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与政府彼此依赖，民主社会尤其如此。科技与经济的进步，让分工成为造福人民的必要条件，而分工就会造就不同的专业化职业。专业主义鼓励专家竭尽全力服务客户，尊重自己的界限，也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界限，这是为最终客户——社会——提供全面服务的一环。

专制国家也要求专家提供这样的服务，但它们是通过威胁来榨取服务，通过命令来指挥专业知识的使用。这就是为什么专制社会比民主社会的效率低，就算有一个历史迷思，那就是很多美国人仍然相信纳粹德国和其他类型政体营造出来的高效假象，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9］在民主社会中，专家给公众提供服务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公民把各种问题的决策权交到了当选代表及其专家顾问的手中，而专家则请公众带着信任去接受这些努力，实际上这些公众已经有足够的信息做出理性的判断。

专家和民众的关系，就像民主社会里的大多数关系一样，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但信任崩塌，专家和外行就变成了敌对势力。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民主社会就会进入一个死亡螺旋，也就意味着衰落近在咫尺，要么是陷入暴民统治，要么是走向精英技术官僚统治。无论哪种情况，都是一个专制主义的结果，都会威胁到今日的美国。

这就是为什么专家和民众的关系崩塌，就意味着民主社会停滞紊乱。美国公众在政治和通识上的贫乏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而其他的社会紊乱正是在这样的土壤生根成长，欣欣向荣，2016年大选只是最近期的一个呈现。正如作家丹尼尔·利比特（Daniel Libit）所描述的，这个国家的公共政策专家发现，“美国选民的无动于衷到了2016年美国大选的时候已经能让人灰心丧气”。［10］只不过，这一警示信号远在那之前就已经出现。

作家苏珊·雅各比（Susan Jacoby）在2018年写道，在美国人朝着无知进发的时候，最让人忧心的不是“无知本身，而是无知还傲慢”——

问题不在于我们不知道某事［据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统计，有五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问题在于有相当数量的美国人还沾沾自喜地认为他们本来就不需要知道这些事……反理性主义和无知的毒液损害着从医疗保健到税收等各种话题的美国公共政策辩论。［11］

普通美国人也许从未喜欢过受过良好教育或专业人士的阶层，但直到最近，他们才如此大范围地把实际的学习当作一件坏事去鄙视。用“反理性”来形容或许还过于委婉了，这差不多可以算是逆进化，与经过验证的知识渐行渐远，朝着口口相传的民间智慧和神话倒退——只是有一点，现在是以电子的速度传播。(www.daowen.com)

现在公民脱离公共政策已经形成恶性循环，而文化水平直线下降、固执的无知野蛮生长成了其中的一环。人们所知有限，对于自己是如何被管理的更是不甚关心，至于他们的经济、科学或政治结构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也好像事不关己。但是，当所有这些过程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的时候，公众就会感到被疏远。故而公众备感挫折，不知所措，他们开始逃离教育和公民参与，转而去追求其他东西，这又会反过来削弱公众的能力，如此循环，渐次加强，尤其是当公众逃离的欲望很容易被任意数量的娱乐产业满足，就更严重了。

这是一个充斥着各种小玩意儿的便利时代，这一切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美国人（公平点儿说，还有很多其他的西方人）拒绝学习足够的知识来管理自己或是引导影响自己生活的政策，在这一点上他们已经变得有点儿幼稚。这表示公民权利已经不复存在，而且还会引发一系列恶劣的后果。

比如，如果公民都资讯贫乏，那知识更丰富的政府官员和精英知识分子就在事实上左右国家和社会的日常运作方向。西方保守派常常引用的一段话，也格外受到美国自由主义者的喜爱，那就是奥地利籍经济学家F.A.哈耶克在1960年写下的：“对今日自由造成最大威胁的是现代政府中最必不可少、最有力量的那些人，这是一群高效率的专家行政人员，且一心扑在他们所认为的公益事业上。”［12］

就连美国上下最卓尔不群的思想家也会赞同哈耶克的观点。很多领域的非民选官员和政策专家对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可是，如今这种情况是默许形成的，而非刻意营造的。民粹主义实际上在强化精英主义，因为无知的欢愉无法发射通信卫星，协商海外美国公民的权利，或是提供有效的药物，这些都是艰巨的任务，即便最愚蠢的人现在也会要求这些东西，并且视之为理所当然的。面对这样无脑的公众，专家也不想与之接触，故而选择与同伴对话，不愿和外行人交谈。

与此同时，美国人对美国政治和经济体系所能提供的东西有着越来越不切实际的期待。当他们把这些东西视为应得的权利，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他们持续对“专家”感到愤怒，尤其是对“精英分子”。在现代美国社会，任何一个人，接受过任何领域的教育，又拒绝纵容公众的错误观念，都可以用“精英分子”这个词形容。当你告知美国人，终结贫困或预防恐怖主义比看起来的难多了，他们就会翻白眼。他们无法理解周围环境的复杂性，转而选择不去理解，还阴阳怪气地指责专家、政治领导人和官员控制了他们的生活。