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9年9月1日4：45，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对波兰发动进攻。

· 9月5日，德军渡过维斯瓦河。

· 9月16日，包围华沙。

· 9月17日，布列斯特要塞失守、苏军介入战争。

· 9月27日，华沙投降。

· 10月1日，波兰军队彻底投降，波兰战役结束。

1939年8月25日，希特勒下令入侵波兰那天下午，我正在科尔贝格^[1]机场的控制室里同联队和大队指挥官们开会，这时我的作战参谋突然进来报告希特勒再次回心转意，取消了入侵。

大家不禁喜上眉梢。我坦露心迹，表示这场看似板上钉钉的战争可能仍有回旋余地。我如释重负地进入驾驶舱，迎着夕阳，回到位于斯德丁^[2]附近亨宁斯霍尔姆（Henningsholm）的航空队司令部。

我的思绪回到两天前的8月23日，希特勒将三军总司令、总指挥官及其总参谋长们召集到贝格海姆（Bergheim），但没有告诉我们议程安排。会议召开之前，我先在一处党卫军军营同戈林举行会谈。会上戈林又审查了一遍空军的备战情况并听取我们的意见，一个小时的会谈中他没说诉诸武力已成定局。我们自然都知道他仍在千方百计寻求和平解决方案。

接下来同希特勒的会议在一间宽敞雄伟的会议厅召开，窗外风景如画、群山环绕，近得仿佛触手可及。希特勒镇定而有节制地发表一通长长的讲话。会议文本后来在纽伦堡审判中公诸于众，故无需赘述。那时我很高兴地发现，他没明说覆水难收，但话中也分明暗示出开战的可能性很大。我很担心两件事：首先，对波兰开战的后果，最严重的莫过于英国将武力解决德波两国冲突的行为视为对自己赤裸裸的侮辱，其他任何猜测与之相比都堪称天大的乐观。所以戈林才孜孜不倦地拼命挽救和平；而我最关心的是苏联作何反应。即便我相信相对仓促上阵的德国空军和陆军在波兰能占尽优势，但德军恐怕无力抗衡苏联军事力量。正为此心乱如麻时，希特勒讲话结尾一句令我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他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白纸黑字，届时苏联将保持中立。

当晚我心事重重地飞回柏林，一战爆发前夕的记忆浮上心头，那时我同样如今日这般满怀迷茫和紧张，只不过当年为战争阴影所笼罩的我仅仅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尚无如此重大的责任在肩。

德国空军以天空为战场，但除了在西班牙获取了些许经验，再未经历过实战。我们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空战基础原理以及据我们所知的最合适的战略和战术规则，它们便是我军金科玉律。那时国际上尚无空战交战准则，希特勒曾尝试过在国际会议上倡导全体与会国将空战一禁了之，结果遭到拒绝，就如同他倡导将空战严格限制在军事目标的下场一样。不过它们被纳入进了德国空军的规则—那是我任总参谋长时期大力参与制定的，其中出于良知而定的道德准则必须得到尊重，比如攻击目标严格限制在军事范围—只有发展到总体战，才允许放宽该限令。而不设防的城镇和平民区均为禁止攻击目标。

我们设想了突发情况下如何将飞机运用于近距离对地支援、空降或独立伞降，还与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冯·博克协商敲定了关键环节。作为前陆军军官，我太清楚陆军的需求和顾虑了，所以同博克只简短会谈几句就能全面达成共识。我虽非他的下属，但自发主动地在所有地面战术问题上听从他的命令。从西欧到俄国，我们密切合作，无论出现任何分歧，就像在所有战役中都难免时有发生的那样，我们开诚布公地寻求既有条件下的最佳方案，通过电话里的寥寥数语也能达成共识。即使需要优先考虑空军，我也想办法尽量满足陆军的需要。我和博克彼此信赖，我们的两位总参谋长，陆军的冯·扎尔穆特（von Salmuth）和空军的施派德尔亦为模范助手。我同空军总司令戈林的合作同样良好。至于耶顺内克中将^[3]，我知道他是一个洞察力和领导力出众的人，知人善用，能在戈林和希特勒面前冷静固执地捍卫自己的观点。

通过最后一次致全体参谋和将士（第1 航空队一部分战前机构已经转给了附近几个司令部）的讲话，我坚信一场势如破竹、横扫敌军的大胜已万事俱备。现场气氛肃穆，但士气昂扬，将士们知道即将与敌人一决高下，对方实力强大、意志坚定而狂热、训练有素，且按1939年的水平衡量，亦称得上装备精良。

