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早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就已经建立了国家，形成了法制。中国古代法制文明不仅起源早，而且四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一直没有中断过，这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也是罕有的文化现象。因此，中国古代法制的历史沿革非常清晰，各代政权制定的法典或确立的制度，都有清楚的源流关系，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完整系统。

夏商周时期国家是在家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当时的国家体制是家国一体的体制，是以血亲关系维系统治的宗法制度，人际关系都按礼的原则来建立。进入春秋时期以后，封建制开始解体，体现在国家方面，就是天子力量衰微，诸侯崛起；体现在诸侯国中，就是卿大夫的势力强大起来，开始掌握诸侯国的权力，并开始篡夺君位；体现在封邑层面上，就是家臣凌主；体现在社会层面上，就是维系社会关系的纲纪逐渐失效，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诸侯国相互征伐，大国兼并小国，大国侵占更多的土地，小国要自卫，天下混战，国与国之间没有基本的规则，无论大国、小国都希望富国强兵。法家适应这一时代的需要，提出了法治的主张。法治的一个基本的内容就是扩张君权，以法治国。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于鼎”（刑即为法），后来，晋国也“作刑书”。郑国与晋国先后采取了把刑法铸在鼎上的方式来制定和公布刑法，推行法治，向民众公布法律，使得民众也可按照这种明示的法律来解决社会争端。而在这以前，法律都是随意而神秘的。法律的公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6]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法制文明的起源特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兵刑合一、以刑为主

远古时代，生产力低下，人类缺乏征服自然的力量，因此，天被推崇为万物的本源。统治者还有意识地把法（刑）与天联系在一起，把他的统治说成是“奉天承运”（奉天承运的意思是：奉：遵照，遵从天意，指皇帝受命于天。承运：继承新生的气运，指君权神授。这是中国古代封建帝王诏书开头的套语，源于秦朝，从明朝开始正式使用）。《尚书·皋陶谟》提到：“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尚书·大禹谟》提到，故圣人“因天讨而作五刑”。圣人制定礼乐制度的原则是法天地之固有本性，即“则天象地”。《尚书·皋陶谟》说：“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叙”“天秩”“天命”就是上天的意志和法则，“五礼”“五服”“五刑”是人类社会的法制规范。圣人作为天人之间的桥梁纽带，把天法转换成人法，代表上天来管理人间社会。《周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上的图案或文字，表达了上天的意志和法则，得到河图洛书就意味着得到了上天的任命，拥有了人间的立法权。天法决定了人法，人定法必须服从天法的主张。

（二）受到宗法制的深刻影响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自从产生以来就持续不断、一脉相承地发展到现代。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它是一种覆盖广大地域的内陆型文明，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及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的特点，其发展延绵不绝，连续而未有中断；它又是兼容并蓄的，造就了中华文明的丰富性与强大生命力。

为什么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华民族虽屡经曲折磨难，却一次又一次地衰而复兴，蹶而复振，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与中国古代法制文明的兴盛是有极大关联的。中国古代法的起源与西方法有着许多的不同，最显著的特点是它不是在彻底打破旧的氏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在对旧的氏族习惯进行渐进变革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它保留了相当多的习惯法，很多调整氏族内部关系的习惯法演变成了后来的礼，成为中国法的一个重要渊源。(www.daowen.com)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主要是利用“受命于天”的神权法的思想和以“亲亲”“尊尊”为指导原则的宗法思想来进行统治。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法律思想，也受这两者的支配。西周初期的统治者周公，吸取了商末统治者政权失败的教训，重视民心向背，要求西周贵族以殷商为鉴，主张“明德慎罚”，德刑并用，反对“罪人以族”，要求在判罪量刑时必须区别过失（“眚”）和故意（“非眚”）、偶犯（“非终”）和累犯（“惟终”），以缩小打击面。他又修正了殷商的神权法思想，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说，由纯重神权走向兼重人事，为法律思想初步摆脱神权的羁绊提供了有利条件。他还“制礼作乐”，以“亲亲”“尊尊”原则为指导，健全了西周的礼制，为巩固西周王朝的统治打下了基础。

礼的精神和规范在中国古代之所以获得高度的社会共识，之所以能被自觉地遵守，原因在于它的“由下而上”和“自动自知”。因为源自人情、“由下而上”，礼的约束得以覆盖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所以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因为礼凝聚了当时人们共同的信念，所以循礼便会“自动自知”，成为社会自治的基础。

（三）表现出民族大融合的特征，具有兼收并蓄的特点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于黄河、长江等流域。不同氏族部落之间的相互交往，使得不同的生活习俗和管理方法不断地得到交流和融合。

华夏文明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农耕文明，对水的控制与利用，是当时人们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现实问题。充分利用水利资源，化害为利，单凭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依靠氏族、部落集体的力量才能达到目的，因而原始的氏族制度只有充分发挥其组织力量，氏族部落首领在这个过程中才能逐步取得越来越多的公权力，进而转变为统治集团与统治阶级。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文明正是在不断吸收、消化各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兴旺发达起来的。中华文明的兼容性举世闻名，历史上任何外来文化传入中国，都终被中华文化所融合，成为颇具特色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发展壮大，也在不断地兼收并蓄中结成辉煌灿烂的文明之果。

中国古代文明不仅惠及东亚地区，而且对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世界文明影响深远。以汉字为首，包括儒学、律令、佛教的传播主导了东亚各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生活。以四大发明为代表，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和近代化提供了某些诱发因子，中国古代文明不仅为西方的近代文明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且还是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直接源头。中国官吏的考选制度，也对欧美的考试制度及文官制度产生过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