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行动完全依计而行，艾伯特运河上的桥梁、埃本埃马尔要塞先后被攻陷，伞兵准时降落在穆尔代克的马斯河大桥、鹿特丹机场并占领会合阵地。听到前几份捷报，我着实松了口气。

随着空降行动继续发展，前线战况源源不断地窝蜂而至：Ju 52 在海牙南海岸的机降情况报告含糊不清；一名运输机联队联队长口头汇报他们在鹿特丹到海牙之间的公路上着陆，其间在空中和地面均遭遇敌人攻击；鹿特丹机场一带爆发新的战斗，我军损失了多架飞机。这些消息令我和空军总司令大失所望。我的作战处长飞往鹿特丹侦察，我才算安下心来。空降军发来的报告需要苦等良久，只有呼叫支援的时候无线电报告才飞快地纷至沓来，但仍无法提供任何有关第22 步兵师动向的信息。

不久之后，空中侦察终于确定一个事实，夺取海牙机场的行动出师不利。5月13日上午，施图登特连连呼叫航空火力支援，要求轰炸鹿特丹城内的据点以及伞兵苦守的桥梁上的主攻阵地。14 点，轰炸机出动，去执行这个有疑问的任务了^[1]。次日，荷兰宣布投降。

战后，与这次军事胜利相提并论的是荷兰人的义愤填膺和纽伦堡法庭对我和帝国元帅再三提出的控诉。轰炸机起飞前，我和戈林在电话里激烈争论了几个小时，争论焦点在于，万一要支援施图登特，应该如何实施他需要的攻击。根据讨论结果，我反复提醒轰炸机联队的联队长要格外留意战区升起的燃烧弹和信号弹，而且要同空降军始终保持无线电联络。但施图登特自早上的无线电通信中断后渺无音讯，航空队司令部便无从知晓鹿特丹城内和周围的事态进展，我们越发心急如焚，况且还存在轰炸机误炸到友军的风险。第2 航空队和B 集团军群当时都不知道，施图登特已经开始同荷兰人谈判，但他重伤在身，谈判工作便由装甲军军长施密特将军接手。作为一名拥有过炮兵和航空兵经验的老兵，我对关键时刻通讯故障并不陌生，因此事先提醒过轰炸机联队长，这本来可以阻止他的第2 中队将炸弹投向鹿特丹。

以下是那位轰炸机中队长的作战报告：

为了支援施图登特将军在鹿特丹城外的部队，我所率领的第54 轰炸机联队一支中队奉普齐尔（Putzier）少将之命，轰炸城区内的荷兰敌军，对方正在朝马斯河大桥纵向射击，阻碍施图登特的部队的前进。为此，地图上已标示出轰炸目标。

起飞前不久，航空队司令部发来消息，说施图登特要求鹿特丹投降，其间（我们到达目标前）如果荷军答应，则攻击一处次要目标，投降信号是城外马斯河岛上发射的红色燃烧弹。联队兵分两路执行任务。我们冒着防空炮，从略高于2000 英尺的高度投弹，滚滚浓烟腾空而起，空中能见度极差。我们牢记不惜一切代价只轰炸地图上标识的目标。我带领右路机群，没有看见马斯河上升起红色信号弹，遂将空袭进行下去。

炸弹准确命中目标区。几乎在第一枚炸弹落下的同时，守军停止开火，带领左路机群的赫内中校^[2]发现岛上升起红色信号弹，转而攻击了次要目标。

降落后我向普齐尔将军电话汇报，他问我们是否看到马斯河岛上的红色信号弹，我回答说右路部队没有，但左路看到了一点。我问鹿特丹是否投降，回答是施图登特将军的通讯又断了，显然鹿特丹仍在抵抗。我们的联队需要立即出动，执行同样的任务。(www.daowen.com)

