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7—1938年在德累斯顿指挥空军第三军区。

· 完成西里西亚机场建设。

· 评估捷克版“马奇诺防线”。

· 1938年凯塞林回到柏林出任空军第1 集团军司令^[1]。

· 占领捷克斯洛伐克。

· 在德累斯顿的社交。

1937年年中到1938年9月底，我在德累斯顿担任空军第三军区司令，区域包含西里西亚、萨克森和德国中部，1938年10月1日开始，又调回柏林任空军第1 集团军司令。

在德累斯顿，我下辖：

第2 高级航空司令部（Höherer Fliegerkommandeur）^[2]的航空兵战斗部队。该司令部稍后改为第2 航空师。指挥官维默尔中将，他早年在航空部技术部时期就成为我的朋友和同僚。

德累斯顿空军行政军区（指挥官博加奇中将）、布雷斯劳空军行政军区（指挥官丹克尔曼中将）。

飞行训练单位及下属各类型作战基地。

民用机场区域，并全面负责空军的地面、技术和补给勤务。

所有高射炮单位。

通信部队和补给机构。

军需部（并入军区总参谋部），负责人事、军饷、膳宿供应、宿舍分配、服装和口粮配给所有相关事宜。

在柏林，我的责任是保卫德国东部地区，包含了易北河以东，图林根林山以及南至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线的地区，东普鲁士也涵盖其中，只是那边的海岸线、岛屿和海航部队归直属航空部的第6 军区（海防区）管辖。

空军第1 集团军（第1 航空队）下辖以下高级指挥机构：

第1 航空师，司令部在柏林。

第2 航空师，司令部在德累斯顿。

第1、第2、第3、第4 空军行政军区，对应司令部分别设在柯尼希斯山^[3]、柏林、德累斯顿、布雷斯劳。

这里列出上述具体资料，希望能通过实例展示德国空军组织，粗略描述空军高级指挥机构的工作范围。

可以看出，我上任数月里，防区内的德、捷边境都处于紧张的政治局势下。1937年6月离开柏林前夕，我向希特勒述职时受陆军第4集团军（驻莱比锡）司令冯·勃劳希契将军之邀共进午餐，席间无论希特勒还是勃劳希契都绝口不提任何针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或波兰的军事动作。

我曾立志于将羽翼未丰的德国空军扶持为与陆、海军齐头并进的第三大武装力量，如今这一抱负看似要搁浅了。虽在参谋部和行政办公室工作多年，我内心深处仍然渴望带兵。埋首于堆积如山的案牍文书间，同时我一直在尝试朝着那方面开拓人脉，寻求机会，也希望借此实现手中办公室工作的价值。某种程度上，我相信功夫确实不负有心人。

如今我终于有机会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登上容克Ju 52 专机机舱那一刻，顿感意气风发。飞行员是我旧日的飞行教官策尔曼（Zellmann），三架战斗机从柏林郊区的施塔肯起飞，护航至德累斯顿。但一件事扫了我的兴致：我得知自己把陆军时的旧日同僚瓦亨费尔德（Wachenfeld）将军从他深深眷恋的职位上挤走了。说到瓦亨费尔德，不能不提另外几位从魏玛国防军退下来的将军：考皮施、埃贝特、哈尔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和海军的岑德尔将军，个个都是能力突出、经验丰富的陆军或海军军官。戈林明智地采纳了施通普夫建议，从退役名单上要来这些精兵良将，说服他们加入蹒跚起步的德国空军而不在意他们缺乏专业素质。他们为这个年轻的军种成长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把它从大杂烩打造为一把锋利的利剑。

走马上任后的头等大事是会见手下官员和工作人员，聆听他们的需求和意见，阐释我对普通任务的观点。虽为此花费了时间，但能最大程度减少办公事务，此后我便放心地将它们交付给敬业能干的总参谋长施派德尔（Speidel）处理。我特别关注了空战指挥官的培训和陆空协同作战中的武器运用。无论观摩学习还是指导工作，我从没缺席过波罗的海沿岸的任何一次大型高炮军演、作战演习和射击训练以及轰炸机投弹演习。我很高兴自己的学习还不至于效仿手下一位老准将—在一次靶场训练评比时，他就射击任务的正确执行方式给某位部队指挥官上了一课。评比第二天，后者回敬了老将军一句直白的评论，他说：“我不过学以致用。”怎料老将军斥道：“那您不想要我在这儿继续学习了吗？上尉。”

要发展壮大一支新生的军队，必须所有人团结合作，共同努力。一个人需要虚心倾听和思索他人意见，博众家之所长，否则无法经受考验和严格的测试。通过这种方式，德国空军锋芒渐露，尽管在波兰的首战仍显稚嫩，依然发挥出了决定性的作用。

