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问责的挑战因为一个事实而加重，那就是大多数美国人似乎并不理解本国的政府体系。美国是一个共和国，不是一个民主制度。人们似乎不再轻易听到“共和国”这个词，这也从细微之处反映出，现代美国人在多大程度上混淆了“民主”和“共和国”这两个词；“民主”是一个总体的政治理念，而“共和国”表达的是一种政府形式。1787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可能被问到正在费城举行的制宪会议上将有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产生。“一个共和国，”富兰克林回答说，“前提是你能保持住。”今天，我们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找到一个知道共和国真实含义的人。

这一点很关键，因为普通人太容易忘记管理他们生活的这个共和国政府，原本的设计就不是让大众来决定复杂的问题，当然，也不是让一小撮技术官僚或专家来统治国家，而是提供一个媒介，让了解问题的选民——了解问题是关键词——有能力选择其他人来代表他们，并以他们的名义做出决定。

美国人经典的想法可能是根植于雅典人引以为傲的民主，但美国并不是，或者说也从来不想成为雅典那样。美国人对此应该心怀感激。因为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韦尔（Malcolm Gladwell）在2010年指出，大型机构不是通过调查每个人的意见来决策的，无论这个机构看起来多么“民主”：

汽车公司很聪明地把数百个供应商组织起来，变成一个供应商网，而不是设计自己的汽车。没人敢相信，一个连贯的设计理念的表达，是由一个庞大的、群龙无首的组织体系来完成的。这种供应商网没有一个集权的领导结构和清晰的权力线，他们在达成共识和设定目标上的确面临困难。他们无法做出战略性思考，他们会习惯性地起冲突和犯错。

如果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你又如何能就战略战术或理念方向做出艰难抉择呢？［16］

这是共和制政府创立之初意图解决的众多挑战之一。即便大多数人能够在自己胜任的领域尽职尽责，他们也无力把各自的决定凝聚成一致的公共政策，就像他们猜测一头公牛的体重或确定一只股票的目标价格那样。共和国的方法就是让少数人把公众那些无解的诉求汇聚起来，从而加以解决。

不过，当选民对手头上的任何问题都不甚了解，那确定公众真正想要什么，难度就是以指数级上升了。普通人抱怨专家的规则，他们要求更多地参与到复杂的国家问题中去，但他们当中很多人只是表达愤怒，而且放弃了自己在整个流程中的重要角色——也就是保持耳聪目明，了解资讯，有足够的政治常识来挑选代表自己发声的人——然后再提出参与的诉求。用伊利娅·索明（Ilya Somin）的话说：“当我们选举政府官员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上，这些官员统治的就不仅仅是投票支持他们的人，还有整个社会。当我们对其他人民行使权力的时候，我们有道德上的义务，至少不能蒙蔽人民，要让人民了解合理的信息。”［17］

本书不是为了深思美国这种代议制民主的模式，更何况现在还有很多《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的副本。但专业知识的陨落以及相应的对知识的攻击从根本上破坏了共和国的政府体系。更糟糕的是，发起这些攻击的人是最没有能力代替现行体系的一群人。我们当中信息最匮乏的人，却最藐视专家，而且对他们根本不肯用心去了解一二的事务，却要求有最大的发言权。

人们对于自己想要什么其实没有定数，而是看自己支持的人是什么主张，就会随之改变自己的心意。喜剧演员吉米·基梅尔（Jimmy Kimmel）一直爱开玩笑，这一次，他拦住街上的人，问他们更喜欢希拉里·克林顿还是唐纳德·特朗普的税收计划。可是受访者不知道基梅尔对调了两人的方案细节。后来《国会山庄报》（The Hill）报道说，受访者的回答是基于自己支持谁：“果不其然，当希拉里支持者发现自己认同的是希拉里竞争对手的提案时，个个都目瞪口呆。”有一个人，当被告知自己支持的是特朗普的方案，而不是希拉里的方案，决定孤注一掷：“好吧，那我就支持唐纳德·特朗普吧。”［18］

基梅尔的狂欢实际上阐明了民调员和竞选活动专家早就了然于心的一个事实：比起候选人的想法或政策，选民往往对候选人本身及其性格更感兴趣。《赫芬顿邮报》的民调主任阿里尔·爱德华兹-利维（Ariel Edwards-Levy）这样说道：

美国人啊，无论他们的政治观点是什么，其实对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都没有一个坚定的立场，如果这个问题还很错综复杂或模棱两可，那他们就无所适从了。可想而知，人们很容易把党派当作线索——如果他们支持的政治人物主张某个议案，他们可能就会认为这个议案不错，反之亦然。［19］

但爱德华兹-利维和她的同事也如法炮制了基梅尔的“伏击”，不过形式上更正规一些，他们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共和党内有些人在医疗保健和伊朗问题上与民主党观点大相径庭，但如果唐纳德·特朗普的政策立场与民主党的一样，那在共和党遇到的反对阻力就小多了。如果民主党派的政策与特朗普的立场一致，那民主党人士对自己党派立场的支持力度就小多了。