波兰空军的战斗机从数量到质量都值得我们尊敬，但轰炸机相当落后。鉴于Me 109 和Me 110 大约共500 架德国战斗机对250 架波兰战斗机，我们计划猛攻敌人地面组织（机场和机库），此外还要重点防范波军轰炸我军基地。空袭波兰的军工厂超出德国空军能力范围，但像华沙的一些机场设施属于轰炸目标。我们之所以敢置波兰工业目标于次要地位，是因为如果能像预计一样速战速决，它们无论如何都难有作为。另一方面，如果猛烈轰炸敌人指挥机构、包括无线电发射站控制中心在内的通讯系统，就能在战斗打响之初令波兰军方总司令部陷入混乱，起到一锤定音之效。最后一点，我们必须攻击波兰陆军中具有快速行动能力、能抵挡德国陆军的部队，如有可能，就打击对方军营。

第1航空队和陆军司令部的侦察机最远会深入维斯瓦河一带执行空中侦察任务，以最快速度提供敌军在后方的运动态势。还有一支轰炸机部队担负特殊任务，即配合海军攻击海尔半岛，为登陆作战扫清障碍。

部署在帝国全境的大约10000 门轻、重型高炮构成了高炮军有生力量，由空军行政军区集中指挥，用以保护空军重要设施，比如机场、东北的铁路系统、中部的各类重要工厂。某些高炮分队还要协同陆军单位，组成团级防空部队，因为超过一个连的大编队合作防空在当时还鲜为人知。总而言之，我们的任务和可用兵力之间存在尖锐的差距。^[4]

要弥补兵力的捉襟见肘，唯有依靠灵活的战略和每个部队、每名航空兵的主动拼搏。开战首日，我们便得偿所愿，空中侦察照片显示波兰空军遭受重创，波军总动员被破坏。我们观察着轰炸目标损毁情况后，并不定期地袭扰敌后方。接下来几天形势日趋明朗，我们的首要任务成了支援陆军、袭扰敌军的战略集中和调动。

拜波兰统帅部和我军所赐，波兰军队发挥出顽强的战斗意志，在指挥系统和通讯系统陷入混乱的情况下仍能对我军几个主攻方向发动有效打击。在图赫勒原野^[5]、在波军突破的布楚拉河一线、在覆盖华沙的地域，德军也曾一度告急，多亏有堪称典范的陆空协同作战和近距离对地攻击机、轰炸机倾巢而出，不顾一切展开集中攻击，这些危机终被克服。俯冲轰炸机、战斗机和驱逐机勇挑大梁，一天多次出动已是常态^[6]。

在我的战区，波军所有作战运动几乎必经华沙，这决定了我军战略，就是摧毁通往首都的交通节点。为了避开城市，我要求对桥梁和铁路场站的轰炸专门由俯冲轰炸机和对地攻击机执行，它们在战斗机和驱逐机掩护下投下大量1000 公斤炸弹。轰炸铁路枢纽的效果令人满意，但结实的桥梁依然屹立不倒，连1000公斤炸弹也力不从心，由此可见空袭的作用有限，可这个教训我们直到战争最后几年才参透。

那几周里我频繁驾机亲临战场，其中包括有波兰战斗机和高炮重兵把守的华沙。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航空兵遵照命令，成功地将攻击对象限制在重要军事目标，尽管因为射弹散布的自然规律，附近民宅受牵连遭了殃依然在所难免。我常常造访从华沙任务返航的俯冲轰炸机中队，同机组成员交流，了解他们的感想，检查被高炮击中的战机，它们有的半边机翼被洞穿，有的底板被打掉，有的机舱被开膛破肚，操控系统的零件挂在细缆绳上摇摇晃晃，这些伤痕累累的飞机能返航堪称奇迹。我们必须感谢克彭贝格博士和他的工程师们，他们制造出如Ju 87 这样在俄国一直服役到1945年的骁勇战鹰。(www.daowen.com)

随着战役步入尾声，华沙再次面临集中打击，航空队协同楚克特托特（Zuckertort）将军的重炮，一举粉碎敌人的抵抗，奠定胜局。这次联合攻城短短几天就达成目标，9月27日，航空队的主要任务是空袭大炮射程外或者炮击效果不佳的目标点。率军围攻华沙的陆军司令布拉斯科维茨^[7]有理由骄傲。10月6日，他在同希特勒最后一次会晤时声称炮击锁定胜局。我不得不代表空军指出，被困城中的波兰兵被“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吓得魂飞魄散，而且华沙的目标都是从空中被摧毁，这些都证明了胜利也有我们一份功劳。后来，对华沙的实地视察也验证了我的说法。

