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意用这么悲观的语调结束本书，但我不确定我有多大选择的余地。无知的很多成因都是可以克服的，前提是人们愿意去学习。不过，傲慢、自恋和怀疑的毒害是无可消弭的，而美国人现在恰恰就用这些东西全副武装起来对抗专家和专业人士的努力。

传统的解决方法不起作用了。教育没有打破继续学习的障碍，反而告诉年轻人他们的感觉比其他任何东西更重要。对很多学生来说，“上大学”仅仅是自我确认的又一个练习。媒体面临四面八方的竞争，不再告诉消费者什么是重要的，而是征询消费者想要知道什么。互联网是个福祸参半的地方，相当一部分信息被反智主义毒害。

面对公众坚定的无知，专家败下阵来。“我们很多人都有一种无力感，”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劳工经济学家戴维·奥特尔（David Autor）说，“我们觉得我们能训练我们的学生，但我们的学生不是公众，我们不知道如何教育公众。”耶鲁大学教授丹·卡亨（Dan Kahan）更加悲观。“用知识轰炸民众没有用，”他在2015年这样说道，“向民众解释根本不起作用，但我就是这样在一遍一遍地解释事实。也许这是老天跟我开的玩笑。”［25］

有一个让人看到希望的迹象就是专家似乎在反抗民众对专业知识的攻击。比如说，詹姆斯·特劳布在谴责英国脱欧的结果时就直言不讳地说，是时候让经典西方自由主义的卫士“起来对抗无知的大众了”。［26］当然，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可能会被人无情地指责为“精英主义”，这样的指控在讲究平等主义的美国，比在欧洲或其他分阶层的社会文化中更有影响力。特劳布自己也认识到：“不得不说，人民是容易迷惑的，而领导人的任务就是给他们解惑。这是‘精英主义者’吗？也许是吧，也许我们已经习惯于赞颂一切个人信仰都是真实可靠的，现在只有精英主义者在信奉理性、专业知识和历史的教训。”

无论如何，在很多国家，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似乎都受够了。说个趣闻吧，当我这篇《专家之死》的初稿流出时，美国以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科学家、医生、律师、教师和很多其他专业人士都联系了我，这让我大感意外。他们不仅给我讲述了自己的挫折，还有他们因为与病人、客户、学生的关系破裂而生发的愤怒和悲伤，甚至还有亲密友谊的降温，而这些都是因为他们最终提出要求，不想再继续对那些资讯匮乏的人耳提面命了。

尤其是医生，似乎真的是厌烦了。举个近期有趣的例子，2015年，基梅尔——没错，再一次——运作了一个讽刺公益广告，广告中真实的医生对着害怕注射疫苗的顽固病人破口大骂。“还记得你那时候得小儿麻痹症吗？”其中一位医生问道，“不，你不记得。因为你爸妈带你［咒骂语］注射疫苗了。”另一个医生说：“我就这一天不上班，还要来跟你这个白痴聊疫苗？”这时另一个医生插话说：“就是因为有些傻瓜读到了一封转发邮件，你还听信了这些傻瓜的话？”

基梅尔的广告疯狂传播，被主流媒体报道，单单在优兔（YouTube）上的播放次数（到本文撰写之时）就超过800万。当然，反疫苗的人旋即做出反应。像Infowars.com这样的网站和一些反疫苗博主称医生无知，是腐败系统的工具，当然还有其他常见的侮辱语言。但反疫苗的浪潮现在似乎达到顶峰，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专业人士及其支持者决定像阴谋论者那样利用媒体和互联网。

在媒体上的这种努力会挽救一些孩子的性命，但还不足以打败反对专业知识的运动，或扭转其对美国民主所造成的影响。最终，专家无法要求公民去关注周围的世界；他们不能坚持要求人们健康饮食或增加锻炼；他们不能拽着民众离开最新的真人秀节目而是去看看地图；他们不能通过强制命令来治愈民众的自恋。

可悲的是，我怀疑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一场出乎预料的灾难：可能是一场战争，或是一次经济崩溃。（比起只有勇敢的美国志愿军参与的海外战争，我说的这种大型战争对美国的撼动力要大多了，或是一次真正的大萧条，而不是21世纪初的经济衰退。）可能是一次无知的煽动行为，这种事情正在美国和欧洲展开，或是技术官僚掌权，最后终于丧失耐心，因此把投票只当作一种走过场的形式。(www.daowen.com)

在西方国家和美国想要创造出生机勃勃的知识和科学文化，需要民主和世俗的包容，没有这种美德，知识和进步都会受到意识形态、宗教和民粹的攻击。屈服于诱惑的国家已经承受了很多厄运，包括大规模镇压、文化和物质的贫乏，以及战争的失败。

我对美国制度仍然有信心，我也认为美国人还有能力脱掉自我和孤立的外衣，承担起公民的责任。他们在1941年做到过，又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后的试炼中做到，到了“9·11”袭击后，他们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然后，每一次他们都会陷入自满，每一次他们都会把无知和愤懑的坑挖得更深。到了某一刻，他们也许就再也看不到天光了。

我们只能默默祈祷，在一切还来得及的时候，民众、专家和决策者会啃下这个硬骨头，讨论专家的作用和美国民主中的受教育精英（这样的辩论目前还是不受欢迎）。受到特朗普挺进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冲击，安德鲁·苏利文在2016年警告说：“精英分子在民主社会中仍然至关重要”——

他们重要不是因为他们是民主的敌人，而是因为他们是拯救民主的关键力量。政治体系可能会遭受打击，陷入低迷，顺从网络的算法，顺从一个天才煽动家的三言两语，但我们不应该轻言放弃，要继续努力把民主和精英责任相结合，打造出一个近乎独特且稳定的美国制度。

我们在这个民主时代需要精英——这样的主张似乎令人震惊，尤其是我们周围财富不均和精英失手的案例比比皆是。但我们的确需要精英去保护珍贵的民主，以免民主的道路走过头儿出现动荡不安。［27］

路易斯创作的赛诸葛知道，民主代表一种政府体系，而不是实际的平等状态。民主社会中的每一张选票都是平等的，但观点不是；美国社会最好能迅速重建新的基本规则，让接受良好教育的精英与其服务的社会能进行卓有成效的互动，而且越快越好。

专家需要时刻谨记：他们是民主社会和共和国政府的公仆，而不是主人。可是，如果公民要当主人，不仅要用教育来武装自己，还要具备一种公民道德，让他们能时刻参与管理自己的国家。没有专家保驾护航，外行人是做不到的，他们必须抛弃积怨，接受这个事实。同样，专家也必须接受一个事实：他们的建议在自己眼中是显而易见和正确的，但在一个与他们关注点不同的民主社会中，不见得总是会被采纳。否则，当民主被理解为一种无止境的追求，追求的是给无根据的观点自然而然的尊重，那么一切皆有可能发生，包括民主和共和国政府的终结。

这，至少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专家意见。我也可能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