空军是进攻型军种，因为只有发动攻势，才可能想到空中战争。德国空军的推论是，必须为深入突破到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敌对行动做好万全之策，并准备好将作战机场推进到最近的边境—这还仅仅是不考虑防空的情况。1937年夏季过后，巴伐利亚至西里西亚、西里西亚至捷克边境地区准备新建空军基地，用于近距离支援作战，而前期勘探和机场建设任务由我负责，机场包含了军营、技术设备、防空炮和补给仓库等附属建筑。西里西亚的机场针对捷克斯洛伐克而建，得到全面的踏勘。鉴于该地区纵深不足，如有必要，这些机场还可用于对波兰的作战行动。一场战斗演练要持续多日，才能保证将来在战场能完成交付给我们的任何任务。

我们深知任重道远，但凡有任何不测，甚至仅仅是一场敌对军事行动，多年心血都可能付诸东流。戈林和希特勒同样明白这点。1938年5月，进军捷克斯洛伐克的战备令下达时，我和戈林持相同观点：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给予德国政府的支持越坚定，政治解决的可能性越大。运用军人一窍不通的宣称策略，希特勒还算成功地将国防军实力透露给了捷方。我自知我军软肋，但同广大官兵一样感觉拿下捷克斯洛伐克应该不在话下。捷克边界线上的防御工事通常被视作第二条马其诺防线，但我手中的侦察照片显示并非如此。我毫不怀疑，以破甲弹、混凝土破障弹实施火力准备，再以8.8cm 高炮平射突击，陆军完全能攻占下该防线。为了打消陆军长久以来的顾虑，届时我军将在耶根多夫^[4]地域的防线后方实施空降，从后方打通苏台德地区。捷克军方和部队认为德军必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发动进攻，因而对东北方向麻痹大意，我军则愈发信心十足。8月，我将司令部迁到森夫滕贝格（Senftenberg），进一步靠近麾下部队。(www.daowen.com)

最终，1938年10月29日^[5]在慕尼黑召开的四国会议成果令我如释重负，双方确实因此避免了一触即发的重大牺牲。捷克斯洛伐克边防的军力与纵深根本不符合我们曾经根据情报所做的预测，88mm 高炮重击之下它们势必被摧毁。

我军的战略集中显示出德国空军步入正轨，但也暴露了一些单位的兵力和技术有待加强，边境的空军基地也需要彻底整改。施图登特将军的空降师通过演习行动证明了空降登陆作战在战术和技术上均可行，还具备新的发展潜能。不过如我刚才所说，我们任重道远。

1938年春季，我受命回柏林指挥空军第1 集团军。尽管德累斯顿的日子相当愉快，我还是很高兴重返首都。在德累斯顿，我不会成为谁的靶子，工作开展得更为自主。多么希望到了柏林以后，这份独立自主哪怕在更重要的全新领域也能延续和坚持下去。尴尬的是，我又一次挤走了瓦亨费尔德，还取代了我的朋友考皮施，那个职位原本很适合他。不过，我理解戈林希望任用更年轻的人，他深谙如何让人心平气和地离职，于是经过这次改组，考皮施、哈尔姆和埃贝特等一干老将都步瓦亨费尔德的后尘退役了。只要中生代将军们团结合作—比如航空部队的魏泽（Weise）、弗斯特（Foester）、格劳特（Grauert）、勒尔策和高炮部队的博加奇（Bogatsch）、霍夫曼，以及训练部队的科策（Kotze）和卡斯特纳（Kastner），德国空军继往开来将不是梦想。

我个人的工作主要是以下内容：

1.将航空部队和高炮部队打造为一支统一、灵活、齐心，并配备现代化通讯服务的队伍；

2.向空勤部队传播作战指导原则和对地支援指导原则；

3.落实我方防空思想，在民众中普及空袭预防意识和措施。

最后，在靠近前线地区建立地面机构。

回顾到那几个月的建设工作，总会令我心潮澎湃。人们能感觉到德国空军在发展壮大、蓄势待发，日臻无懈可击。我还记得首次在莱比锡和德国中部举行的防空演练，记得从中吸取的引导民众预防空袭和运用防空炮的宝贵经验。前期难关被攻克后，电子定位装置的发展步入正轨，此为又一项了不起的工作成果。

1939年年初，平静的冬日备战突然中断，我们奉命转而准备对捷克斯洛伐克付诸武力。开战的征兆和传闻骤然成真，令人始料不及，以至于我们无暇猜度个中合理性或必要性。戈林道出了我作为指挥官最关心的问题：形势骤然紧张的原因在于捷克斯洛伐克举动咄咄逼人，不过和平解决危机、避免流血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同样的，这次我军战略集中须是最高机密，才能保存政治解决的希望。

然则所谓严格保密，实践仅此一例：出兵捷克前夜，受奥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战后他在巴黎监狱自杀身亡）之邀，我携夫人前往加图空军学院赴宴，这场小型聚会照常举办到深夜11 点至零点才散去，席间无任何蛛丝马迹暗示次日的行动。因此第二天清晨听闻广播播报第1 航空队司令正率大军挥师布拉格，我们都错愕不已。这则报道并不准确：通过与捷克总统哈夏连夜会谈，我军只是和平进驻。

接下来几个月，我频频前往布拉格以及分配给第1 航空队的捷克斯洛伐克空军基地。机场的接收工作一切顺利，其实无所谓接收，因为捷克空军已自动解散。那里的机场设施残缺、技术落后，能用的飞机寥寥无几。