至少税收政策和医疗保健是切实存在的问题，且各党立场不同。2015年，一个叫公共政策调查的自由主义民调组织问共和党和民主党人士是否支持轰炸阿格拉巴（Agrabah）。近乎1/3的共和党受访者说会支持这个行动，只有13%的共和党人反对，其余不确定。民主党人就不太倾向于军事行动，只有19%的民主党派人士支持轰炸，还有36%的民主党派人士坚决表示反对。(www.daowen.com)

阿格拉巴并不存在，是1992年的迪士尼动画片《阿拉丁》（Aladdin）中虚构的一个国家。自由派人士得意地表示，这项民调证明了共和党人的无知和攻击性，而保守派人士反驳说，这只说明民主党人无论对形势了解多么不足，都会条件反射地反对军事行动。可是，对于专家来说，这个民调捕捉到了一个事实，就算是偶然也好，这个事实是绕不过去的：43%的共和党人和55%的民主党人对轰炸一部动画片里的地方都表达了实际确定的观点。［20］

有些游戏对公众来说是不公平的。普通人都在忙着自己的生活，不会去想自己是不是被民调员操纵了，或是被基梅尔这样的喜剧演员戏弄了［或是福克斯新闻的名主持杰西·沃特斯（Jesse Watters），他也曾做过类似的街头民意测试］。而且，如果媒体给选民呈现的是关于这些问题的“各方”观点，却不指明哪种观点更加权威，那公众就更加无所适从了。就像心理学家德里克·科勒（Derek Kohler）所说的：

政府行为有一部分是由民意引导的。民意有一部分是由专家的想法引导的。但是民意有可能是——而且通常是——背离专家观点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公众拒绝承认专家的合理性，而且还因为公众也没有能力辨别主流的专家观点是什么。［21］

比如说在一场脱口秀上，一个科学家说转基因是安全的，一个活动分子说转基因是危险的，这场脱口秀看起来就是“平衡的”，但事实上这种做法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差不多九成科学家都认为转基因食品对消费者来说是安全的。在争执不休中，某一刻，公众也只好放弃，回去依赖更简单的资讯来源，哪怕只是脸书上的迷因。

即便如此，公民的无知和脱节，也是无法开脱的，尤其是过度依附党派的情形，人们对一个政策改变心意，只是因为看谁来倡导这个政策。如果公众不了解一个问题的实质，那他们投票的依据只能是看自己喜欢谁，而不是看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当决策者及其专家顾问自己也疑惑不解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去苛责他们。是人民挑选了自己的代表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但如果人们自己都分不清阿格拉巴、乌克兰或叙利亚，一个共和国又如何能好好运转？

换句话说，如果公众声称自己被误导或被蒙在鼓里，专家和决策者除了问“你是怎么知道的”也别无他法。

当外行人漠视专业知识，宣称自己受够了所有事，受够了所有人，他们忘记了，他们选出来的代表还是每天有一大堆麻烦的问题要处理。这些官员可没有闲工夫去诅咒专家和民调，然后龟缩到自己的电视或电脑屏幕前，或是游戏世界里。他们还得做出各种承诺，有时候是生活上的承诺，但大多还是资金上的承诺，并保证会投入到从航行权到儿童保育等各色事务中去。这些决策及其实施方式会影响到所有公民的生活，不管你是对这些事务了如指掌，还是一无所知，无论你是积极参与，还是与世界脱节，都在其中。

在一个共和国，公众、专家和民选官员之间的信任破裂，会导致各种可能的结果。而公众尤其需要去信任领导人及其专家顾问。可是，当普通人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三方的关系就很难维系了。

当信任破裂，公众的无知就可能被愤世嫉俗的人操纵，变成一种政治武器。反智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让民主短路的手段，因为在任何文化中，民主想要保持稳定，都需要公众切实理解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影响。大多数普通人已经对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心存疑虑，只需要一点点刺激，就会把矛头对准专家，甚至有些时候这样的反叛是被其他知识分子处心积虑引导的。

1942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请电台听众去购买地图，这样他们就能跟上他讲述“二战”的思路了。全国的地图很快售罄。2006年，时间过去不到65年，一项全国调查发现，18—24岁之间的美国人（最有可能会去参战的一群人）中有将近一半认为没有必要知道其他正在发生大新闻的国家的位置。［22］10年后，2016年大选鸣锣开鼓，唐纳德·特朗普在阐述对中东地区恐怖分子的策略时，引发欢呼，他说：“我会炸到他们屁滚尿流。我会炸掉他们的油管，炸飞他们的炼油厂，轰炸他们的每一寸土地，把那里夷为平地。”

这还是一个共和国吗？或者，这个共和国也许只存在于地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