联队再次起飞，但途中从无线电中得知任务取消，鹿特丹投降了。我于是宣布此次出动调整为战术任务，即火力支援地面部队。

虽然报告内容与我所知道的情况略有出入，但鉴于这段证词具有重要国际意义，这里选取其关键部分引用。需要补充的是存在于国际法方面的争议，基于我亲自讯问过当时在鹿特丹的伞兵，轰炸一座城市的守军没有违反《日内瓦公约》，有目的的炮火支援也具有战术合理性。炸弹命中了目标，而后续破坏主要是城内的汽油和油脂燃烧所致，火势在战斗间歇期本来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值得玩味的是，训练第7 航空师不是为了在西欧战役之初就实施空降，因此只有部分空降部队能参与进攻，共有4500 名伞兵完成空降行动，其中4000 人落在荷兰，500 人乘滑翔机降落在埃本埃马尔要塞附近，其余人员乘坐容克运输机和水上飞机着陆。

5月13日中午，第8 航空军暂时转随给第3 航空队（负责支援冯·伦德施泰特的集团军群）支援冯·克莱斯特的装甲军强渡马斯河，第2 航空队主力便剩下第4航空军和第2 高炮军，他们要协助第6 集团军和第18 集团军左翼艰难地突破一条条运河，击溃一波波涌上来的各式法军坦克（比如5月14日的比利时让卢布大战），要支援正在比利时勒芬^[3]和法国阿拉斯同英国远征军奋战的地面部队。连日作战耗尽了空军的人力物力，兵力只剩下三到五成。因为补充跟不上逐步增加的伤亡，部队朝着前线机场的转移也几乎无法带动战机日出动数。

比利时军队投降后，我格外顾及手下空勤部队的利益，遂盼着英国远征军尽快步其后尘。鉴于我军装甲军和航空军配合默契、战略精妙、机动部队实力强大，我断定英军投降只是时间问题。

听说空军将要负责独自消灭剩余的英国远征军，我竟错愕不已（或许因为我才得到过一次嘉奖）。将近三个星期的连日征战对航空兵的消耗，想必空军总司令再清楚不过了，他怎么也不至于命令实施这么一个靠新军赢不下来的行动。我向戈林明确表达了上述观点，我说即使加上第8 航空军支援，这个任务也无法完成。耶顺内克将军持相同观点，他告诉我，基于一些无法理解的原因，戈林向元首保证过德国空军能消灭英军。战事如此繁重，希特勒日理万机，他同意这个不切实际的包票倒是比打包票的戈林更情有可原。我向后者指出，最近出现了先进的喷火式战斗机，它会增大我们的难度和损失—最后果然是喷火保护英法联军越过海峡，成功撤退。

饶是我忧心忡忡，任务也没有丝毫改变—这岂非错上加错、讳疾忌医吗？我军慢慢恢复元气，向着目标再次拼尽全力，连克勒将军也率队亲征。将士们虽疲惫不堪，出动数较之往常不降反增，但在“喷火”的反击下，损失自然也在攀升。恶劣的天气进一步危及飞行安全，这时我们甚至不敢妄言精神胜利。漂浮在海岸的残骸，散落滩头的装备，战斗机、攻击机、轰炸机飞行员返航后汇报的见闻，任谁亲眼见到，亲耳听到，都会同时对我军航空兵的成就和英国人无与伦比的拼搏、智慧和勇气肃然起敬。1940年我们还不知道英法联军逃走的人数有今日公布的近30 万之多，以为哪怕10 万人也很了不起了。希特勒也许有其他方面的顾虑，比如地形不利，比如装甲军人疲马乏，急需休整，但无论是什么，他的决定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给了英军重整旗鼓的机会。

向着英吉利海峡的冲刺不可思议地迅速落幕了—从5月10日到6月4日三个多星期时间里，横扫荷兰、比利时和英国远征军。我们以损失近450 架飞机的代价，出色完成了支援陆军的任务，在地面和空中共摧毁3000 多架敌机，还击沉或击伤若干敌舰，击沉50 多艘、击伤100 多艘商船和小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