随后的局势继续恶化，令我既意外又担忧。四国在慕尼黑会议上达成的解决方案非但未能持久，还被证明是冲突升级乃至演变为战争的导火索。我们相信入侵之举实乃捷方责任，而非宣传部门撒谎。我们甚至猜测此事可能出自精心设计，希望给西方势力一个台阶下，重新帮捷克调解斡旋。

我们最不肯信的，是所谓哈夏被迫签署协议。我们军人都很高兴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引发恶果。边防保卫还出乎意料地有所加强。这段时期及前后，我国同波兰合作融洽，以至于有人推测过去两国的分歧将以某种友好的方式化解。至于眼下波兰人老调重弹，又开始抱怨侵犯行为，我们这些军人着实感到遗憾。

固然国防军已准备好了应对任何状况。但事实上，一些有责任心的人—尤其是戈林—仍在争取避免战争，他们的个人努力后来在纽伦堡审判中有过充分和确凿的例证。作为这场地缘危机的亲历者，我认为有个人难辞其咎：冯·里宾特洛甫^[6]，他给了希特勒极不负责任的建议。我还记得戈林停在狩猎场的专列里发生的一幕，当时的主流氛围可见一斑—我和戈林一道等待着消息，究竟是战、是和？当戈林听到希特勒的最终决定—行动日9月1日，他立即万分激动地拨通里宾特洛甫的电话：“现在你满意了—战争来了，全拜你所赐！”他对着话筒咆哮道，然后又恶狠狠挂断电话。

随后戈林的首席副官兼他与希特勒的联络官博登沙茨（Bodenschatz）将军汇报意大利打算变卦^[7]。戈林气炸了肺，评论说意大利简直不厚道。但是平心静气地想想，我们还是能理解意大利的立场，连我们也觉得他们作壁上观不失为一件好事。

赘述几句和平年代里第三帝国军人的生活。作为坐镇德累斯顿的司令官，我的社交圈完全局限在以空军为主的军队范围内。私人邀约和小型宴会轮流在各个联队的食堂举办。无论航空学校的漂亮餐厅里、亦或是空军信号团举办的演出活动上，已婚绅士、年轻小伙纵情狂欢。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会面在贝勒维大酒店的房间（那已经相当昂贵了）或者更高档的酒馆里进行。逢节假日，城市周边风景怡人的郊区就成了旅游踏青的好去处。考虑到军人的职责要求，以及旅游次数有硬性规定，军民、军政的社交必然被控制在最少程度。记忆中，我从没听到党政官员对此发出过任何非议。

对一个因通货膨胀一贫如洗，在各种证券交易和其他投资又屡战屡败，始终攒不了几个钱的人而言，娱乐宴请开支是我那微薄的军饷所难以承受的。不过，我和同僚及其家庭之间在适量的娱乐活动中发展出真诚亲密的情谊，这份真情在1945年我名誉扫地时尤为凸显。

在德累斯顿之外，除了元首、帝国元帅和几位部长的常规邀请，在首都的公差都是杂务一堆，不外乎与外宾、航空俱乐部的同志打交道，军事和科技界的联谊、去剧院看戏也占用了一部分时间。总而言之，这些分外之事对一个军务缠身的军人而言是项沉重的负担，在慢慢蚕食着他的健康，因为每天他不到午夜无法就寝，他频频亮相于展出。此外，他必须无所不知，必须对每件事负责，必须展现下属心目中完美无缺的长官形象。

【注释】

[1]1936年，德国划分出七个空军军区（Luftkreis Kommando），每个军区负责监管该地区的所有空军活动。随着德国迅速走上侵略扩张道路，1938年2月，德国空军进行改组，废除空军军区，取而代之的是三个空军集团军（Luftwaffen Gruppen Kommando）和三个空军司令部（Luftwaffen Kommando）。每个集团军司令部掌控该区域内的行政管理、地面组织和物资供给及防空作业等。凯塞林指挥的即空军第1 集团军（Luftwaffen Gruppenkommando 1），司令部设在柏林。下辖四个空军行政军区（Luftgau-Kommando）1939年4月，德国空军向战时体制迈出了关键一步：原来三个空军集团军进一步扩编为航空队（Luftflotte），合并而来的奥地利空军被编为第4 航空队。航空队是纳粹德国空军最大的指挥机构。

[2]德国空军第2 航空师实际由第3 高级航空司令部改组而来，此处应为原作者记忆的番号有误。

[3]Königsberg，也译作柯尼斯堡，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

[4]耶根多夫（Jägerndorf），即捷克东北部的克尔诺夫（Krnov）。

[5]慕尼黑会议实际于1938年9月29日至30日召开。

[6]德国外交部长。

[7]1939年5月，《德意友好同盟条约》，即所谓的钢铁条约在柏林签订。条约规定，一旦爆发战争，双方应以其全部军事力量互相给予军事援助。但同年8月，德国进攻波兰前夕，墨索里尼致信希特勒，表示“意大利还未做好战争准备……”即无法履行条约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