炸我们的人民。我们自己会尽可能地实施救援并俘虏他们，但依照战时内阁批准的明确法令，任何德国救护飞机将被我方战斗机驱逐或击落。”对于这道法令的公正与合理性或许存在异议。然而，任谁像我一样目睹了“飓风”小队无视国际法，持续攻击海上的德国救护飞机和机组人员，都不会有其他观点。

[4]作者注：简单提及交战双方兵力对比。因拿不到德方材料，此处只能依据丘吉尔的数据。从经验判断，作战兵力比实际兵力少30%，这点请注意。
按照丘吉尔所著《他们最光辉的时刻》第14 章和附录C-2、附录3、附录4，7月10日至10月31日，英德平均作战兵力如下：
（a）德国空军 战斗机（架）Me 109 850
Me 110 350
总数 1200
扣减30% 840
轰炸机（架）
水平轰炸机 1015
俯冲轰炸机 346
总数 1361
扣减30% （约）950
（b）英国空军 战斗机（架）
飓风式+喷火式 608
扣减30% （约）430（不含布伦海姆式和无畏式夜间战斗机）
轰炸机（架） 510
扣减30% （约）360
补充说明一点，德军可用的飞机会全部投入到入侵行动，也就是说可作战兵力本来远不止这个数，但是上表所列的可作战兵力比对作为估算数可以反映一些问题：840 架德国战斗机对430 架英国战斗机，950 架德国轰炸机对360 架英国轰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