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民主与专业知识陷入这场死亡螺旋的还有另一个问题——民众不理解，或者说选择不去理解专家和民选决策者之间的区别——这个问题在此凸显出来。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所有精英都是一样的人，他们受过良好教育，有钱有权。这种想法显然很愚蠢。不是一切有钱的人都有权，也不是一切有权的人都有钱。知识分子和政策专家几乎都不是有钱有权的。（相信我。）

不管乔治·W.布什任美国总统期间其他方面是不是做错了，但有一点他做对了：他提醒美国人，他才是布什政府各种行动的“决策者”。专家只能提议，民选的领袖来决定。其实制定政策的专家和民选领袖从来都不是一样的人，也不能是一样的：即便是在一个市议会或一个小州，一个议员一天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掌握现代政策制定所要求的一切问题（总统的时间就更不够用了）。这就是为什么政策制定者需要请专家——所谓知者——来担任顾问。

有时候，顾问和决策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也会失败。专家搞错了，他们建议政治领袖采取的行动路径可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批评专家作用的人拿越南战争这样的国家创伤来举例。后见之明的好处就是，话怎么说都可以，那些批评听起来就好像如果事先咨询普通民众的智慧，这种令人痛苦的选择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一样。

可是，这种呼吁求助外行人的知识和德行的话，就是浪漫化的无稽之谈。记者、理查德·尼克松的传记作者伊万·托马斯（Evan Thomas）承认说，像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这种学术界“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以及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Robert S.McNamara）这样的“企业巨头”，“离完美都有很大距离”，他们“要为越南战争以及死在那里的5.8万名美国士兵担负责任，更别提数百万越南人”。［13］但是正如托马斯指出的，还是这些专家和精英“让一个摇摇欲坠处在核战争边缘的世界秩序得到稳固。他们扩大贸易，强化联盟，承诺支付数十亿对外援助”。

这些政策本身可能并不会受欢迎，但它们帮助美国与西方世界挺过了冷战，迎来和平结局。更重要的是，非专家或民粹主义者会选择什么样的政策？托马斯挑战读者把“20世纪60年代的错误和美国政府让公众共识来决定外交政策的时代做对比”：

20世纪30年代末，国会关闭自由贸易来保护美国工业，听取选民的心声，缩减军队规模，降低军队开支，不缔结同盟。结果呢？斯穆特一霍利关税使得大萧条进一步恶化，国际联盟的失败导致法西斯主义抬头和世界大战。

这就彰显了很重要的一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美国人只有在出问题的时候才去思考宏观经济政策或外国援助这样的问题，其余时间里，只要国家事务照常进行，他们就开心生活，根本意识不到每天在运转的那些政策和流程的存在。

可是不管怎么说，我们都面临一个问题：美国究竟需不需要所有这些专家，尤其是当专家的意见覆盖到这么多人，当灾难发生时，似乎无人负责。举个例子，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Bacevich）曾经呼吁击溃现代专家阶层，至少在公共政策领域让专家消失：

政策知识分子——一群试图给实际竞选职位的普通人出谋划策的书呆子——给共和国蒙上阴影。就像一些侵略性物种一样，他们在今日的华盛顿大规模滋生，他们的存在扼杀了常识，让人们几乎丧失认识现实这么简单的能力。他们衣着光鲜地在国会做证，在报纸和电视上高谈阔论，甚至占据了行政机构里的关键职位，和善的模样下掩盖着不良的影响。他们就像放到五大湖里游窜的亚洲鲤鱼。［14］

可是，讽刺的是巴切维奇自己就是个多产作家，一名前高级军官，退休的教授，定期给同一群普通人提供详细的指导意见。不过他说的有几分道理：在美国政府的高层官员中，我们看得见的是五六百个决策者，但在他们身后其实有数千名专家，这些人也许根本不擅长自己所从事的工作。

专家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知者不能每次出错的时候都只是躲在民选官员的背后，让公众不要来烦自己，只去惩罚决策者。专家搞砸的时候，代表公众听取他们建议的领导人需要宣布自己的失败，决定需要采取什么补救措施。

有些时候，修正专家的错误靠的就是历史悠久的蓝带小组及其建议。有时候答案就是解雇一些人。可是，菲利普·特劳克在他关于专业知识的经典作品中建议了其他方法，也许能对专家进行问责，而不是彻底毁掉专家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有很多的方式，包括提高透明度和竞争，让各个领域的专家不得不保存自己的工作记录，坦白交代自己对错的频率，还有期刊、大学和其他负责把关的人进行监督，让他们的同行难以逃避自己犯下的错误，为之负起责任。但这究竟起不起作用又是另一回事，特劳克也承认这种解决方案其实有很多障碍。

不过，最让人烦心的障碍就是公众的懒惰。如果普通公民都不在意，对这类事情根本没有兴趣，那追踪专家的记录，对他们评级打分的所有努力都没有意义。特劳克指出，遗憾的是，普通人通常并没有兴趣去找拥有优异记录的专家，他们大多只对那些不费力气就能接触到并且立场一致的专家感兴趣。特劳克说的对，“在纷繁的主张和反驳中，如果消费者不想当一个有判断力的裁判”，只是在“知识产品的供应者”身上推行问责制，是不够的。比起“消极追求真相”，这些消费者可能更愿意花力气去“支持自己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会把专家当成“体育场上的心理学家，而不是研讨会上的心理学家”。［15］

