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军总参谋部的行政工作。

· 新工厂和基建。

· 与戈林、米尔希共事。

我依然很幸运，业务往来之人皆随和融洽。赫尔曼·戈林在前章已有提及，后面还有大量篇幅，本章仅就这一时期的他略加点评。戈林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目标有清晰的认识，那便是打造出称霸欧洲的空军。他划分出自己的规划，立下一些在我们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长达数个月后，我们汇报工作进度，他会不吝赞赏之辞，随即加倍增大下一阶段的工作强度和难度。那些看似难于登天的任务，最终一次次被我们完成了。我们渐渐摸清了他提出的挑战，尤其明白他想创建一套“投机型指挥层”，只是为了确保万一政府的政治活动波及到空军时我们有能力应对。

航空部和现役部队极度稀缺拥有一战实战经验的老飞行员，这更是增加工作难度。航空部几个核心部门的负责人都不是航空兵。明智的是，我们被国务秘书米尔希拉进了高深莫测的飞行技术领域。我们很快认识到门外汉无法建设好空军，正如不会骑马的人不可能建立和统领一支骑兵师。于是，包括我在内，大家以48 岁高龄开始学习驾驶飞机，从此，不管是经验丰富的老一辈飞行员，还是同样蹒跚起步的后生晚辈，我们在他们面前更有发言权了，尽管还谈不上尽在掌握，但这条路走得非常正确，也激励了我们，工作中学无止境。

我这辈子练过许多运动，在不同的场合下先后觉得最刺激不过马术、驾车或者气球。而现在我必须承认，如果未曾握住操纵杆，体验飞行的高远，这一生将错失多少乐趣。除了跳伞，我亲身体验了所有航空运动，感受过它们带来的豪情与谦卑于一体的滋味。有了这样的体验，我们才能理解专属于飞行员的人生观，才能打造一支真正深受蓝天感召和手足情谊所激励的军队。一种珍贵的友情将我们紧密团结在一起，我们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惊人的成就。

当我从1933年10月接受了新职业，办公室主任只不过是一个起点。得益于精简委员会里积累的经验，再加上一批既专业又敬业的优秀同僚扶持，我工作开展顺利。交给我的第一个工作任务是设立预算依据，我们用几个月时间完成了航空部实际运作和勤务开支的预算。空军常被指责为狮子大张口，但人们只要仔细核对每笔预算项就不会发出这种非议。我只在必需款项上才大手大脚。我不断通过环线飞行之旅的方式，将我们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建设规划展示给向主管当局看，唤起他们对空军需求的认可。这些持续三四天的飞行有助于忘却工作上的挫败感和内部的争吵，而且无须过分奉承，便能拉近双方距离，这成了我开展工作的一条指导方针。

我们就飞机设施建造的下一阶段工作展开探讨，网罗了大量建筑和设计行业的青年才俊，力求一套在美学和社会性两方面都堪称新锐的规划方案。订单雪花般飞向砖厂、水泥厂和采石场，振兴了贸易，也促进了就业。

我们大胆突破军事建筑的传统。我坚持建筑风格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设计必须满足最新形势下的防空需要，大型项目要节约成本，国家应该放手给私营企业承建军营。航空部的住房和建设工作完成得基本无可挑剔。希特勒和戈林均没干涉过新建筑的风格，戈林直接插手的，只有德国航空俱乐部的室内装修和家具布置，这座建筑坐落于旧普鲁士帝国议会庄园，后来又物尽其用成为盟军的宿舍。克莱将军^[1]无疑非常清楚，为什么他的参谋部要定址于柏林达勒姆（Dahlem）的原德国空军第2 军区司令部，苏联人和东德政府也心知肚明占了原航空部大楼和阿德勒肖夫综合体（Adlershof）的原因。这样的例子还不止于此。

至少在我任期内，航空业转型升级的计划靠着稳固的经济得以落实。中小型厂商构成飞机和发动机制造业主体，它们认为好景不常在，因而抵触航空部主张的规模化扩张。政府的担保也被许多企业家视为一种麻烦。

政府投入大把资金建造了伪装的军需厂。我的原则是让厂家盈利，这样它们逐步积攒下储备金，才有能力偿还政府的贷款，进而实现达到我们的最终目标：尽快实现自由竞争市场。对此米尔希基本赞同。另一方面，我们大力削减薪金和透支额度，这使得我们不太可能为万众拥护—尤其是对于那些还处于成长阵痛期的工业界而言。有时我们还被抨击为能力低下。此类非难也只能默默承受，起码没人抨击我们的人格诚信，我们也就满足了。(www.daowen.com)

继工业界之后，同属帝国航空部的技术部门也同我的部门之间发生了一次激烈较量。技术部的思路很简单：无视秩序，不关心财务，一门心思追求最大产量，除此之外，只有防空措施还能让他们上心。我们却不敢苟同，视经济利弊为最优先考虑的因素，它决定了可供投资的资本及偿还能力。

视察工厂（比如亨克尔、阿拉多、容克斯、道尼尔、阿格斯、戴姆勒、福克―沃尔夫、西贝尔、宝马、博世、法本化工）的结果显示，兼具经济效益、美观大方、防空功能以及社会服务功能的目标已经大致实现。亏得航空部拥有一帮天才，比如工厂主亨克尔、科彭贝格、道尼尔、西贝尔、波普、博尔贝特，飞机设计师梅塞施米特、谭克、布卢默博士；拥有一流、实用的工程师，更不要说还有工人们的热忱配合。若非如此，我们不可能取得上述成就。

刚才已经提过，经济效益是头等考虑因素。多亏经济和财政部以及帝国银行帮忙，毕竟，若大银行不肯高抬贵手，存在主观倾向的资金难题永远无法得到解决。

人事方面，我们首先要建立一支官员队伍，囊括进从主管到法务员的所有级别工作人员，还有气象员、工程师等。我没记错的话，这个队伍涵盖了六十多个专业，其核心由几个军队和海军军官构成。其他途径招来的志愿者组成一支强大的外围队伍，剩余人员来自转业军官、不满足于当前工作的人，以及拥有良好记录的雇员。对于这样一群五花八门的成员，第一步是将他们整合为一个团体。

万事开头难。偏远地区需要大量设厂招工，而我们又只有一些临时机构。好在双方相互体谅，共渡难关。我多次走访视察过程中—尤其是在偏远工地，看到的全是一张张心满意足的面孔，从没听过任何有针对性的抱怨。不过我们依然尽最大努力，为工厂主们组织起企业协会，而且对员工福利的关心无出其右，劳资评议员^[2]在这方面也给予了大力协助。

“军人必须以一个真正的军人自居”—此话同样甚至尤其适用于航空兵。我们成功在空军上下打造出这种身份认同感。无论官兵，还是他们臂弯中面带骄傲、款款随行的女眷都是明证。他们宽容地对“花花蝴蝶兵”这样尖酸的绰号报以不屑的微笑。从和平年代到战争岁月，空军官兵的牺牲精神以及所取得的成就都证明了军人的威仪不因身着布衣还是戎装而有所懈怠。

战争第一年，年轻的德国空军所向披靡，那是早期辛勤耕耘所收获的丰厚果实。

【注释】

[1]卢修斯·迪比尼翁·克莱，二战后担任美国驻德国占领军司令，兼驻欧洲美军总司令，1948—1949年成功指挥和组织了柏林空运。

[2]纳粹德国时期主管劳资关系的政府任命官员，受劳工部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