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国家积累的鉴定资源有限，公检法机关的鉴定资源无法满足司法实践需求，出现了鉴定资源总量的绝对性匮乏。公安系统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末增加和引进了一些先进技术和设备，但由于总体财力不足，只在北京和少数大城市才有配备；至于法、检系统的设备与实验室建设，则更为落后。因此，司法鉴定管理的“条条分立”“以块为主”的属地化倾向，客观上调动了部门与地方的积极性，分散了中央统一建设的信息约束和财政压力。但是，“大而全、小而全、其实都不全”的制度特色，以及管理体制条块分割、过度分散所产生的资源配置问题也逐渐凸显。公检法机关又是自成一体、层层分设的司法鉴定格局，造成有限的鉴定资源被无限分割。

20世纪80年代，公检法机关中过度分散的司法鉴定管理结构，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但囿于当时客观条件，直到2000年后，司法鉴定管理体制过于分散造成的弊端与诉讼制度、庭审方式改革所激发的外部压力，才促使国家层面认真面对这些问题。

（一）鉴定人力资源配置失衡

一方面，全国公安系统鉴定人员紧缺，检、法机关强烈呼吁加强建设，扩充鉴定人才；另一方面，检、法系统的部分鉴定人员，无鉴定业务，工作悬置或兼任其他工作。过度分散的鉴定体制导致鉴定人力资源使用效率过低。

（二）鉴定实验室重复建设(www.daowen.com)

公检法机关开展鉴定业务，须购置必要的鉴定仪器、设备，配备相应的办公用房。然而，国家长期没有统筹规划，公检法机关从“条条”到“块块”都在积极建设各自的实验室，由此导致：①实验室低水平重复建设。有限的鉴定资源无法在部门之间与系统内部得到合理配置；②仪器设备利用率低，导致资源浪费。比如检察院，因为鉴定案源少，使得一些设备长期闲置，而在公安机关内部，层层都有一套设施，不能相互调剂使用；③实验室设置向基层倾斜，形成金字塔形的分布状态，使得实验室的服务空间缩小，服务人口数量下降，鉴定效益不高。

（三）财政投资使用率不高

公检法机关层层分设的司法鉴定体制，均要求增加投入、增添鉴定设施。同一地区的几家司法部门可能都要购买同一品种、同一型号的昂贵进口仪器。同一地区多部门的重复性建设给中央与地方财政带来了沉重压力。1993年，云南省成立了云南省公检法司法鉴定中心，使鉴定人才统一使用，财政统一拨款，购买高精尖仪器设备集中使用，提高投资使用率。与此同时，财政部也建议按照行政区划，将各级公检法机关的鉴定部门合三为一，共建一套司法鉴定机构，为公检法三家提供服务。[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