专家需要有自己的意见，并且要让彼此负责。无论有多少原因——泛滥的学位，公众对专家意兴阑珊，在信息时代跟不上知识的生产速度——可是说到底，他们身居要位，却没有履行好社会要求他们在这个位置上完成的职责。(www.daowen.com)

专家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更好地履行责任的。不过，专家与公众的关系上还有其他问题是专家力所不能及的。普通人需要想一想，他们是怎样误解了专家意见在民主共和国中的作用。在公众对专家以及决策者的众多误解中，有五条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专家不是操纵傀儡的人。他们无法控制领导人何时采纳他们的意见。即使一个民选政治领袖和一个专家顾问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也不代表专家的观念会得到全面的贯彻。无论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或是奥巴马和罗兹，领袖不是一个容器，去盛下专家的想法。

任何一名称职的专家都有在政策游戏中败下阵来的经历。多年前我是美国一名资深参议员的助理，这个参议员把我当作值得信赖的顾问，但是，在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前的那几天里，态势紧张，我们在一次立场明确的分歧中唇枪舌剑，他把我轰出了他的办公室。即便是政治领袖和专家员工之间往往有一致的利益和观点，决策者或民选官员身上也还有专家永远无法感受到的压力和责任，所以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第二，专家无法控制领袖如何去实施他们的建议。专家面临一种“猴爪”的问题。（读者可能会记得，“猴爪”是20世纪初期一个著名的故事，故事讲述了一个有魔力的法宝，以最坏的方式满足人的愿望：当故事的主角许下愿望，想要得到金钱，他要付出的代价是儿子的生命。）专家可以建议决策者去做什么，但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建议没有用在正途上。比如，一个经济学家兼环境学家或许认为减税是个好主意，结果却发现自己的建议被采纳了——被想要降低汽油税的国会采纳了。

第三，一个政策从概念到实施，专家是不可能全程指导的，这个事实往往会让公众感到困惑和沮丧。这就是为什么政策分析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学术科目，尤其是在研究像政府和企业这样的大型机构时更是如此。这种现象就像一个大型的“传声筒”游戏，专家与决策者也许已经敲定了目标，但下面的机构可能会扭曲原本的政策，到了整个项目验收成果的时候，会发现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变成另一副模样，结果适得其反。

第四，对于自己的建议，专家无法控制领导人究竟会采纳几成。专家会提供建议，但政治领导人往往只听自己想听的部分，尤其是会受到各自选区欢迎的那部分。他们会动员专家去强调他们所青睐的信息。比如，有些专家也许提倡减税，还有些专家也许倡导增加从社会保障体系到国防等偏好型项目的开支。这两种立场——减税和增加开支——可能都有一个逻辑基础，但不可能同时采用。可是，专家无法控制一件事：政治家们可能会选择所有的选项，即便这些选项是彼此冲突的。（接着可能又要召集一批专家来解决大规模预算赤字的复杂问题。）

可惜，公众还是老样子。当营养学家把鸡蛋从饮食黑名单上拿下来，他们不是让人们每天早上点一份速食的鸡蛋三明治当作健康早餐。人们听到自己想听的话，然后就堵上了耳朵。当他们片面地吸收了专家的建议，然后导致了不良的结果，就会责怪专家不称职，因为每个人都要找个人来推卸责任。

第五，专家只能提供一些备选的选项。可是，他们不能做出有关价值观的选择。他们可以描述问题，但是究竟该如何解决那些问题，他们不能左右人们的想法，即使大多数人对那些问题的本质已经达成一致意见。

地球是否在经历气候变化？大多数专家认为是的，而且他们认为自己知道原因。他们那些已经推断出来几十年或者几百年的模型是否准确，是一个合理的辩题。专家无法回答的是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波士顿或上海或伦敦很可能再过50年就低于海平面了，但选民——有权犯错的人——也很可能会选择让下一代人来承担这个问题，而不是现在就牺牲自己的就业（或舒适生活）。

专家可以告诉选民有可能发生什么，但选民必须了解这些问题，决定他们最看重的是什么，故而想要怎么做。让波士顿没入海里不是我想要的结果，但如果人们忽略专家，就这样让事情发生，那也不是专家的失败，而是公民参与的失败。如果波士顿要变成威尼斯，那也应该是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偶然的结果。如果选民还是不愿意去理解一些重要的问题，就因为这些问题太艰涩或太令人不安，那专家会放弃与之对话，转而依赖自己在政策界的位置来倡导自己的解决方案，也就不足为奇了。

专家有时候也会失手或犯错，但是无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相信什么，一个进步的社会和政府是不能没有专家的。忽略专家的意见是个不现实的选择，不仅是因为制定政策是很复杂的，而且还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免除了民众的责任，让他们无须去了解与自身福祉息息相关的问题。更有甚者，当公众不再去区分专家和决策者，而只是想在政策圈找个人为糟心的结果顶罪，最终换来的不会是日益精进的政策，而是专业知识的进一步政治化。政治家们不会停止依赖专家，而是会去仰仗那些专门挑他们爱听的话说的专家，而愤怒的普通民众就会砰砰砰地敲打他们办公室的门。

这是最糟糕的结果，因为民选领导人和他们的专家顾问都不想和无知的选民多费唇舌纠缠，所以民主和专业知识都被腐化了。到了这个节点上，专业知识就不再服务于公众的利益，而是服务于给公众把脉的政治派系的利益。现代美国已经离此不远，危在旦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