华沙投降那天，一桩意外令我们窥见希特勒的心态。后者事先吩咐就在机场的野战食堂用餐，可布拉斯科维茨觉得这种场合理应隆重操办，于是画蛇添足在机库布置了几张桌椅，餐桌覆以纸桌布，摆上鲜花装饰。希特勒勃然大怒，不顾勃劳希契苦苦劝说便拂袖而去，并带着随同人员飞回柏林。后来的事实证明，自此以后布拉斯科维茨便失信于希特勒^[8]。

那时我们觉得，苏联在战役结束前掺和进来实在是多此一举，更不要说没多久苏军战斗机就捅下娄子，朝我们的飞机开火。就为了体谅苏联人而咽下这口气可不容易，更激起众怒的是，苏联人很少表现出友军的姿态，连我们最需要的气象报告他们也藏着掖着。我第一次对同床异梦的战争盟友有了深刻理解。

波兰人抵抗了几周便大势已去，这个沦陷的国家被置于军事管治下。此战证明德国空军的战略方向是正确的，但各种危机和挫折依然存在，这要求我们必须亡羊补牢，才能在将来对抗更为强大的敌人。

陆军编队已然离不开强有力的空中支援，这意味着比更紧密的地空协同和空中支援，尤其是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战斗机和驱逐机的支援。水平轰炸机的需求量同样在增加。结果，要求提高飞机产量和训练标准的呼声越来越高。

通常情况下，新式飞机（He126、Do17、Me110、He111、Ju88、Do18、He115、Ar196，后三种为水上飞机）服役前都必须通过层层测试，连最快捷的程序还是显得太慢了。饶是如此，飞机的有效航程和武器仍然不足，而且携弹量太少。这些都是技术人员急需攻克的新任务。

高炮部队没有太多表现机会，但给炮兵撑起保护伞，充分证明了自身价值，在地面战斗中赢得口碑。如今重要的是扩充高炮部队，并将其编入大型编队。

我和其他几位总司令一起，在帝国总理府由希特勒亲自授予骑士十字勋章。这也是对第1 航空队所有空勤和地勤人员所作贡献的赞赏。无自吹自擂或者贬损陆、海军之意，但我自认可以说，没有德国空军，闪电战就无从谈起，而且地面伤亡会大得多。我同样能以名誉担保：如我所见，德国军人打仗时秉持了人道主义和骑士精神—起码是战场上有可能的骑士精神。

波兰战役需要我投入全部精力和注意力，因而这期间我很少关注同自己无直接关联的其他历史事件，比如意料之中的英法对德宣战，而这件事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全力以赴赶紧结束波兰战役。我抓住每个机会向手下解释，我们在东方速战速决，粉碎波兰的抵抗，就能腾出兵力缓解西部之急，这便是我们给予镇守西线的战友决定性的帮助。

我驾机从设在柯尼希斯山的最后一个司令部起飞，飞越波兰战役中第一个司令部所在地亨宁斯霍尔姆，最后回到柏林的家。家里一派喜气温馨，洗去我满身风尘与疲乏。

【注释】

[1]波兰科沃布热格的旧称。

[2]今波兰什切青。

[3]时任德国空军总参谋长。

[4]作者注：数量上，交战双方陆军的兵力相当：德军有50 个师，波兰大约有40 个师和约10 个骑兵旅。但德军兵员精干、装备精良，而波兰军队尚未全面动员。

[5]Tucheler Heath，今波兰图霍拉。

[6]作者注：富勒在他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认为决定德军取胜的不是兵力优势，而是德国空军协同装甲兵团密不可分的快速推进。

[7]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Johannes Blaskowitz），时任德军第8 集团军司令，波兰投降后任驻波兰的德军总司令。

[8]攻打华沙时，布拉斯科维茨曾经要求德国空军取消对华沙的进一步轰炸，为此还与第8 航空军军长里希特霍芬将军发生争执。后来他任驻波兰的德军司令时，严厉批评了党卫军虐待波兰战俘和杀害犹太人的暴行，不但向希特勒打去报告，甚至逮捕了党卫军负责将领。通常认为布拉斯科维茨从此受到希特勒冷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